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在南京落幕的《新史学》集刊创刊十周年研讨会被舆论 戏称为史学界的“春晚”，虽知是坊间戏言不必当真，私下权当同仁 关爱鼓励之语，聊以自勉，可细酌起来两者实难相互比拟。“春晚” 披上的是全民过节狂欢的外衣，营造家和事兴之象，毕竟底色衬托 国家意志，主题面面俱到，教化意味浓烈。《新史学》自边缘起步， 论者出语锋利尖锐，倡言新知不免忤逆旧论，招人侧目，虽不肯久 居史界边陲，至今是否融入主流尚且存疑。一路磕磕绊绊走来，回 望经年努力之成败得失，值得认真反思检视。姑妄言之，不妨把这 些年的办刊实验概括为两个“模糊”，一个“效应”。两个“模糊” 是“新”与“旧”之间界线日益模糊，“世界化”与“本土化”的藩 篱不断拆除 ；一个“效应”是《新史学》编纂体系犹如八爪鱼般荟 萃散播讯息，目的是集群体之力，以防个人视界自限狭拘。

跨越“新”與“旧”的边界

　　近世以来，国人逐渐沾染上了崇拜新事物的习惯，变革与求新 的愿望常常相伴而生，此心理为屡遭外人欺辱做出的本能反应，本 无可厚非，关键若以趋新为名拼命舍旧，甚而弃之如敝屣，则极易养成崇洋不化的痼疾。“新”与“旧”相对峙，不时要相互转化，才 保有生机，没必要演成死活对杀的僵硬棋局，国人明白这个道理经 历了颇为漫长的岁月。二○○二年正逢任公发表《新史学》一百周 年，九个学科的学者聚集北京香山，召开“中国需要什么样的新史学” 研讨会以示纪念。会议之本意是要用更加密集的“趋新”言论去突 破渐显落伍的进化史观。会前特请书法家张志和先生手书任公名句：
　　“历史者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得其公理公例者也”，悬于正厅门 口，就是想借此句为议论鹄的，带有边继承边检讨的双重深意。
　　任公当年发明两大史观引领史界，铸成趋新典范。一是把史学 当作培养“国民意识”的工具，讥讽国人只有家庭之念无国家认同 之感，倡言以小我服从民族自立之大我，这是近代民族主义迅速崛 起的嚆矢。只不过“国民意识”一旦塑造定型，难免压抑个人自由 权利的彰扬，特别是国家为动员民众，把民族主义编织成符合特定 政治目标的耀眼旗帜，这面旗帜时常被反复高举，在凝聚民心民力 的同时极易造就盲目自恋与自卑的双重心态。二是任公首倡研史目 的乃是寻找人类历史发展之“公理公例”，这是进化论逻辑的别样表 达。“公理公例”后来被频繁置换成“必然性”“历史规律”“阶级对抗” 等术语，移植到各类历史教科书中，成为历史命定论信条的标准表 述。任公晚年对此似有醒悟和反省，故多以“缘”“业”等中国古典 辞藻注释历史演变之势，借以矫正宿命武断的直线进化观点，从崇“新”论调开始向习古风尚迁移，至此“新”言“旧”论之间才逐渐 化解开殊死争斗的纽结。
　　二○○二年香山会议的主旨是想通过援引西方社会科学之活水 浇灌中国史界之叛逆新蕾，剪除旧史残留的枯枝败叶。如今看来， 这正是缺乏自信的表现，流露出难以自我救赎的焦躁情绪，与任公 饥不择食吸纳西学精髓的迫切心理不谋而合。与晚清相比，二○○ 二年的中国情况已大有不同，正面临后现代理论乘势崛起蔚然成风的时刻，再大谈“公例公理”显然太属老套，可见“趋新”的主调 大体未变，只不过在恋“新”之人眼里，西化的内容日益丰满，“趋 新”的前景更加绚烂，任公作为当年史界革命宗师一时成为今天的 众矢之的，恰在于他老人家已不够“时尚”。香山会议遂以纪念为由， 不自量力地担负起了批判半旧半新之中国史学的责任。现在看起来， 当年九大学科学者荟萃一方的设局难免有些刻意而为，话题多集中 在社会科学入史的可能及其局限等问题的讨论，不但任公的“进化” 史观已属“旧”路，那些与西学新知无缘的所谓“旧”史学更是被 悬置起来，冷落在了一边。
　　会议接近尾声，倒是有一个“旧”史学的人李零跑出来讲了一 段似乎与“新”全不搭调的话，他调侃说自己就是个捡垃圾的，因 为考古学就是要把别人丢弃的东西重新再捡回来发现它的价值。他 说理论就像敲门砖，敲完门就要丢掉，不像有些古董当年被埋掉了， 再挖出来就成了宝贝。比如人类学方法的移植，如果新之又新，也 就不成其为新了，反而成为旧的了。“新史学”弄不好成了“新新人 类史学”。他举苏东坡的话说“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 瞬”。这是从“新”的心态入手，反之“自其不变而观之”，“则物与 我皆无尽也”。今人讲近代学术史经常碰到的窘境是，新学里面有旧 学，旧学里面也有新学，其实是新学不新，旧学不旧，新旧的看法 一下子变得复杂起来。故王国维先生说得对，学问应不分古今中外 才是，否则“新”就变成了专门制造学界对立的一个字眼。
　　对比起来，十五年前的香山会议，大家的眼光还是紧盯着“新” 的一面趋之若鹜，日本建筑师伊东丰雄说过，近代主义思想即是一 种将我与他人，内与外明确加以区分的思想，这个明快直接的观念 为科学技术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代价是忽略了无法加以区分的 灰色领域。伊东认为，日本传统建筑空间和人际关系就有不明确的 模糊特点，只有把握这些特点才能保留文化的多元性。中国的情况何尝不是如此。令人欣慰的是，十五年后的南京会议风向渐转，已 有不少人开始花费更多精力去探寻“旧”事“旧”物“旧”观点的 价值。罗志田在观察梁漱溟对东方失语困局的认识时，就发现解释 系统转换后，文化表述会呈现出失语状态。他引述列文森的观点说 中西冲突大致分为两类，即“词汇转变”和“语言转变”，中国近代 思想界不是移用西方个别词句对传统历史观进行修修补补，而是全 面照搬内里的思维套路，基本上属“语言转变”这一级，在依赖西 学上早已病入膏肓。我曾听有人讥损说，中国人只有依靠外来词语 的描述才能辨识自己是什么样的中国人。文化无法自我表达变成了 中国人持续的深层焦虑，一味趋新也许只能加重失语的病态。
　　十五年来，中国史学界为摆脱如上焦虑状态曾尝试过以下几个 变革思路，一是“事实重建”，这条路容易被误解为乾嘉学派再现江 湖，只知埋头具体细节的复原，徒劳地寻找所谓历史“客观性”。在 我看来，“事实重建”派恰恰是捡回了主流史学有意无意丢弃或遮蔽 的那一部分史实，重新赋予其应有的位置，不但不显“客观”，反而 蕴含有另一种强烈的主观意图在内，是典型的“后现代”取向，只 不过他们不便明说而已，与李零十五年前所讲考古学的“捡垃圾” 之意颇为近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