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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加快城镇化建设是世界各国走向现代化的基本经验,无论西方发达国家还是亚洲经济强国,经济发展都与城镇化高速发展的进程紧密相伴。本文旨在从泛珠九省区城镇化进程的比较分析出发,并根据泛珠九省区在城镇化进程中存在的具体问题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及建议。
关键词:泛珠九省区;城镇化;比较研究
中图分类号:F299.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9031(2009)09-0022-07
一、引言
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要坚持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提高城镇综合承载能力,按照循序渐进、节约能源、集约发展、合理布局的原则,积极稳妥地推进城镇化。”随着统筹城乡经济社会上网发展,城镇化的重要意义、地位和作用越来越突出。加快城镇化建设也是世界各国走向现代化的基本经验,无论西方发达国家还是亚洲经济强国,经济发展都与其城镇化高速发展的进程紧密相伴。
如何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转变思维方式和业务增长方式,调整市场定位,大力支持城镇化建设,是各级政府面临的一个重要而紧迫的课题。作为中国三大城市群之一,面积约占全国1/5,人口约占全国1/3,地理位置横贯我国西、中、东地区,行政区域横跨我国闽、粤、湘、琼等九省份的泛珠三角区域,由于农业生产力水平、工业化水平等方面的差距,各省区在城镇化推进过程中存在较大的差异。而城镇化的推进将成为下一阶段解决市场需求不足、农村劳动力转移、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模式转变、与国际经济接轨等一系列迫切问题的重要手段,同时也是促进经济增长和构建小康社会的关键因素。本文从泛珠九省区城镇化进程的比较分析出发,并根据泛珠九省区在城镇化进程中存在的具体问题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及建议。
二、关于城市化进程的文献综述
(一)城镇化的内涵
城镇化又称城市化,是一个以人为中心的、以产业为驱动,实现人口、生产要素向城镇聚集,并形成规模经济,进而影响地域空间结构演变的过程,是一种从传统社会向现代文明社会的全面转型和变迁的过程。城镇化不仅是农业人口转化为非农业,而且是城镇在空间数量上的增多、区域规模上的扩大、职能和设施上的完善以及城镇的经济关系、居民的生活方式以及人类的社会文明广泛向农村渗透的过程。城市化过程是逐步实现城乡协调发展,最终实现消除城乡差别和工农差别的过程。[1]
(二)经济发展与城镇化进程的内在联系
据城市经济学学者对世界100多个国家城镇化发展的研究,城镇化发展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密切相关。无论一个国家城镇化何时起步,一般都需经历三个发展阶段,即起始阶段、加速阶段和完成阶段。美国地理学家诺瑟姆(Losame)称其为城镇化进程的“S”曲线(见图1)。
起始阶段(城镇化率低于25%),这个时期经过了相当漫长的历史阶段,城镇化水平较低,其发展态势反映为S型曲线的左下段,曲线斜率较小。
加速阶段(城镇化率介于25-70%),这个时期人口和经济活动迅速向城镇集聚,城镇化水平迅速提高,大约每年提高一个百分点,城镇数量迅速增加,城镇地域大幅度拓展,且城镇的规模也在不断地扩大,城镇化的进程大大加快。当城镇化率达到50%时,加速阶段的加速度达到最大。
完成阶段(城镇化率为70%以上),这个时期城镇人口比重的增长又趋于缓慢甚至停滞,二元经济完成向现代一元经济的过渡,城乡差别近于消除,区域空间一体化,并出现郊区化和逆城镇化。在这一阶段,主要不是农村人口向城镇人口的转化,而是城镇人口内部职业构成由第二产业向第三产业的转移。值得注意的是,诺瑟姆的S型曲线的缺陷在于没有具体给出这条曲线的数学模型,而是通过观察、分析世界各国的城镇化过程得出的经验曲线。[2]
