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作者简介：魏英杰（1991-），女，东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英美文学。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7）-06--02
1775年，著名的浪漫主义散文家查尔斯·兰姆（Charles Lamb，1775-1834）诞生于英国伦敦。自幼视书为友，勤奋好学并以读书为乐。由于生活所迫，兰姆未能进入高等学府接受教育，只能在工作之余进行文学创作与研究。他以“伊利亚”为笔名完成的两部作品：《伊利亚随笔》和《后期随笔集》集中体现了其在散文方面的卓越才能。然而兰姆的文学成就并不限于文学创作上，他同时还是一位颇有建树的文学批评家。兰姆的这一身份却往往容易被人忽视，虽然他并未提出自己的文学理论，也未曾形成较为系统的理论批评，但他在应用批评方面的贡献充分展示了这位文学批评家在文本阅读与评论中独到的见解与思想。因而对兰姆的文学批评思想探究具有一定的研究价值，对我们今后的文学文本的阅读与分析起到一定的借鉴和启示作用。因此对兰姆批评思想的研究应该受到学界的更多关注。
兰姆的文学批评主要体现在对莎士比亚戏剧的评论上面。他对莎士比亚的戏剧情有独钟。兰姆曾在名篇《古瓷器》中回忆道，他从前生活十分清贫，但每个季度也要挤出几先令去看上三、四场莎士比亚戏剧演出。虽然那时他无钱购买池座正厅的票，而只能坐在一先令一张票的楼座中看戏。对于兰姆而言，只要有个位子能看戏，其他什么都无法阻挡其对莎剧的热爱。他写道：“幕一拉开，思想一下子就被阿尔登森林中的洛萨琳、伊利里亚宫中的维奥拉吸引进去了，谁还顾得去想自己在戏院里坐在什么位子上？以及，坐在什么地方究竟意义如何？”[1]由此兰姆对莎翁戏剧的喜爱程度可见一斑。1808年，兰姆和姐姐玛利·兰姆共同合作，完成了《莎士比亚戏剧故事集》，对莎翁的20部戏剧进行了改写。姐弟俩创作这本书的初衷是为了将莎剧改编成孩童皆可欣赏的通俗读物，后来大获成功，颇受各个年龄层读者的青睐，在英国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现如今此书已成为研究莎翁戏剧必读的一本入门书籍。
《论莎士比亚的悲剧》是兰姆笔下非常杰出的一篇较长的莎评文章，它亦属莎翁戏剧评论中一篇颇有价值的参考文献。在兰姆看来，莎剧中的人物本身有别于其他戏剧中的人物，但是观众从演员对莎剧表演中获得的快乐与其他戏剧家笔下的人物相比并无二致。兰姆并非是在贬低演员的技能，因为舞台上的演员语音、语调、表情、着装、演讲、表演技巧等方面再怎么完美，也无法将戏剧人物的真实面目展现在观众面前。更何况是莎翁这样天才级的作家，他的人物独一无二，各具特色，演员是无法真正模仿出像哈姆雷特、奥赛罗这样的伟大心灵的。因此，观众很难通过观看戏剧表演来感受作家百态式的人物，因此莎剧不适宜在舞台上表演。观看戏剧表演与阅读戏剧文本之间往往存在很大差异，人们唯独通过阅读剧本才能更加真实、更为接近作者期望地感受到每个剧中人物区别于其他人物的独特性以及莎翁的伟大所在。兰姆认为莎剧不适合舞台表演而更适合阅读的另一个原因是，他发现当时戏剧的“场景艺术着重表露激情，表演者的激情展现的越粗俗，越易被人觉察，则越能吸引观众的眼球”[2]，这种不良的剧风不利于人们对莎剧艺术性的欣赏与探索。
