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薛暮桥，中国经济学界泰斗，国家计委、物价委最早领导人之一，首届中国经济学奖获得者。
薛暮桥，原名薛与龄，曾用名薛雨林，笔名余霖、霖，1904年生于江苏省无锡县。1926—1927年参加杭州铁路工人运动，1931年参加陈翰笙领导的中央研究院农村经济调查，1933—1934年参与创办“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并担任会刊《中国农村》主编，1938年任新四军教导总队训练处处长，1941年任抗大华北总分校训练部部长，1943—1947年任山东省民主政府工商管理局局长，新中国成立后历任国家统计局局长、国家计委副主任、国家经委副主任、国家物价委员会主任、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学部委员等职。
主要著作有《中国农村经济常识》（新知书店1937年）、《中国国民经济的社会主义改造》 （合著，人民出版社1959年）、《社会主义经济理论问题》（人民出版社1979年）、《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研究》（人民出版社1979年）、《旧中国的农村经济》（农业出版社1980年）、《薛暮桥经济论文选》（人民出版社1984年）、《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天津人民出版社1990年）、《薛暮桥学术精华录》（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1992年）、《薛暮桥回忆录》（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
他开完会，回到家坐在椅子上，
忽然就哭起来了
2005年3月24日，首届中国经济学奖颁奖典礼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位列第一的是一位101岁高龄的老人，而且他是四位获奖者中唯一获得全票通过的候选人。他就是著名经济学家薛暮桥 (其他三位是马洪、刘国光、吴敬琏)。
由于健康原因，101岁的薛暮桥没有到场领奖，代替薛暮桥领奖的是他的女儿薛小和。
薛暮桥最后一次接受采访时已90高龄，他向大家介绍了他的最后一本著作。这本书收录了他75岁以后写的许多文章。75岁，当很多人在回顾总结一生成败的时候，薛暮桥却再次冲上了经济工作的一线战场，成为一位白发战士。那是在1978年，一个孕育重大转折的时代。
这个春天，有27万幸运儿步入已经荒弃10年的大学校园，北京各大机关的礼堂也在悄悄放映一些被称为“内参片”的外国电影；这个春天，6000名科技工作者在人民大会堂参加了科学大会，一些久别的面孔重现于大会上。然而经济领域乍暖还寒。这一年2月，五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的《发展国民经济十年规划纲要》提出了这样的发展目标：要建设10个钢铁基地、10个大油气田等多达120个大型项目，这让当时担任国家计划委员会经济研究所所长的薛暮桥忧心忡忡。
薛小和：1978年五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的时候，他开完会，回到家来坐在椅子上，忽然就哭起来了。当时他坐在一个扶手椅上，拍着扶手哭。我觉得特别奇怪，就问他，爸爸你怎么了？他说，现在国民经济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国家计委领导向全国人大作的报告却还陷在分钱分物的数字中，不思改革。我很奇怪，还觉得好像当时比“四人帮”之前的情况要好多了，怎么是濒于崩溃呢？但他是清楚的，所以他哭，而且不是那种悲痛的哭，是那种非常急的哭，敲着扶手。我父亲是一个长于忍耐的人，到这种痛哭的地步，我想他是急到无论如何也忍不住了。
对于这次会议通过的十年规划，薛暮桥曾和他的助手吴凯泰谈论过。
吴凯泰：他不同意当时中央的一些做法。薛暮桥说，这是要变成“洋跃进”啊！钢产量1985年就一下子要达到6000万吨，他说凭空冒出一个6000万吨，要搞几个宝钢啊？！得要10个钢铁基地、10个煤炭基地、10个大油田。他觉得那种急于求成的指导思想又上来了。
当时，持续20多年的“左”的错误还没有受到公开批判，大家都觉得错了，但是没人敢说。所以这些指示布置下来，好多人也都照着干了，真正认识到错误并且敢说的人很少。薛老自己确实也是经过思想斗争的——到底说不说啊？
国民党报纸曾说周恩来手下有两个人：
一个叫薛暮桥，负责发钞票；
一个叫杨立三，负责发炮弹
薛暮桥率先对高指标、高速度提出质疑，这在许多人看来不可思议。因为中国原先执行的计划经济管理体制浸透着他30年的心血，他早已被视为中国经济理论界的一面旗帜。当然，这一切与他此前的经历密不可分。
1904年（清光绪三十年）10月25日，薛暮桥出生在无锡县礼社镇。父亲薛魁标是当地一位颇有声望的开明士绅。1918年，薛暮桥考入江苏第三师范学校，但1920年父亲因欠债悬梁自尽，家境窘迫，只好辍学。
谈起此后的求学经历，薛暮桥总是提到“牢监大学”。1927年6月，参加组织沪杭甬铁路总工会的薛暮桥因叛徒告密被捕入狱，直到1930年12月才被保释出狱。或许是因祸得福，薛暮桥在三年多的监狱生活中，阅读了大量的著作。多年后，薛暮桥到美国访问，一位美国教授问薛暮桥的毕业院校，薛暮桥以“牢监大学”答之；又问何事入狱，答道，Communist（共产党员）。教授们恍然大悟，传为奇谈。牢监这三年是薛暮桥第一次系统读书的时期，为薛暮桥打下了宽博的知识基础，养成了独立的理论思考的习惯。
薛暮桥不仅有深厚的理论素养，同样也拥有丰富的实践经验。还在1943年，薛暮桥就因在山东抗日根据地成功领导对敌货币斗争进入了中央经济工作的核心领导层。1948年在西柏坡，他被任命为中央财经部秘书长，协助周恩来处理经济特别是货币发行工作。关于这一段经历，薛暮桥曾对秘书李克穆回忆过。
