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生的住处在校园北边的一座很旧的老式楼房,他住一层,朗润园13号楼。那天我穿树林、过小桥找到楼下,一位司机正在擦车,说正是这里,刚才都还出来看客人来了没有。房共两套,左边一套是他的会客间,卧室兼书房,不过这个只能叫书房之一,主要是用来写散文随笔的,著名的《牛棚杂忆》就诞生在这里。一张睡了几十年的铁皮旧床,甚至还铺着粗布草垫,环墙满架是文学方面的书,还有朋友、学生的赠书。他很认真,凡别人送的书,都让助手仔细登记、编号、上架。到书多得放不下时,就送到学校为他准备的图书室去。他每天4时即起,就在床边的一张不大的书桌上写作,这是他多年的习惯,人称“北大一盏灯”。等到会客室里客人多时,他就把熟一点的朋友让到这间房里。有一次春节我去看他,碰到教育部长来拜年,一会儿市委副书记又来了,他就很耐心地让我到书房等一会儿,并没有一些大人物借新客来逐旧客走的手段。学校考虑到他年高,尽量减少打扰,就在门上贴了不会客之类的小告示,助手也常出面挡驾。但先生很随和,常主动出来请客人进屋。助手李玉洁女士说:“没办法,你看我们倒成了恶人。”这时你可以尽情地仰观满架的藏书,还可低头细读他写了一半的手稿。他用钢笔,总是写整齐的略显扁一点的小楷。
　　先生永远是一身中山装,每日三餐粗茶淡饭。他是在24岁那一年,人生可塑可造的年龄留洋的啊,一去十年。以后又一生都在搞外国文学、外语教学和中外文化交流的研究,怎么就没有一点儿洋味呢?近几年基因之说盛行,我就想大概是他身上农民子弟的基因使然。他在一篇回忆文章里讲到小时穷得吃不饱饭,给一个亲戚割牛草,送草后磨蹭着等到中午,只为能吃一口玉米饼子。先生现在仍极为节俭,害怕浪费,厌恶虚荣。每到春节,总有各级官场上的人去看他,送许多大小花篮。他对这总是暗自摇头,我知道先生是最怕虚应故事的。有一年老同学胡乔木邀他同去敦煌,他当然想去,但一想沿途的官场迎送,便婉言谢绝。
　　后来我去看他,知道他的所好,就专送最土的最实用的东西。一次从香山下来,见到山脚下地摊卖红薯,很干净漂亮的红薯,我就买了一些直接送到病房,他极高兴。他很喜欢我的家乡出的一种“沁州黄”的小米,只能在一片小范围的土地上长,过去是专供皇上的。现在人们有了经营头脑,就打起贡品的招牌,用一种肚大嘴小的青花瓷罐包装。先生吃过米后,却舍不得扔掉罐子,在窗台上摆着,说插花很好看。后来,聊得多了,我还发现一丝微妙,虽同是一批大学者,但他对洋派一些的人物,总是所言不多。
　　先生原住在北大,房子虽旧,环境却好。门口有一水塘,夏天开满荷花。他有一文专记此事。是他的学生从南方带了一把莲子,他随手扬入池中,一年、两年、三年就渐渐荷叶连连,红花映日。在北大,这处荷花水景有个名字,就叫“季荷”。但2003年,就是中国大地“非典”流行那一年,先生病了,年初住进了301医院,开始治疗时还回家去住一两次,后来就只好以院为家了。“留得残荷听雨声”,季荷再也没见到它的主人。
　　先生在医院享受国家领导人的待遇,刚进来时住在聂荣臻元帅曾住过的病房里。我和家人去看他,一切条件都好,但有两条不便。一是病房没有电话(为安静,有意不装);二是没有一个方便的可移动的小书桌。先生是因腿疾住院的,不能行走、站立,而他看书、写作的习惯却丢不掉。我即开车到玉泉营买了一个有四个小轮的可移动小桌,下可盛书,上可写字。先生笑呵呵地说,这就好了,这就好了。我再去时,小桌上总是堆满书,还有笔和放大镜。后来先生又搬到301南院,条件更好一些。许多重要的文章,如悼念巴金、臧克家的文章都是在小桌板上,如小学生那样伏案写成的。他住院四年,竟又写了一本《病榻杂记》。
　　我去看季老,多是问病或聊天,从不敢谈学问。在我看来他的学问高深莫测,他大学时受教于陈寅恪等国学大师,留德十年,回国后与胡适、傅斯年共事,朋友中有朱光潜、冯友兰、吴唅、任继愈、臧克家,还有胡乔木、乔冠华等。“文革”前他创办并主持北大东语系20年。他研究佛教、研究佛经翻译、研究古代印度和西域的各种方言,又和英、德、法、俄等语比较。试想我们现在读古汉语已是多么吃力费解,他却去读人家印度还有西域的古语言,还要理出规律。
　　我问先生信不信佛,他很干脆地说:“不信。”这让我很吃一惊,中国知识分子从苏东坡到梁漱溟,都把佛学当作自己立身处世规则的一部分,先生却是这样的坚决。他说:“我是无神论者。假如是研究一个宗教,结果又信这个教,说明他不是真研究,或者没有研究通。”
　　我还有一个更外行的问题:“季老,您研究的那些外国的古代的学问,总是让人觉得很遥远,对现在的社会有什么用?”他没有正面回答,说:“学问,不能拿有用还是无用的标准来衡量,只要精深就行。当年牛顿研究万有引力有什么用?”是的,我从来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牛顿当时如果只想有用无用,可能早经商发财去了。事实上,所有的科学家在开始研究一个原理时都没有功利主义地问有何用,只要是未知,他就去探寻。研究结果出来后,有没有用,那是后人的事。先生在回答这个问题时的那一份平静,深深地印在我的脑子里。
　　有一次我带一本新出的梁漱溟的书去见他。他说崇拜梁漱溟,我就乘势问:“您还崇拜谁?”他说:“并世之人,还有彭德怀。”这又让我吃一惊。一个学者怎么最崇拜的是一个将军。他说:“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敢说真话,这一点不简单,很可贵。”我又问:“接着还有可崇拜的人吗?” “没有了”。他又想了一会儿:“如果有的话,马寅初算一个。”我没有再问。我知道说真话一直是他心中隐隐的痛。为此他在“文革”结束后又写作出版了《牛棚杂忆》。
　　当他知道巴金去世时,在病中写了《悼巴老》,特别提到巴老的《真话集》。我看着他,老人端坐在小桌后面的沙发里,挺胸,目光投向窗户一侧的明亮处,两道长长的寿眉从眼睛上方垂下来,那样深沉慈祥,前额刻着的皱纹、嘴角处的棱线,连同身上那件特有的病袍,显出几分威严。我想起先生对自己概括的一个字“犟”,这一点他和彭总、马老是相通的。不知怎么,我脑子里又飞快地联想到先生的另一个形象。一次在大会堂开一个关于古籍整理的座谈会,任继愈老先生讲了一个故事:说北京图书馆的善本只限定一定资格的学者才能借阅。季先生带的研究生要查阅,但无资格。先生就亲自到北图借出书来让学生读,他端坐一旁等着,如一幅寿者课童图……
　　现在我翻着先生的著作,回忆着与他无数次的见面,渐渐地与他端坐病室的身影叠加起来,历史就这样洗磨出一位百岁老人,一个经历了由清朝至民国,至中华人民共和国,后又经历了“文革”和改革开放的中国知识分子的形象。这形象正如一面百年的明镜,可以照出百年来国家民族的命运,也可以照见我们自己的人生。■
　　(本文原题为《百年明镜季羡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