《莎士比亚同时代的戏剧家评选》是兰姆对伊丽莎白时期一些戏剧家的作品进行汇编的一本选集，开启了对莎翁之外的古典英语戏剧研究的复兴之门。兰姆除了选取当时人们耳熟能详的像克里斯托弗·马洛和乔治·皮尔这样的大学才子的作品之外，还将人们不太熟识的剧作家介绍给英国读者，诸如弗朗西斯· 博蒙、约翰·弗莱彻和托马斯·海伍德。在伊丽莎白女王当政时期，道德主义十分盛行。此部作品很好地再现了这一时期的道德风貌。但是那种极端的道德主义令兰姆非常反感，在书中有所体现：“枯燥的道德说教使舞台不被允许出现带有满是美妙激情的场景。极度拘谨、愚蠢地对待情感”。[3]此选集的一大特色就是兰姆将自己对戏剧的批评思想写入其中。从个人的阅读感受和主观印象出发，从不以权威自居，通过对文本的分析评论，细心挖掘戏剧中蕴含的真与美，进而使作品成为当时社会的一个缩影。被郁达夫称为“中国的伊利亚”的著名散文大师梁遇春曾这样评价兰姆在该选集中所做的批评论述：“吉光片羽，字字珠玑，虽然只有几十页，是一本重要文献”[4]。
兰姆的许多批评思想还散见在他的散文随笔及与亲友之间的往来信件中，漫评他看过的书，读过的诗歌和戏剧。兰姆的批评思想往往是针对某一篇随笔和书信的特定内容有感而发，通过联想把谈论的话题内容在头脑中进行加工，并逐步形成自己对文学文本的独特个人感受与印象式批评，再现作品的深远意境。兰姆的批评虽属一家之言，但其中不乏许多他对文学创作方面的真知灼见。
兰姆的散文随笔是英国浪漫主义的产物，摆脱理性主义束缚，彰显个性特质。而他的批评思想之泉则流淌在这些颇具个性的散文随笔之中。“风格即人”这一说法用来形容兰姆的写作特点再恰当不过。生活中的兰姆为人随和，有时在外人面前略显羞涩，加之名字中的Lamb有“羊羔”之意，好友柯勒律治总是喜欢戏称其为“温和的兰姆”。在创作上，他开创了屬于自己的兰式文风：文字浅显易懂，贴近生活，平和，随意。兰姆的风格与其人生阅历密切相关，为了维持生计，十几岁就到伦敦的东印度公司工作；因照顾时常犯疯病的姐姐，一生未娶。家庭的悲剧、凄苦的生活使他的文风略带忧伤和怀旧之调，但又不乏幽默甚至讽刺之感，有时嘲讽他人，有时也是对自身的一种嘲讽。
兰姆的文学批评思想与他的创作风格也是互为映照，他认为作家在文学创作中应该拥有专属于自己的独特风格，避免矫揉造作或一味迎合他人，只有展现自己才是最真实、最适合和最自然的表现手法。他的这种观点在《故伊利亚君行述》中有所记载，“一个作家，与其硬要装出一种和自己格格不入的所谓自然风格，还不如在自己所喜爱的古色古香情调中保持一点儿自然的风味”[5]。这种对个人自然风格的追求与著名浪漫主义诗人济慈的观点不谋而合，“如果诗不像叶子长在树上那样自然地来，最好就不要来了”。[6]浪漫主义作家强调情感的彰显，在作品中高举“我手写我心”的旗帜。兰姆极为赞同这一主张，“在人物热情洋溢的台词掩盖之下”，作家“往往不受责难地吐露出自己内心深处的情感，含蓄地说出自己的经历”[7]。 再如，在一篇题为《关于京城内乞丐减少一事之我见》的随笔中，兰姆就乞丐这一形象引申到去谈论文学作品中的人物塑造技巧上来，“当诗人和传奇作家们要把命运的错讹非常尖锐、非常动人地描写出来，他们若不把主人公一直写到破衣烂衫、提囊要饭就决不罢休。”[8]只有将主人公进行乞丐式塑造，才能达到作家揭示人物落魄到极致的境地。例如克丽西达失去王子之爱后，随即也就失去美貌，变成了一个可怜的乞丐的形象塑造就恰恰符合兰姆的“沦落就要跌落到谷底”的观点。读者不难发现，在莎剧中，也有很多人物最终都被刻画成了悲凉命运的绝望承受者，处境似乞丐一般。如在《李尔王》中，暴风骤雨之夜，李尔王被赶出宫后，暂驻于荒原时孤寂悲惨的凄苦老人形象；在《威尼斯商人》中，败诉后的夏洛克被定有谋害威尼斯市民的罪名，因而也丧失了全部财产的所有权，剧中其他人物欢欢喜喜，唯独这位可怜的犹太人却好像乞丐一般一无所有。在兰姆看来，遭受厄运的人物如若不像前面所述的手法进行塑造，而是把他们写的上不上，下不下，反倒会使读者、观众心生厌恶之感，影响对戏剧的喜爱程度。此番论述虽看似有些极端或片面，会有人持反对意见，但读者很容易被他精彩的散文论述风格深深折服，无暇顾及反对他的观点。若深思熟虑过后，读者会发现他的这一评论并非理不胜辞。因此针对兰姆的这一乞丐形象塑造的评论，也只能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