李克穆：1948年在西柏坡，他是周恩来的主要经济助手，每天晚上10点钟以后到周恩来的办公室，协助周恩来研究经济问题。研究什么呢？就是研究即将诞生的新中国怎么进行经济建设。当时国民党报纸上曾经登了一个消息，说周恩来手下有两个人：一个叫薛暮桥，负责发钞票；一个叫杨立三，负责发炮弹。可见当时薛老的位置是很重要的。
新中国成立后，薛暮桥被任命为中央财经委秘书长。从1953年起，中国开始用计划经济模式指导大规模经济建设，薛暮桥被委以重任，兼任国家计委委员、统计局局长，后又任国家计委副主任。1962年，他又担任中国第一任物价委员会主任。
身居要职的薛暮桥，成为中国经济管理体制的重要设计者。
这事给我的第一印象，
是觉得他跟原来很不一样了
1978年4月18日，思虑再三的薛暮桥终于决定写信上书中央，收信人是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李先念和刚刚恢复工作的邓小平。信中直指当时国民经济比例失调，需要调整，要把农业搞上去，要控制基本建设规模，搞好综合平衡，为此迫切需要总结过去28年特别是“大跃进”的经验教训，摆脱“左”的指导思想的束缚。
吴凯泰：他就写给邓小平，写给李先念，讲我们的农业靠现在这样是不行的，究竟怎样才能搞上去？关键是要落实政策，十年规划一定要注意综合平衡，而且计划体制当中的弊病也要改一改。薛老提出，要解决这些问题，非要总结一下20多年的经验教训不可。如果不总结这20多年的经验教训，大家还是觉得这一套是对的，照它办，那用不了几年就会再来一次大折腾、大挫折。
他在信中说，“如果没有中央负责同志出来说话，很难打破这个禁区。”“我提出这个问题，估计是会受到许多同志批评的。”
不久，薛暮桥上书中央的消息传到了国家计委经济研究所。
吴凯泰：后来不知道怎么传出来的，有人知道了薛老要闯禁区。一个借调的同志就公开说，我可不参加。他显然是不敢冒这个险，20多年的党内批判斗争把一些人吓怕了。
吴敬琏，中国经济学杰出贡献奖得主，以敢于直言著称。1978年，他正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工作。薛暮桥当年的行动，看在这些小字辈眼里，让他们颇感惊奇。
吴敬琏：这事给我的第一印象，是觉得他跟原来很不一样了。这件事以后他在国家计委受到很大的压力，计委党组决定要批判他。他明明知道计委的领导是主张高指标的，但他认为这是错误的。这件事本身就很了不起，因为追求高指标这件事已经成为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习惯。
吴凯泰：他是最清楚整个过程的，他是国家计委副主任、统计局局长，又是中央财经小组成员。调整的时候，他参加了决策，而且是物价委员会主任。他很清楚这些错误究竟经历了怎样的过程，怎么犯的，有些什么问题。所以，他憋不住的，他觉得这东西不说对不起人民，对不起党。
我觉得这是非常可贵的，
因为他是中国经济方面
最响当当的一块牌子
薛暮桥在上书中央的信中，痛陈了20多年来党在经济建设工作中的错误，这些都是此前的10年时间里薛老一直在自我反思和斗争的问题。
10年前，也就是1968年，薛暮桥被打成了“走资派”，之后又被分配到湖北襄樊干校劳动改造。正是在这段时间里，他开始拿起笔，认真思索新中国成立以来经济建设的经验和教训。这就是后来《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研究》一书的前身。
和薛暮桥一起去干校的还有在薛家做了十几年保姆工作的杨晓华。当时她在国家计委食堂工作，为了照顾薛老，也主动来到了干校。在她眼里，薛老是一个即便在那种严酷环境下，还是丢不下笔的倔老头。
杨晓华：他就在那儿写，拿个马扎坐在床旁边，拿床当桌子。到最后我没办法，看他坐的那个小马扎太小，我又让别人给他做了一个高点的，比咱们这种椅子稍微矮一点，这样他能坐下。
薛小和：在干校里，他只要收了工，休息一会儿后就会趴那儿写。当时他那写东西的样子挺另类的，你想干校的人都在干活，回去都很累了，吃点饭休息，没有什么人读书了，只有他这样还在写，而且他们宿舍住四个人，很挤，他往那儿一坐就会影响别人走路。
杨晓华：有好多人都给他提意见，说薛老你算了，别写了，你就是为了这些书才挨了斗，你说你犯得上吗？这么大岁数了，休息休息不好吗？你看他怎么说？他说，他们指出我哪儿不对才斗我的，他们给我提个醒，我改了不就得了嘛！
这一时期的薛暮桥正在对自己此前的看法进行深刻反思。他反思得最多的是1957年接受中宣部委托，与苏星、林子力合作写成的《中国国民经济的社会主义改造》一书。
吴敬琏：那时候，中国一讲到“三大改造”的伟大成就，就会提到这本书，这是薛老带头写的。但是薛老在干校的时候，他想来想去认为这个“三大改造”搞得太快了，用他书上的话来讲就是太彻底了。他认为这事需要好好总结。我觉得这是非常可贵的，因为他是中国经济方面最响当当的一块牌子。有的人他会想，我提的东西被否定了，意思就是我那个东西不行了，薛老他不是这样想的。
但是，在当时这种反思很难全部体现在这本书稿里。薛暮桥曾在回忆录里谈到他在干校里的这段写书经历：当时我对“四人帮”设置的重重禁区不敢越雷池一步，也无法摆脱苏联对社会主义经济的某些思想束缚，我的笔无法触及“大跃进”以来经济工作中的错误。所以在劳动之余，我虽然对书反复修改，但仍无法满意。
薛小和：他在干校大概写了五六稿。写完了就自己把它订起来，然后包上皮，用他自己会写的一种美术字，在皮上写上这本书的书名。他回北京的时候，就把那几大本带上，用一个黑底红花的头巾包好，包得很端正，然后放到行李里，那是他最呵护的一件东西，回干校的时候再把这包拿回去。反正走到哪儿带到哪儿。
1975年，薛暮桥从干校回来后就住在北京城中心的红霞公寓，楼下的小公园是他经常散步的地方。那时刚刚解放的薛暮桥还没有工作，于是带孙女成为他生活中的一大乐事。最重要的是，薛暮桥一直惦记这本干校中没有完成的书，在家中他又开始反复修改。