(三)城镇化指标体系的构建
城镇化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社会过程,所以反映城镇的指标有很多,如人口、土地利用、就业结构等。目前,学术界对城镇化的测度方法主要有两类,即单一指标法和复合指标法。单一指标即城镇化率,用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来计算,该指标是目前国际上比较通用的指标。但我国长期以来没有恰当而稳定的城乡地域划分标准, 对于城镇人口的定义长期以来也没有固定统一的标准, 再加上从建国之初到现在市镇的建制标准多次发生改动,使得该指标在不同时期缺乏可比性。[3]复合指标是选用与城镇有关的多种指标进行分析,它的理论是基于城镇化具有丰富的内涵:不仅仅是人口城镇化,也不是城镇规模扩大化,它至少包含三层涵义:经济结构的调整、社会的变革和空间结构的变迁。[4]
为了全面反映泛珠九省区城镇化进程,本文采用复合指标法,根据各个指标关系,归纳为三类指标:人口类指标、经济类指标、生活类指标。其中,人口城镇化指标包括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的增长率、农村劳动力占全社会劳动力比重;经济城镇化指标包括GDP的增长率、人均GDP、三产业占GDP比重、地方财政收入的增长速度、城镇固定资产投资额;生活城镇化指标包括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城市平均建成区绿化覆盖率、人均公共绿地面积、人均道路面积、用水普及率、城镇社会保障覆盖率。这些指标的选择遵循全面性、系统性、可比性和可操作性原则。
三、泛珠九省区城镇化差异性的比较分析
(一)人口城镇化指标比较分析
1.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分析。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反映了人口在城镇的积聚程度,也反映了劳动力转移的程度,是反映城镇化水平的重要指标。2006年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重最高的是广东省,达到63%,高出全国平均水平19.1个百分点。泛珠九省区中,只有广东、福建、海南三省的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重高出国家平均水平(见表1)。通过数据比较可见,泛珠九省区的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很不均衡。东部省份由于城市规模较大、工业化水平较高等原因,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重明显高于西部省份。以广东省为例,由于工业化水平较高,2000年人口城镇化比重就已经达到55%,2006年达到63%。一方面,广州、深圳的中心城市地位得到强化,珠江三角洲已逐步发展成为亚太地区一个重要的城市群,整体的国际竞争力也不断增强。另一方面,小城镇不断发展和壮大,一批中心镇已逐步发展成为设施配套、环境舒适的小城市,成为集聚力和辐射力较强的区域中心,有力地推动了农村城镇化进程。而西部省份如贵州、云南等由于工业化水平不高、小城镇发展缺乏动力、基础设施比较薄弱等因素使得城镇化水平滞后。
2.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重的增长率的指标比较分析。2000—2006年,泛珠九省区中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增长最快的是江西和湖南,分别为11%和8.9%。而人口城镇化水平增长最慢的是贵州,仅有3.1%,远低于全国7.7%的平均增长速度。2000年后,党中央、国务院提出了促进中部崛起重要战略决策。中部省份的工业崛起,加速了城镇化的进程,其城镇化发展经历着从起始期跃至加速期的快速发展阶段。到2005年,山西、湖南等中部五省重工业增加值占工业增加总值的比重高达74.31%。而贵州城镇化水平增长最慢的原因很多。虽然2000年后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政策,但是由于西部地区城市根基较弱,土地及生态环境的承受能力受限,短期内无法改变山石地质构造,使得人口及城市地域分布不平衡的问题在短期内得不到有效缓解,同时也造成了城镇化进程相对滞后。