兰姆除了在散文方面的高深造诣之外，同时还是英国文学史中屈指可数的优秀书信作家之一。他的书信以散文的风格写作而成，对个人家庭、社会百态和时代风貌等内容均有涉及，其中许多信件是他与志同道合的友人之间珍贵友情的呈现。这些信件中还不乏大量兰姆对当时一些重要文学作品的精彩品评。在1801年写给华兹华斯的一封信中，兰姆指出《抒情歌谣集》中，“《古舟子咏》、《疯狂的母亲》和《廷腾寺》是首屈一指的，诗集中其他任何一首都不如它们有力”[9]。他指出《古舟子咏》在进行着这样一种尝试：“压制和埋葬一个人所有的个性和记忆——就像是人在做噩梦的时候一样，此时最可怕的特点就是一个人的意识都失去了。”兰姆还对诗集中的其他诗歌进行了点评，甚至诗歌中某个字词的使用是否得当都进行了反复推敲。例如，他认为《诗人的墓志铭》一诗“被开头对牧师和律师的讽刺和第六节中那个粗暴的形容词‘精心的’给弄坏了”[10]，谈及到该诗的其他部分时，兰姆给予充分肯定，认为都非常精彩，并恰好符合华兹华斯本人的风格。他对作品的评论可谓做到了客观公正。
兰姆反对诗歌作品中出现过于直接的说教成分，因为在读者还未来得及注意到会有什么内容出现时，那些说教成分就会有意无意地被读者吸收，从而干扰读者阅读。兰姆指的说教成分也就是后来被称为元小说的一种叙事策略。广义上来讲，元小说叙事策略就是指作家在进行写作的过程中将自己的创作过程注入小说文本，并会时常告诫读者应该如何读，怎么读。《坎伯兰乞讨人》这首诗的瑕疵便是说教过于直接，读者阅读就好像在听一场演讲一般。“一个有头脑的读者在被告知‘我要教你怎样去理解这首诗的主题’的时候，会感到这是一种侮辱”[11]，兰姆发现上述问题也同样存在于斯特恩和许多其他小说家以及现代诗人们的作品中，“他们总是在其作品中标上记号表明到哪儿就该如何感受了。他们总是假设他们的读者都是傻瓜——这和《鲁宾逊漂流记》、《韦克菲尔德的威卡》、《罗德利克·兰德姆》及其他优美、纯粹的叙事作品甚为迥异。”[12]
纵观兰姆的文学批评思想，兰式批评可用“印象式批评”（impressionistic criticism）进行高度概括。他所使用的批评方法不如好友柯勒律治等批评大家那样具有逻辑性和哲理性，评论皆是自身情感的坦诚表露，随笔式的风格，无拘无束，属于兰式的一家之言。然而，兰姆的批评其价值所在则恰恰得益于作者独特的个人阅读、审美品位与个性的有机结合。因此，兰式批评是一种充分展现个人特质的纯粹式文学批评，这种在批评中融入评论家个人内心真实情感的做法也是英国浪漫主义者们所高赞的“情感自然流露”理念的一个集大成之体现。兰姆虽然只能算是一个业余的文学创作者和批评家，无法与柯勒律治、华兹华斯、哈兹利特等人并驾齐驱，但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他颇具个性特质的兰式创作以及文学批评思想为英国浪漫主义文学史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注释：
[1]查尔斯·兰姆，《伊利亚随笔选》，刘炳善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年。第295页。
[2] Lamb， Charles. The Works of Charles Lamb. Vol. 4， Boston： William Veazie， 1864. p. 82.
[3] Roy Park， ed.， Lamb as Critic. London： Routledge， 1980. p. 122.