薛小和：回到北京他还没有解放，那时候我二姐生了孩子，有时候阿姨带不过来，就要他帮着看一下。他就把孩子放在左腿上，左手哄着孩子，右手照样在稿纸上写。孩子嘛，几岁的时候肯定要闹的，闹了，他哄一会儿接着再写，然后等阿姨有空了，或者我姐姐回来了把孩子抱走。后来他说，他写得这一段一段都不连着。
薛小沂：我们全家都得帮他抄，那时候也没有复印机，他要抄好几份，所以都要用拓蓝纸复写，要拓差不多四五张那么厚，所以都得很使劲地在那儿写。写完了他又改，改完了又重新抄一遍。
薛小和：当然写到后期是比较明确了，要总结20多年来的经验。但开始还是不明确的，因为那时“左”的思想还很厉害，批判资产阶级法权什么的，所以他写起来禁锢很多。当然这几个草稿肯定是不能用的，因为在那么多禁锢的条件下写，你说他能写成什么样子？
李克穆：他不像我们的作家，可以按照自己的思路来写，想怎么写都行。经济和政治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写这本书涉及到了很多政治禁区，实际上打破这个禁区一直等到邓小平坚定地推进改革开放、提出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时候，才可以说是完全打破了。
他说的是，我这么多年做的是不对的
1978年5月，薛暮桥已经嗅到了春天的气息。上书中央已有一个多月，虽然没有得到回音，但是5月11日《光明日报》刊登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在全国引发了一场声势浩大的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上至中央领导下至学生市民，全国上下都在反思、争鸣，最终确立了要以实践检验真理的根本思想。这个好消息对于薛暮桥来说，意味着他的书又将再次推倒重来。
1978年11月，大雪纷飞，政治气候正酝酿着巨变。在这种情况下，薛暮桥向国家计委领导提出，要去杭州完成《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研究》第7稿的写作任务。在来杭州前，他到山东、安徽等省进行了4个月的调查，在安徽的见闻让他感触很深。
吴凯泰：安徽省供销社主任说，在农村连小秋收都收不上来。供销社只能收一些大头货、小东西，山里面笋子什么的都收不过来，没有办法，烂在山里。薛老提出要发动一下小商贩，让小商贩把这些东西卖出去，这样农民收入就多了。主任说这都是禁止的，是资本主义。供销社社长在会上说，让山货烂在山里是社会主义，把它销出去让农民多一点收入是资本主义，我就是想不通。经过20多年的努力，老百姓还那么穷，薛老非常内疚。
在考察中，薛暮桥重访了新四军皖南军部旧址。在这个他40年前曾战斗过的地方，他写下了一首诗，诗中“几经风霜存傲骨，暮年犹望立新功”一句，正是当时心境的真实写照。
1978年12月下旬，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开始全面纠正“文化大革命”“左”的错误，提出要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这让远在杭州写书的薛暮桥深受鼓舞。
吴凯泰：我看他是真的高兴。他觉得自己写这本书虽然晚了一点，但肯定能起作用。他要为中央的这个决定在理论上做些宣传。这样一来他完稿的时间更紧迫了。我们三个看，他一个写。我们三个人这里修改一点那里修改一点，刚弄完，他新的又写出来了。我们都在赶，跟着他赶。
薛暮桥不但客观冷静地总结了20多年来经济工作的错误，而且指出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不应太纯粹，应包含有其他经济成分。这在当时是理论上的一种突破。
苏星也是当时薛老写作班子的成员之一。在第一版5万册一抢而空后，他们又修订了第二版。这一版在原来的基础上，对改革提出了具体的指导建议。这本书被陆定一推荐为全国干部的必读教材，一年内重印了12次。当时日本《经济新闻》发布了一条消息，说“中国有一本书，跑遍了全北京都买不到，这就是薛暮桥所著的《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研究》”。据统计，这本书最后总发行量达到1000万册。
苏 星：当时有好多高校、党校都用它作教科书，因为没别的书。这本书当然在今天看和现实有点距离，但是在当时起了很大作用，特别是在拨乱反正之后。
吴凯泰：这本书里谈的正是当时中国发展中的一个关键问题：“四人帮”打倒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不是还像过去那样搞法？过去究竟有什么错误？今后经济怎么办？这是大家关心的事，非常关键的事。
薛暮桥倾尽心力写就的《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研究》一书揭开了中国经济理论界的破冰之旅，它率先认真总结了过去中国在经济领域经历的曲折失误，批评了1958年以来“一大二公”的指导思想，强调国家发展要按经济规律办事。这本书为后来的经济改革扫清了思想理论上的障碍，而薛暮桥也完成了人生的一次重大跨越。
薛小和：他能够对自己过去做的工作进行反思、批判，这点真的很不容易。到我们自己有点阅历的时候，才会明白这个道理。他那时候已经75岁了，一般这个年纪的人都比较守旧，至少守着自己的经验说，我是对的，而他说的是，我这么多年做的是不对的。
薛老你怎么搞的，连草纸都涨价了，
今天还要涨什么啊？
1979年，全国掀起知青返城大潮，当时待业人员达到2000万人。3月24日，薛暮桥在全国改革工资制度座谈会上发表《谈谈劳动工资问题》的讲话，提出现在还不能使资本主义绝种，留一点资本主义和个体经济，利多害少；解决就业问题的办法是适当调整所有制结构和产业结构，允许自找门路、自谋职业。此后，他撰文进一步指出，要在国家、集体安排就业两扇门外，打开“自主就业”的第三扇门。从此，“个体户”这个名称开始为中国老百姓所熟知。