3.农村劳动力指标比较分析。2006年末农村劳动力最高的省份是四川(3452.30万人),其次是湖南(3338.23万人),排名第三的是广东(3232.00万人)。农村劳动力占全部劳动力比重指标中,前三位的省份是贵州、云南、四川,比重分别是82.8%、80.2%、73.2%。农村劳动力占全部社会劳动力的比重,九省区中只有广东低于62.9%的全国水平。从上述数据中看出,泛珠九省区中、西部省份的农村劳动力占很大比重,其中农村劳动力中有相当部分是剩余劳动力。泛珠九省区中贵州、云南等地区农村劳动力占全部劳动力的比重远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这就意味着这些省份还有大批的农村劳动力需要转移,仍有很长一段路要走。广东省虽然农村劳动力人口众多,但由于其工业化已经进入中后期,农村劳动力的转移接近完成。
(二)经济城镇化指标比较分析
1.GDP增长率、人均GDP的指标比较分析。泛珠九省区中广东的地区生产总值排在各省的前列,紧随其后的是福建和湖南。地区生产总值的增长率九省区都高于国家平均水平(11.1%),广东、广西、福建排在前三名,增速分别为14.1%、13.5%、13.4%。虽然人均生产总值只有广东和福建高于国家平均水平(16084元),但是人均生产总值增长率却除湖南与全国平均水平持平外,都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见表2)。
2.三次产业占GDP比重的指标比较分析。根据钱纳里的多国模型,工业化进程的指标用国内生产总值结构中第一产业产值的比重或第二产业、第三产业产值比重表现。[5]第一产占GDP比重广东省最低6%,比全国平均水平低5.7个百分点,福建与全国平均水平相当。而湖南、云南、四川、广西、贵州国内生产总值中的农业产值份额在17%-22%之间。海南的比重最高,达到32.7%,高出全国平均水平21个百分点。第二产业占GDP比重排在最前的是广东和江西,而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排在最前的是广东和湖南(见表3)。
通过以上数据发现,泛珠九省区的差异性明显。具体表现在第一类:即广东省,自成一类,与其他两类区域比较,人口规模较大,经济总量、经济发展水平(人均GDP)均远高于其它八省区,三次产业构成呈现二三一结构,是九省区中唯一一个第一产业所占比重小于10%、第二产业比重大于50%的省份,说明其工业化水平领先于其他省区。经济高速发展带动了城镇化发展,使广东省的城镇化水平一直领先于全国水平。
第二类包括福建、海南、湖南和四川。这一类成员较多而构成复杂,既有我国东南沿海经济较发达的省份(福建),又有我国中西部欠发达省份(湖南和四川),还有我国的特区省份(海南)。其中,福建人口规模相对较小,但经济规模较大,经济发展水平比较高,与广东省较为接近。从产业结构来看,呈现出二三一结构,工业化水平居第二类之首,同时与之相对的是它的城镇化水平也居第二类之首。海南的旅游业发展优势突出,虽然经济总量较小,但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高,产业结构呈现三一二结构,工业化水平很低。但由于第三产业的迅猛发展,海南的城镇化水平在第二类的省份中程度较高。湖南、四川两省具有较大相似性,表现出人口规模较大,经济总量和经济发展水平基本居中,第一产业占较大比重,二三产业发展相对均衡。劳动力资源丰富,劳务输出明显是其共同特征,而且城镇化水平也比较接近。
第三类包括江西、云南、广西和贵州。这类成员区域,除江西地处我国中部外,其他三省区均属西部地区。整体表现出人口规模较大,经济总量偏小,发展水平偏低。而矿产资源、水电资源以及劳动力等资源比较丰富,城镇化进程除贵州省较缓慢外,其它三个省份的城镇化水平相当。