[4]梁遇春，《春醪集，淚与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第52页。
[5]查尔斯·兰姆，《伊利亚随笔选》，刘炳善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年。第201页。
[6]Keats， John. Selected Letters of John Keats. Cambridge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7）-06--02
1775年，著名的浪漫主义散文家查尔斯·兰姆（Charles Lamb，1775-1834）诞生于英国伦敦。自幼视书为友，勤奋好学并以读书为乐。由于生活所迫，兰姆未能进入高等学府接受教育，只能在工作之余进行文学创作与研究。他以“伊利亚”为笔名完成的两部作品：《伊利亚随笔》和《后期随笔集》集中体现了其在散文方面的卓越才能。然而兰姆的文学成就并不限于文学创作上，他同时还是一位颇有建树的文学批评家。兰姆的这一身份却往往容易被人忽视，虽然他并未提出自己的文学理论，也未曾形成较为系统的理论批评，但他在应用批评方面的贡献充分展示了这位文学批评家在文本阅读与评论中独到的见解与思想。因而对兰姆的文学批评思想探究具有一定的研究价值，对我们今后的文学文本的阅读与分析起到一定的借鉴和启示作用。因此对兰姆批评思想的研究应该受到学界的更多关注。
兰姆的文学批评主要体现在对莎士比亚戏剧的评论上面。他对莎士比亚的戏剧情有独钟。兰姆曾在名篇《古瓷器》中回忆道，他从前生活十分清贫，但每个季度也要挤出几先令去看上三、四场莎士比亚戏剧演出。虽然那时他无钱购买池座正厅的票，而只能坐在一先令一张票的楼座中看戏。对于兰姆而言，只要有个位子能看戏，其他什么都无法阻挡其对莎剧的热爱。他写道：“幕一拉开，思想一下子就被阿尔登森林中的洛萨琳、伊利里亚宫中的维奥拉吸引进去了，谁还顾得去想自己在戏院里坐在什么位子上？以及，坐在什么地方究竟意义如何？”[1]由此兰姆对莎翁戏剧的喜爱程度可见一斑。1808年，兰姆和姐姐玛利·兰姆共同合作，完成了《莎士比亚戏剧故事集》，对莎翁的20部戏剧进行了改写。姐弟俩创作这本书的初衷是为了将莎剧改编成孩童皆可欣赏的通俗读物，后来大获成功，颇受各个年龄层读者的青睐，在英国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现如今此书已成为研究莎翁戏剧必读的一本入门书籍。
《论莎士比亚的悲剧》是兰姆笔下非常杰出的一篇较长的莎评文章，它亦属莎翁戏剧评论中一篇颇有价值的参考文献。在兰姆看来，莎剧中的人物本身有别于其他戏剧中的人物，但是观众从演员对莎剧表演中获得的快乐与其他戏剧家笔下的人物相比并无二致。兰姆并非是在贬低演员的技能，因为舞台上的演员语音、语调、表情、着装、演讲、表演技巧等方面再怎么完美，也无法将戏剧人物的真实面目展现在观众面前。更何况是莎翁这样天才级的作家，他的人物独一无二，各具特色，演员是无法真正模仿出像哈姆雷特、奥赛罗这样的伟大心灵的。因此，观众很难通过观看戏剧表演来感受作家百态式的人物，因此莎剧不适宜在舞台上表演。观看戏剧表演与阅读戏剧文本之间往往存在很大差异，人们唯独通过阅读剧本才能更加真实、更为接近作者期望地感受到每个剧中人物区别于其他人物的独特性以及莎翁的伟大所在。兰姆认为莎剧不适合舞台表演而更适合阅读的另一个原因是，他发现当时戏剧的“场景艺术着重表露激情，表演者的激情展现的越粗俗，越易被人觉察，则越能吸引观众的眼球”[2]，这种不良的剧风不利于人们对莎剧艺术性的欣赏与探索。