那时，薛暮桥每天早上到天安门广场锻炼。有一天，他遇到了一位从事照相的个体户。
杨晓华：那个照相的跟他说，老爷子你照个相吧！他就说，那好啊!然后写上了他的名字。照相的很惊讶，说，你就是薛暮桥啊？！然后就问他，你打的是什么拳，我给你按着你打拳的姿势照一套，印出来送到你家，而且我绝对不收你的钱！你知道，要不是你当时写的那个信登到报纸上的话，我们还没这碗饭吃呢！
1980年，正是薛暮桥大展拳脚的一年。这一年，他被任命为国务院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顾问，他所写的《关于经济管理体制改革的初步意见》，明确地把“我国现阶段的社会主义经济是生产资料公有制占绝对优势，在国家计划指导下的商品经济”写入文中。这是中国在经济改革中提出市场取向的第一个纲领性草案。
不过在当时，这位77岁老人的思想暂时还无法被大多数人接受。
吴凯泰：当时许多人思想转不过弯来，还在原来计划经济的老框框里，包括我也在内。我对这个事情不太理解，我说，计划经济还没有办成，我们就不要计划经济了？吴敬琏就说我，你呀，年纪轻轻的，还不如70多岁老头子的思想进步。
历史画了一个圆圈，好像又回到了起点，这位已经77岁的老人，又一次站到中国经济发展的前沿。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经济开始进入了艰难爬坡阶段。1984年，国家将要进行价格改革，物价上涨势不可免，因此向人民做好解释工作成了当务之急。这时薛暮桥又站出来，到各大机关单位作了数场报告，向大家解释改革的必要性。
薛暮桥在总参机关所作的一次报告，让李克穆记忆犹新。
李克穆：刚坐下，薛老还没说话，底下坐在第一排的一位老将军就发话了，薛老你怎么搞的，连草纸都涨价了，今天还要涨什么啊？他的情绪很大。薛老就说，我想问你个问题，如果说不涨价，那接下去会怎么样？这个问题你考虑过没有？老将军说，我们哪考虑这么细啊！薛老说，那我就给你讲一讲，我先从如果不涨价，接下来经济会怎样，我们部队的生活会发生哪些影响这方面来讲。顺着他的思路一讲，老将军一听，明白了，如果不涨价，接下去经济要出大问题，那就不光是草纸要涨价了。薛老讲完之后，大家很信服，报告数次被掌声打断。
不过，迎接薛暮桥的直言相谏的并不总是掌声。1985年，薛暮桥从领导岗位上退了下来。但1986年，中国经济又一次出现急于求成的状况，于是他再次上书中央，建议不要对已经过热的经济再鼓气加油。
苏 星：当时负责的同志对他这些言论并不是很满意，有的同志就劝他，薛老你少说一点吧！他却说，只要我还活着就要说。
薛小和：我了解他的脾气，所以也没有批评他什么，就是让他少说话，觉得他说的这些都落伍了。其实他比他们先进。20世纪80年代初，他经常写文章、作报告，他批评计划经济，肯定要批评到计委的工作。当时计委的工作方法还是老一套，改是不容易的。
中国市场经济改革几经波折，1990年进入治理整顿的调整期。是继续改革，还是退回到计划经济体制？已86岁的薛暮桥写了《给中央政治局常委的信》，呼吁要抓住时机，在改革上迈出决定性的步伐，把市场改革继续推进。
1994年，薛暮桥90岁，从事经济工作已经是第60个年头，有关部门特地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纪念座谈会，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朱镕基参加了会议。
朱镕基：薛暮桥同志的一生为党奋斗了60多年，这一生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一生，为党的学术工作、改革开放、经济工作做出了贡献。今年薛老90岁了，我向薛老致以崇高的敬意！
我曾经问他，爸爸你的身份
到底是学者还是共产党员？
在薛暮桥从事经济工作的60年中，关于他两种身份的议论一直没有停息过。
薛小和：我曾经问过他一次，我说爸爸你的身份到底是学者还是共产党员？为什么问这问题呢？因为那时候有人在讲，说薛暮桥是个高官，不是学者。
吴凯泰：就是说，他只是个当官的，言外之意就是听上头的，就是要保乌纱帽的意思。
薛小和：反正各种说法比较多，对他的身份不是很认同。后来我就问过他，他说，我很想做个学者，但我首先是个共产党员。
1999年，薛暮桥住进医院。5年后，他在那里度过了100岁的生日。
2005年3月24日，薛暮桥获得首届中国经济学杰出贡献奖，女儿薛小和代父亲把奖领了回来。作为当事人的薛暮桥因年事已高、听力不济，已难以听到这个消息，这对于薛暮桥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
薛小和：领完奖，我们就拿着那个奖杯直接去医院了。我用毛笔在白纸上用很大的字写“你获得了中国经济学杰出贡献奖，大家祝贺你”，然后举给他看。他的目光反复看了很多次，我相信他看见了。
从1999年7月起，严重的帕金森症使薛暮桥成为北京医院的长期病号。多年来，薛暮桥一直安静地躺在病床上，退出了世俗的纷争与喧哗，不再写作，不再发表观点，不再参加会议，用经济学家吴敬琏的话说：“薛老被隔离了。”
令人欣慰的是，在薛暮桥重病之前，他已完成了《薛暮桥回忆录》和《薛暮桥晚年文稿》的出版工作，了却了一生的宿愿。在1997出版的最后一本书中，薛暮桥这样总结自己这一辈子：“一个人一生中不可能什么时候都正确，也不可能在什么事情上都正确。我虽然已经87岁，但我头脑中还有很多没有解决的问题，一个经济学家的经济观应该让时间来检验，让历史来作结论。”
2005年7月22日，中国经济学界泰斗薛暮桥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辞世，享年101岁。
（本文素材由中央电视台《大家》栏目提供，CCTV-10每周日22：10、CCTV-1每周二22：39播出）