3.地方一般预算财政收入的指标比较分析。泛珠九省区中,广东省地方一般预算财政收入最高,为2179.46亿元,排名第二的是福建。地方财政收入的增长最快的是四川,高出全国平均水平5.5个百分点(见表4)。地方财政收入的增加可以增强地方政府的财力,有助于地方政府增加城市基础设施、社会保障等地方性公共品投入,为城镇化发展提供良好的外部环境。此外,地方政府还可以通过税收优惠政策等为城市的企业发展提供宽松的环境,吸引有发展前景的企业进入本地区,促进城市中的产业布局合理化,及时调控城市化发展的方向。因此,地方财政收入及财政支持是推进城镇化进程不可或缺的外部条件之一。
4.城镇固定资产投资额的指标比较分析。2006年泛珠九省区城镇固定资产投资最多的省份是广东,为6618.77亿元,其次是湖南和福建,海南最低,仅为396.73亿元。从上述分析泛珠九省区的GDP、人均GDP及三产业比重等经济指标发现,广东作为经济大省,经济总量较大,地方一般预算财政收入较高,城镇固定资产投资的外部条件明显优于其他省份,投资额度也居九省前列。海南由于建省较晚、经济总量较小等原因,城镇固定资产投资额明显低于其它省区。城镇固定资产投资额的增长率,福建最高,达到41.1%,高于全国平均水平16.8个百分点,其次是四川(见表5)。福建固定资产投资增长加快的原因在于地方政府加大对旧城区改造、城市道路交通网络等市政公共设施建设和城市环境综合治理的力度,城市基础设施投资大幅增长拉动固定资产投资增长。同时,福建民间资本投入到固定资产投资的行列,也使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增长加速。由于努力加大高新技术、装备制造等优势产业的投资力度,四川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也在不断提高。
(三)生活城镇化指标比较分析
作为21世纪城镇化进程中一个重要指标,生活城镇化指标具体解析各城镇居民的生活质量。生活镇化指标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居民收入,主要通过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体现;一是居住环境指标,主要通过人均道路面积、人均公共绿地面积、建成区绿化覆盖率、用水普及率等指标体现;三是社会保障指标,主要通参加社会保险人数、城镇社会保险覆盖率体现。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广东和福建排前列,分别为16016元和13753元,高于11759元的全国平均水平;最低的为贵州,仅为9117元,比全国平均水平差2642元。建成区绿化覆盖率最高的是广东,为38%;人均公共绿地面积最高的是海南,为10.85㎡;人均道路面积最高的是海南,为14.21㎡;用水普及率最高的是江西,为91.34%。城镇社会保险覆盖率是通过对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和失业保险的加权平均所得,九省区城镇社会保险覆盖率都低于全国平均水平,最高的是广东26.17%,与全国平均水平接近;最低的省份是贵州省16.91%,与全国平均水平相差9.48个百分点(见表6)。
广东省及福建省由于经济总量较高,城镇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也高于其他各省。海南省人口总量较少且天然绿化面积较大,故该省的人均公共绿地面积和人均道路面积排在其他各省前列。江西作为能源大省,蕴藏丰富的自然资源,如煤炭、水等资源,因此该省用水普及率在泛珠九省区中也最高。
四、推动泛珠九省区城镇化进程的对策建议
(一)泛珠地区东部沿海省份特殊优势,合理制定城镇化重点
1.完善现代城市体系,加快城乡融合。东部沿海两省(福建、广东)城市规模齐全,但相对于区域人口,城市数量仍存在着一定的增长空间。今后东部沿海两省城镇化发展的主要动力将来源于国际产业分工、民营经济和外来人口的大量涌入。它不仅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也使这些地区的中小城市乃至建制镇也进入国际产业分工的某些环节。同时,民营经济和乡镇企业的蓬勃发展在加速两省农村城镇化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因此,对于东部两省缩小地区差异的重点应放在完善现代城市体系、提升城市群发展水平和加速城乡融合,通过合理引导人口和产业的聚集,推动工业化、城镇化的协调发展的方面。同时,要更加注重保护生态环境,节约土地,提升区域综合承载能力。