《莎士比亚同时代的戏剧家评选》是兰姆对伊丽莎白时期一些戏剧家的作品进行汇编的一本选集，开启了对莎翁之外的古典英语戏剧研究的复兴之门。兰姆除了选取当时人们耳熟能详的像克里斯托弗·马洛和乔治·皮尔这样的大学才子的作品之外，还将人们不太熟识的剧作家介绍给英国读者，诸如弗朗西斯· 博蒙、约翰·弗莱彻和托马斯·海伍德。在伊丽莎白女王当政时期，道德主义十分盛行。此部作品很好地再现了这一时期的道德风貌。但是那种极端的道德主义令兰姆非常反感，在书中有所体现：“枯燥的道德说教使舞台不被允许出现带有满是美妙激情的场景。极度拘谨、愚蠢地对待情感”。[3]此选集的一大特色就是兰姆将自己对戏剧的批评思想写入其中。从个人的阅读感受和主观印象出发，从不以权威自居，通过对文本的分析评论，细心挖掘戏剧中蕴含的真与美，进而使作品成为当时社会的一个缩影。被郁达夫称为“中国的伊利亚”的著名散文大师梁遇春曾这样评价兰姆在该选集中所做的批评论述：“吉光片羽，字字珠玑，虽然只有几十页，是一本重要文献”[4]。
兰姆的许多批评思想还散见在他的散文随笔及与亲友之间的往来信件中，漫评他看过的书，读过的诗歌和戏剧。兰姆的批评思想往往是针对某一篇随笔和书信的特定内容有感而发，通过联想把谈论的话题内容在头脑中进行加工，并逐步形成自己对文学文本的独特个人感受与印象式批评，再现作品的深远意境。兰姆的批评虽属一家之言，但其中不乏许多他对文学创作方面的真知灼见。
兰姆的散文随笔是英国浪漫主义的产物，摆脱理性主义束缚，彰显个性特质。而他的批评思想之泉则流淌在这些颇具个性的散文随笔之中。“风格即人”这一说法用来形容兰姆的写作特点再恰当不过。生活中的兰姆为人随和，有时在外人面前略显羞涩，加之名字中的Lamb有“羊羔”之意，好友柯勒律治总是喜欢戏称其为“温和的兰姆”。在创作上，他开创了屬于自己的兰式文风：文字浅显易懂，贴近生活，平和，随意。兰姆的风格与其人生阅历密切相关，为了维持生计，十几岁就到伦敦的东印度公司工作；因照顾时常犯疯病的姐姐，一生未娶。家庭的悲剧、凄苦的生活使他的文风略带忧伤和怀旧之调，但又不乏幽默甚至讽刺之感，有时嘲讽他人，有时也是对自身的一种嘲讽。
兰姆的文学批评思想与他的创作风格也是互为映照，他认为作家在文学创作中应该拥有专属于自己的独特风格，避免矫揉造作或一味迎合他人，只有展现自己才是最真实、最适合和最自然的表现手法。他的这种观点在《故伊利亚君行述》中有所记载，“一个作家，与其硬要装出一种和自己格格不入的所谓自然风格，还不如在自己所喜爱的古色古香情调中保持一点儿自然的风味”[5]。这种对个人自然风格的追求与著名浪漫主义诗人济慈的观点不谋而合，“如果诗不像叶子长在树上那样自然地来，最好就不要来了”。[6]浪漫主义作家强调情感的彰显，在作品中高举“我手写我心”的旗帜。兰姆极为赞同这一主张，“在人物热情洋溢的台词掩盖之下”，作家“往往不受责难地吐露出自己内心深处的情感，含蓄地说出自己的经历”[7]。 再如，在一篇题为《关于京城内乞丐减少一事之我见》的随笔中，兰姆就乞丐这一形象引申到去谈论文学作品中的人物塑造技巧上来，“当诗人和传奇作家们要把命运的错讹非常尖锐、非常动人地描写出来，他们若不把主人公一直写到破衣烂衫、提囊要饭就决不罢休。”[8]只有将主人公进行乞丐式塑造，才能达到作家揭示人物落魄到极致的境地。例如克丽西达失去王子之爱后，随即也就失去美貌，变成了一个可怜的乞丐的形象塑造就恰恰符合兰姆的“沦落就要跌落到谷底”的观点。读者不难发现，在莎剧中，也有很多人物最终都被刻画成了悲凉命运的绝望承受者，处境似乞丐一般。如在《李尔王》中，暴风骤雨之夜，李尔王被赶出宫后，暂驻于荒原时孤寂悲惨的凄苦老人形象；在《威尼斯商人》中，败诉后的夏洛克被定有谋害威尼斯市民的罪名，因而也丧失了全部财产的所有权，剧中其他人物欢欢喜喜，唯独这位可怜的犹太人却好像乞丐一般一无所有。在兰姆看来，遭受厄运的人物如若不像前面所述的手法进行塑造，而是把他们写的上不上，下不下，反倒会使读者、观众心生厌恶之感，影响对戏剧的喜爱程度。此番论述虽看似有些极端或片面，会有人持反对意见，但读者很容易被他精彩的散文论述风格深深折服，无暇顾及反对他的观点。若深思熟虑过后，读者会发现他的这一评论并非理不胜辞。因此针对兰姆的这一乞丐形象塑造的评论，也只能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