(责任编辑李树泉)
薛暮桥，原名薛与龄，曾用名薛雨林，笔名余霖、霖，1904年生于江苏省无锡县。1926—1927年参加杭州铁路工人运动，1931年参加陈翰笙领导的中央研究院农村经济调查，1933—1934年参与创办“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并担任会刊《中国农村》主编，1938年任新四军教导总队训练处处长，1941年任抗大华北总分校训练部部长，1943—1947年任山东省民主政府工商管理局局长，新中国成立后历任国家统计局局长、国家计委副主任、国家经委副主任、国家物价委员会主任、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学部委员等职。
主要著作有《中国农村经济常识》（新知书店1937年）、《中国国民经济的社会主义改造》 （合著，人民出版社1959年）、《社会主义经济理论问题》（人民出版社1979年）、《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研究》（人民出版社1979年）、《旧中国的农村经济》（农业出版社1980年）、《薛暮桥经济论文选》（人民出版社1984年）、《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天津人民出版社1990年）、《薛暮桥学术精华录》（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1992年）、《薛暮桥回忆录》（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
他开完会，回到家坐在椅子上，
忽然就哭起来了
2005年3月24日，首届中国经济学奖颁奖典礼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位列第一的是一位101岁高龄的老人，而且他是四位获奖者中唯一获得全票通过的候选人。他就是著名经济学家薛暮桥 (其他三位是马洪、刘国光、吴敬琏)。
由于健康原因，101岁的薛暮桥没有到场领奖，代替薛暮桥领奖的是他的女儿薛小和。
薛暮桥最后一次接受采访时已90高龄，他向大家介绍了他的最后一本著作。这本书收录了他75岁以后写的许多文章。75岁，当很多人在回顾总结一生成败的时候，薛暮桥却再次冲上了经济工作的一线战场，成为一位白发战士。那是在1978年，一个孕育重大转折的时代。
这个春天，有27万幸运儿步入已经荒弃10年的大学校园，北京各大机关的礼堂也在悄悄放映一些被称为“内参片”的外国电影；这个春天，6000名科技工作者在人民大会堂参加了科学大会，一些久别的面孔重现于大会上。然而经济领域乍暖还寒。这一年2月，五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的《发展国民经济十年规划纲要》提出了这样的发展目标：要建设10个钢铁基地、10个大油气田等多达120个大型项目，这让当时担任国家计划委员会经济研究所所长的薛暮桥忧心忡忡。
薛小和：1978年五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的时候，他开完会，回到家来坐在椅子上，忽然就哭起来了。当时他坐在一个扶手椅上，拍着扶手哭。我觉得特别奇怪，就问他，爸爸你怎么了？他说，现在国民经济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国家计委领导向全国人大作的报告却还陷在分钱分物的数字中，不思改革。我很奇怪，还觉得好像当时比“四人帮”之前的情况要好多了，怎么是濒于崩溃呢？但他是清楚的，所以他哭，而且不是那种悲痛的哭，是那种非常急的哭，敲着扶手。我父亲是一个长于忍耐的人，到这种痛哭的地步，我想他是急到无论如何也忍不住了。
对于这次会议通过的十年规划，薛暮桥曾和他的助手吴凯泰谈论过。
吴凯泰：他不同意当时中央的一些做法。薛暮桥说，这是要变成“洋跃进”啊！钢产量1985年就一下子要达到6000万吨，他说凭空冒出一个6000万吨，要搞几个宝钢啊？！得要10个钢铁基地、10个煤炭基地、10个大油田。他觉得那种急于求成的指导思想又上来了。
当时，持续20多年的“左”的错误还没有受到公开批判，大家都觉得错了，但是没人敢说。所以这些指示布置下来，好多人也都照着干了，真正认识到错误并且敢说的人很少。薛老自己确实也是经过思想斗争的——到底说不说啊？
国民党报纸曾说周恩来手下有两个人：
一个叫薛暮桥，负责发钞票；
一个叫杨立三，负责发炮弹
薛暮桥率先对高指标、高速度提出质疑，这在许多人看来不可思议。因为中国原先执行的计划经济管理体制浸透着他30年的心血，他早已被视为中国经济理论界的一面旗帜。当然，这一切与他此前的经历密不可分。
1904年（清光绪三十年）10月25日，薛暮桥出生在无锡县礼社镇。父亲薛魁标是当地一位颇有声望的开明士绅。1918年，薛暮桥考入江苏第三师范学校，但1920年父亲因欠债悬梁自尽，家境窘迫，只好辍学。
谈起此后的求学经历，薛暮桥总是提到“牢监大学”。1927年6月，参加组织沪杭甬铁路总工会的薛暮桥因叛徒告密被捕入狱，直到1930年12月才被保释出狱。或许是因祸得福，薛暮桥在三年多的监狱生活中，阅读了大量的著作。多年后，薛暮桥到美国访问，一位美国教授问薛暮桥的毕业院校，薛暮桥以“牢监大学”答之；又问何事入狱，答道，Communist（共产党员）。教授们恍然大悟，传为奇谈。牢监这三年是薛暮桥第一次系统读书的时期，为薛暮桥打下了宽博的知识基础，养成了独立的理论思考的习惯。
薛暮桥不仅有深厚的理论素养，同样也拥有丰富的实践经验。还在1943年，薛暮桥就因在山东抗日根据地成功领导对敌货币斗争进入了中央经济工作的核心领导层。1948年在西柏坡，他被任命为中央财经部秘书长，协助周恩来处理经济特别是货币发行工作。关于这一段经历，薛暮桥曾对秘书李克穆回忆过。
李克穆：1948年在西柏坡，他是周恩来的主要经济助手，每天晚上10点钟以后到周恩来的办公室，协助周恩来研究经济问题。研究什么呢？就是研究即将诞生的新中国怎么进行经济建设。当时国民党报纸上曾经登了一个消息，说周恩来手下有两个人：一个叫薛暮桥，负责发钞票；一个叫杨立三，负责发炮弹。可见当时薛老的位置是很重要的。
新中国成立后，薛暮桥被任命为中央财经委秘书长。从1953年起，中国开始用计划经济模式指导大规模经济建设，薛暮桥被委以重任，兼任国家计委委员、统计局局长，后又任国家计委副主任。1962年，他又担任中国第一任物价委员会主任。
身居要职的薛暮桥，成为中国经济管理体制的重要设计者。
这事给我的第一印象，
是觉得他跟原来很不一样了
1978年4月18日，思虑再三的薛暮桥终于决定写信上书中央，收信人是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李先念和刚刚恢复工作的邓小平。信中直指当时国民经济比例失调，需要调整，要把农业搞上去，要控制基本建设规模，搞好综合平衡，为此迫切需要总结过去28年特别是“大跃进”的经验教训，摆脱“左”的指导思想的束缚。
吴凯泰：他就写给邓小平，写给李先念，讲我们的农业靠现在这样是不行的，究竟怎样才能搞上去？关键是要落实政策，十年规划一定要注意综合平衡，而且计划体制当中的弊病也要改一改。薛老提出，要解决这些问题，非要总结一下20多年的经验教训不可。如果不总结这20多年的经验教训，大家还是觉得这一套是对的，照它办，那用不了几年就会再来一次大折腾、大挫折。
他在信中说，“如果没有中央负责同志出来说话，很难打破这个禁区。”“我提出这个问题，估计是会受到许多同志批评的。”
不久，薛暮桥上书中央的消息传到了国家计委经济研究所。
吴凯泰：后来不知道怎么传出来的，有人知道了薛老要闯禁区。一个借调的同志就公开说，我可不参加。他显然是不敢冒这个险，20多年的党内批判斗争把一些人吓怕了。
吴敬琏，中国经济学杰出贡献奖得主，以敢于直言著称。1978年，他正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工作。薛暮桥当年的行动，看在这些小字辈眼里，让他们颇感惊奇。
吴敬琏：这事给我的第一印象，是觉得他跟原来很不一样了。这件事以后他在国家计委受到很大的压力，计委党组决定要批判他。他明明知道计委的领导是主张高指标的，但他认为这是错误的。这件事本身就很了不起，因为追求高指标这件事已经成为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习惯。
吴凯泰：他是最清楚整个过程的，他是国家计委副主任、统计局局长，又是中央财经小组成员。调整的时候，他参加了决策，而且是物价委员会主任。他很清楚这些错误究竟经历了怎样的过程，怎么犯的，有些什么问题。所以，他憋不住的，他觉得这东西不说对不起人民，对不起党。
我觉得这是非常可贵的，
因为他是中国经济方面
最响当当的一块牌子
薛暮桥在上书中央的信中，痛陈了20多年来党在经济建设工作中的错误，这些都是此前的10年时间里薛老一直在自我反思和斗争的问题。
10年前，也就是1968年，薛暮桥被打成了“走资派”，之后又被分配到湖北襄樊干校劳动改造。正是在这段时间里，他开始拿起笔，认真思索新中国成立以来经济建设的经验和教训。这就是后来《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研究》一书的前身。
和薛暮桥一起去干校的还有在薛家做了十几年保姆工作的杨晓华。当时她在国家计委食堂工作，为了照顾薛老，也主动来到了干校。在她眼里，薛老是一个即便在那种严酷环境下，还是丢不下笔的倔老头。
杨晓华：他就在那儿写，拿个马扎坐在床旁边，拿床当桌子。到最后我没办法，看他坐的那个小马扎太小，我又让别人给他做了一个高点的，比咱们这种椅子稍微矮一点，这样他能坐下。
薛小和：在干校里，他只要收了工，休息一会儿后就会趴那儿写。当时他那写东西的样子挺另类的，你想干校的人都在干活，回去都很累了，吃点饭休息，没有什么人读书了，只有他这样还在写，而且他们宿舍住四个人，很挤，他往那儿一坐就会影响别人走路。
杨晓华：有好多人都给他提意见，说薛老你算了，别写了，你就是为了这些书才挨了斗，你说你犯得上吗？这么大岁数了，休息休息不好吗？你看他怎么说？他说，他们指出我哪儿不对才斗我的，他们给我提个醒，我改了不就得了嘛！
这一时期的薛暮桥正在对自己此前的看法进行深刻反思。他反思得最多的是1957年接受中宣部委托，与苏星、林子力合作写成的《中国国民经济的社会主义改造》一书。
吴敬琏：那时候，中国一讲到“三大改造”的伟大成就，就会提到这本书，这是薛老带头写的。但是薛老在干校的时候，他想来想去认为这个“三大改造”搞得太快了，用他书上的话来讲就是太彻底了。他认为这事需要好好总结。我觉得这是非常可贵的，因为他是中国经济方面最响当当的一块牌子。有的人他会想，我提的东西被否定了，意思就是我那个东西不行了，薛老他不是这样想的。
但是，在当时这种反思很难全部体现在这本书稿里。薛暮桥曾在回忆录里谈到他在干校里的这段写书经历：当时我对“四人帮”设置的重重禁区不敢越雷池一步，也无法摆脱苏联对社会主义经济的某些思想束缚，我的笔无法触及“大跃进”以来经济工作中的错误。所以在劳动之余，我虽然对书反复修改，但仍无法满意。
薛小和：他在干校大概写了五六稿。写完了就自己把它订起来，然后包上皮，用他自己会写的一种美术字，在皮上写上这本书的书名。他回北京的时候，就把那几大本带上，用一个黑底红花的头巾包好，包得很端正，然后放到行李里，那是他最呵护的一件东西，回干校的时候再把这包拿回去。反正走到哪儿带到哪儿。
1975年，薛暮桥从干校回来后就住在北京城中心的红霞公寓，楼下的小公园是他经常散步的地方。那时刚刚解放的薛暮桥还没有工作，于是带孙女成为他生活中的一大乐事。最重要的是，薛暮桥一直惦记这本干校中没有完成的书，在家中他又开始反复修改。