兰姆除了在散文方面的高深造诣之外，同时还是英国文学史中屈指可数的优秀书信作家之一。他的书信以散文的风格写作而成，对个人家庭、社会百态和时代风貌等内容均有涉及，其中许多信件是他与志同道合的友人之间珍贵友情的呈现。这些信件中还不乏大量兰姆对当时一些重要文学作品的精彩品评。在1801年写给华兹华斯的一封信中，兰姆指出《抒情歌谣集》中，“《古舟子咏》、《疯狂的母亲》和《廷腾寺》是首屈一指的，诗集中其他任何一首都不如它们有力”[9]。他指出《古舟子咏》在进行着这样一种尝试：“压制和埋葬一个人所有的个性和记忆——就像是人在做噩梦的时候一样，此时最可怕的特点就是一个人的意识都失去了。”兰姆还对诗集中的其他诗歌进行了点评，甚至诗歌中某个字词的使用是否得当都进行了反复推敲。例如，他认为《诗人的墓志铭》一诗“被开头对牧师和律师的讽刺和第六节中那个粗暴的形容词‘精心的’给弄坏了”[10]，谈及到该诗的其他部分时，兰姆给予充分肯定，认为都非常精彩，并恰好符合华兹华斯本人的风格。他对作品的评论可谓做到了客观公正。
兰姆反对诗歌作品中出现过于直接的说教成分，因为在读者还未来得及注意到会有什么内容出现时，那些说教成分就会有意无意地被读者吸收，从而干扰读者阅读。兰姆指的说教成分也就是后来被称为元小说的一种叙事策略。广义上来讲，元小说叙事策略就是指作家在进行写作的过程中将自己的创作过程注入小说文本，并会时常告诫读者应该如何读，怎么读。《坎伯兰乞讨人》这首诗的瑕疵便是说教过于直接，读者阅读就好像在听一场演讲一般。“一个有头脑的读者在被告知‘我要教你怎样去理解这首诗的主题’的时候，会感到这是一种侮辱”[11]，兰姆发现上述问题也同样存在于斯特恩和许多其他小说家以及现代诗人们的作品中，“他们总是在其作品中标上记号表明到哪儿就该如何感受了。他们总是假设他们的读者都是傻瓜——这和《鲁宾逊漂流记》、《韦克菲尔德的威卡》、《罗德利克·兰德姆》及其他优美、纯粹的叙事作品甚为迥异。”[12]
纵观兰姆的文学批评思想，兰式批评可用“印象式批评”（impressionistic criticism）进行高度概括。他所使用的批评方法不如好友柯勒律治等批评大家那样具有逻辑性和哲理性，评论皆是自身情感的坦诚表露，随笔式的风格，无拘无束，属于兰式的一家之言。然而，兰姆的批评其价值所在则恰恰得益于作者独特的个人阅读、审美品位与个性的有机结合。因此，兰式批评是一种充分展现个人特质的纯粹式文学批评，这种在批评中融入评论家个人内心真实情感的做法也是英国浪漫主义者们所高赞的“情感自然流露”理念的一个集大成之体现。兰姆虽然只能算是一个业余的文学创作者和批评家，无法与柯勒律治、华兹华斯、哈兹利特等人并驾齐驱，但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他颇具个性特质的兰式创作以及文学批评思想为英国浪漫主义文学史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注释：
[1]查尔斯·兰姆，《伊利亚随笔选》，刘炳善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年。第295页。
[2] Lamb， Charles. The Works of Charles Lamb. Vol. 4， Boston： William Veazie， 1864. p. 82.
[3] Roy Park， ed.， Lamb as Critic. London： Routledge， 1980. p. 122.
[4]梁遇春，《春醪集，淚与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第52页。
[5]查尔斯·兰姆，《伊利亚随笔选》，刘炳善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年。第201页。
[6]Keats， John. Selected Letters of John Keats. Cambridg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