薛小和：回到北京他还没有解放，那时候我二姐生了孩子，有时候阿姨带不过来，就要他帮着看一下。他就把孩子放在左腿上，左手哄着孩子，右手照样在稿纸上写。孩子嘛，几岁的时候肯定要闹的，闹了，他哄一会儿接着再写，然后等阿姨有空了，或者我姐姐回来了把孩子抱走。后来他说，他写得这一段一段都不连着。
薛小沂：我们全家都得帮他抄，那时候也没有复印机，他要抄好几份，所以都要用拓蓝纸复写，要拓差不多四五张那么厚，所以都得很使劲地在那儿写。写完了他又改，改完了又重新抄一遍。
薛小和：当然写到后期是比较明确了，要总结20多年来的经验。但开始还是不明确的，因为那时“左”的思想还很厉害，批判资产阶级法权什么的，所以他写起来禁锢很多。当然这几个草稿肯定是不能用的，因为在那么多禁锢的条件下写，你说他能写成什么样子？
李克穆：他不像我们的作家，可以按照自己的思路来写，想怎么写都行。经济和政治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写这本书涉及到了很多政治禁区，实际上打破这个禁区一直等到邓小平坚定地推进改革开放、提出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时候，才可以说是完全打破了。
他说的是，我这么多年做的是不对的
1978年5月，薛暮桥已经嗅到了春天的气息。上书中央已有一个多月，虽然没有得到回音，但是5月11日《光明日报》刊登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在全国引发了一场声势浩大的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上至中央领导下至学生市民，全国上下都在反思、争鸣，最终确立了要以实践检验真理的根本思想。这个好消息对于薛暮桥来说，意味着他的书又将再次推倒重来。
1978年11月，大雪纷飞，政治气候正酝酿着巨变。在这种情况下，薛暮桥向国家计委领导提出，要去杭州完成《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研究》第7稿的写作任务。在来杭州前，他到山东、安徽等省进行了4个月的调查，在安徽的见闻让他感触很深。
吴凯泰：安徽省供销社主任说，在农村连小秋收都收不上来。供销社只能收一些大头货、小东西，山里面笋子什么的都收不过来，没有办法，烂在山里。薛老提出要发动一下小商贩，让小商贩把这些东西卖出去，这样农民收入就多了。主任说这都是禁止的，是资本主义。供销社社长在会上说，让山货烂在山里是社会主义，把它销出去让农民多一点收入是资本主义，我就是想不通。经过20多年的努力，老百姓还那么穷，薛老非常内疚。
在考察中，薛暮桥重访了新四军皖南军部旧址。在这个他40年前曾战斗过的地方，他写下了一首诗，诗中“几经风霜存傲骨，暮年犹望立新功”一句，正是当时心境的真实写照。
1978年12月下旬，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开始全面纠正“文化大革命”“左”的错误，提出要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这让远在杭州写书的薛暮桥深受鼓舞。
吴凯泰：我看他是真的高兴。他觉得自己写这本书虽然晚了一点，但肯定能起作用。他要为中央的这个决定在理论上做些宣传。这样一来他完稿的时间更紧迫了。我们三个看，他一个写。我们三个人这里修改一点那里修改一点，刚弄完，他新的又写出来了。我们都在赶，跟着他赶。
薛暮桥不但客观冷静地总结了20多年来经济工作的错误，而且指出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不应太纯粹，应包含有其他经济成分。这在当时是理论上的一种突破。
苏星也是当时薛老写作班子的成员之一。在第一版5万册一抢而空后，他们又修订了第二版。这一版在原来的基础上，对改革提出了具体的指导建议。这本书被陆定一推荐为全国干部的必读教材，一年内重印了12次。当时日本《经济新闻》发布了一条消息，说“中国有一本书，跑遍了全北京都买不到，这就是薛暮桥所著的《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研究》”。据统计，这本书最后总发行量达到1000万册。
苏 星：当时有好多高校、党校都用它作教科书，因为没别的书。这本书当然在今天看和现实有点距离，但是在当时起了很大作用，特别是在拨乱反正之后。
吴凯泰：这本书里谈的正是当时中国发展中的一个关键问题：“四人帮”打倒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不是还像过去那样搞法？过去究竟有什么错误？今后经济怎么办？这是大家关心的事，非常关键的事。
薛暮桥倾尽心力写就的《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研究》一书揭开了中国经济理论界的破冰之旅，它率先认真总结了过去中国在经济领域经历的曲折失误，批评了1958年以来“一大二公”的指导思想，强调国家发展要按经济规律办事。这本书为后来的经济改革扫清了思想理论上的障碍，而薛暮桥也完成了人生的一次重大跨越。
薛小和：他能够对自己过去做的工作进行反思、批判，这点真的很不容易。到我们自己有点阅历的时候，才会明白这个道理。他那时候已经75岁了，一般这个年纪的人都比较守旧，至少守着自己的经验说，我是对的，而他说的是，我这么多年做的是不对的。
薛老你怎么搞的，连草纸都涨价了，
今天还要涨什么啊？
1979年，全国掀起知青返城大潮，当时待业人员达到2000万人。3月24日，薛暮桥在全国改革工资制度座谈会上发表《谈谈劳动工资问题》的讲话，提出现在还不能使资本主义绝种，留一点资本主义和个体经济，利多害少；解决就业问题的办法是适当调整所有制结构和产业结构，允许自找门路、自谋职业。此后，他撰文进一步指出，要在国家、集体安排就业两扇门外，打开“自主就业”的第三扇门。从此，“个体户”这个名称开始为中国老百姓所熟知。
那时，薛暮桥每天早上到天安门广场锻炼。有一天，他遇到了一位从事照相的个体户。
杨晓华：那个照相的跟他说，老爷子你照个相吧！他就说，那好啊!然后写上了他的名字。照相的很惊讶，说，你就是薛暮桥啊？！然后就问他，你打的是什么拳，我给你按着你打拳的姿势照一套，印出来送到你家，而且我绝对不收你的钱！你知道，要不是你当时写的那个信登到报纸上的话，我们还没这碗饭吃呢！
1980年，正是薛暮桥大展拳脚的一年。这一年，他被任命为国务院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顾问，他所写的《关于经济管理体制改革的初步意见》，明确地把“我国现阶段的社会主义经济是生产资料公有制占绝对优势，在国家计划指导下的商品经济”写入文中。这是中国在经济改革中提出市场取向的第一个纲领性草案。
不过在当时，这位77岁老人的思想暂时还无法被大多数人接受。
吴凯泰：当时许多人思想转不过弯来，还在原来计划经济的老框框里，包括我也在内。我对这个事情不太理解，我说，计划经济还没有办成，我们就不要计划经济了？吴敬琏就说我，你呀，年纪轻轻的，还不如70多岁老头子的思想进步。
历史画了一个圆圈，好像又回到了起点，这位已经77岁的老人，又一次站到中国经济发展的前沿。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经济开始进入了艰难爬坡阶段。1984年，国家将要进行价格改革，物价上涨势不可免，因此向人民做好解释工作成了当务之急。这时薛暮桥又站出来，到各大机关单位作了数场报告，向大家解释改革的必要性。
薛暮桥在总参机关所作的一次报告，让李克穆记忆犹新。
李克穆：刚坐下，薛老还没说话，底下坐在第一排的一位老将军就发话了，薛老你怎么搞的，连草纸都涨价了，今天还要涨什么啊？他的情绪很大。薛老就说，我想问你个问题，如果说不涨价，那接下去会怎么样？这个问题你考虑过没有？老将军说，我们哪考虑这么细啊！薛老说，那我就给你讲一讲，我先从如果不涨价，接下来经济会怎样，我们部队的生活会发生哪些影响这方面来讲。顺着他的思路一讲，老将军一听，明白了，如果不涨价，接下去经济要出大问题，那就不光是草纸要涨价了。薛老讲完之后，大家很信服，报告数次被掌声打断。
不过，迎接薛暮桥的直言相谏的并不总是掌声。1985年，薛暮桥从领导岗位上退了下来。但1986年，中国经济又一次出现急于求成的状况，于是他再次上书中央，建议不要对已经过热的经济再鼓气加油。
苏 星：当时负责的同志对他这些言论并不是很满意，有的同志就劝他，薛老你少说一点吧！他却说，只要我还活着就要说。
薛小和：我了解他的脾气，所以也没有批评他什么，就是让他少说话，觉得他说的这些都落伍了。其实他比他们先进。20世纪80年代初，他经常写文章、作报告，他批评计划经济，肯定要批评到计委的工作。当时计委的工作方法还是老一套，改是不容易的。
中国市场经济改革几经波折，1990年进入治理整顿的调整期。是继续改革，还是退回到计划经济体制？已86岁的薛暮桥写了《给中央政治局常委的信》，呼吁要抓住时机，在改革上迈出决定性的步伐，把市场改革继续推进。
1994年，薛暮桥90岁，从事经济工作已经是第60个年头，有关部门特地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纪念座谈会，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朱镕基参加了会议。
朱镕基：薛暮桥同志的一生为党奋斗了60多年，这一生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一生，为党的学术工作、改革开放、经济工作做出了贡献。今年薛老90岁了，我向薛老致以崇高的敬意！
我曾经问他，爸爸你的身份
到底是学者还是共产党员？
在薛暮桥从事经济工作的60年中，关于他两种身份的议论一直没有停息过。
薛小和：我曾经问过他一次，我说爸爸你的身份到底是学者还是共产党员？为什么问这问题呢？因为那时候有人在讲，说薛暮桥是个高官，不是学者。
吴凯泰：就是说，他只是个当官的，言外之意就是听上头的，就是要保乌纱帽的意思。
薛小和：反正各种说法比较多，对他的身份不是很认同。后来我就问过他，他说，我很想做个学者，但我首先是个共产党员。
1999年，薛暮桥住进医院。5年后，他在那里度过了100岁的生日。
2005年3月24日，薛暮桥获得首届中国经济学杰出贡献奖，女儿薛小和代父亲把奖领了回来。作为当事人的薛暮桥因年事已高、听力不济，已难以听到这个消息，这对于薛暮桥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
薛小和：领完奖，我们就拿着那个奖杯直接去医院了。我用毛笔在白纸上用很大的字写“你获得了中国经济学杰出贡献奖，大家祝贺你”，然后举给他看。他的目光反复看了很多次，我相信他看见了。
从1999年7月起，严重的帕金森症使薛暮桥成为北京医院的长期病号。多年来，薛暮桥一直安静地躺在病床上，退出了世俗的纷争与喧哗，不再写作，不再发表观点，不再参加会议，用经济学家吴敬琏的话说：“薛老被隔离了。”
令人欣慰的是，在薛暮桥重病之前，他已完成了《薛暮桥回忆录》和《薛暮桥晚年文稿》的出版工作，了却了一生的宿愿。在1997出版的最后一本书中，薛暮桥这样总结自己这一辈子：“一个人一生中不可能什么时候都正确，也不可能在什么事情上都正确。我虽然已经87岁，但我头脑中还有很多没有解决的问题，一个经济学家的经济观应该让时间来检验，让历史来作结论。”
2005年7月22日，中国经济学界泰斗薛暮桥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辞世，享年101岁。
（本文素材由中央电视台《大家》栏目提供，CCTV-10每周日22：10、CCTV-1每周二22：39播出）
(责任编辑李树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