2.整合城镇发展动力,推动联动发展。对于东部沿海两省(福建、广东)而言,突破城镇化建设的资源瓶颈,可以依靠要素结构、产业集群与城镇空间布局这三者之间的关系整合,联动发展。在城镇产业互补、分工协作、城镇规划建设等方面进行体制机制的建设。引导城镇化网络发展,把城镇自身优势、核心竞争力与其他城镇的核心竞争力,互补强化形成城镇的综合竞争力,来解决城镇建设中部分资源稀缺的瓶颈,最大限度地发挥城市资源的功能与利用效率。
3.推进农民工市民化。未来东部两省(福建、广东)城镇对外来人口的吸纳数量随着产业结构的调整可能会产生一些变化,但其作为全国主要流动人口流入地的总体格局短期内不会改变,特别是有些地区的二、三产业农民工已经成为职工的主体,如建筑、建材、采掘、纺织、服装、玩具等行业第一线职工80%以上是农民工。妥善解决好农民工问题,成为东部两省城镇化水平和未来发展不可逾越的问题。加速农民工市民化就成为推进东部两省城镇化的重要内容。按照这样的思路,首先解决的是对农民工身份歧视,彻底改革户籍制度,建立城乡一体化的居民户口。其次是建立农民工的社会保障体系,维护农民工利益,使农民工在生活条件上达到市民水平。如国家扩大内需大规模新建经济适用房和廉租房,不仅将城市人口纳入政策之内,而且应逐步把农民工纳入此政策中。
4.加快推进工业化进程,强化城镇基础实施建设。泛珠地区东部沿海省份海南省由于自己发展因素,工业基础薄弱,而工业化又是城镇化不可逾越的阶段,因此,推进工业化进程成为城镇化进程的一个重要环节。首先,海南省应根据自身资源,发展优势工业和深加工业,尤其是热带农产品加工业等劳动密集型产业;其次,根据自身特点,精心选好主导产业,以企业为核心加以重点发展,特别是加快推进国际旅游岛、洋浦保税港区、文昌航空航天基地、东环快速铁路、琼州海峡跨海通道和昌江核电项目等重大建设项目。在国家扩大内需刺激消费,增加基础设施投资的背景下,海南省应强化城镇基础设施建设,完善城镇的综合服务功能,改善城镇的投资和生活环境,对提高产业和人口承载能力,加快城镇化进程有积极意义。
(二)利用自身优势加快泛珠地区中部省份崛起
1.利用自身优势加快中部省份工业化进程。中部省份承接东西、连通南北的地理区位,平坦的地形条件,以及早期国家投资与工业布局为这一地区城镇化发展奠定了基础。今后城镇化发展主要依靠在认清自身资源、区位、市场等优势的基础上与东部发达区域接轨,扩大参与经济全球化的广度与深度,加速地方工业化进程。特别是全球金融危机背景下,东部沿海部分产业向中西部转移,为中部经济加快培养产业发展提供了机遇。一方面提高城市经济发展水平,吸纳更多的农村转移劳动力向本地区城镇转移;另一方面改善农村经济发展水平,缩小城乡发展差距,更好地推进农村城镇化和城乡融合。[6]
2.提升中部省份小城镇的承载能力和带动功能。中部地区农村人口多,把农村富余劳动力全部推向大中城市是不现实的,而且农民长期跨省流动就业也难以形成促进地方经济发展、实现持续较快增收的积累和推进机制。因此,必须围绕转移农民这个核心,着力发展包括县城在内的小城镇,推动农民就地城镇化。应抓住推进新农村建设和农村综合改革的契机,从省一级层面上打破以行政区划设置小城镇的传统格局,按照区域经济中心所蕴藏的城市扩张能力和经济增长潜力,精心规划、合理设置小城镇,使小城镇能够以最低成本和最优环境来聚集各种生产要素。在推进新农村建设中,积极争取国家对中部欠发达地区安排小城镇建设专项投入,并适度集中政策和资金,优先完善中心镇的承载能力和带动功能,更加直接有力的推动、带动农村的建设和发展。通过科学调整城乡空间布局,扩大了城市发展空间,推动了城乡工业协调发展,实现了县区经济错位竞争,促进了城乡共同繁荣。[7]
(三)利用西部大开发战略加快泛珠地区西部四省城镇化进程
1.加快城镇体系建设,推进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西部四省(广西、四川、云南、贵州)加快城镇化进程的重要途径是合理规划,协调发展,让大中小不同规模的城市共同组成一个具有等级、共生、优势互补、资源共享的有机体系,最大限度地发挥城市资源的功能与利用效率。首先,加快培育大城市、特大城市和大城市圈,强化其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龙头作用,产生较强聚集效应,从而带来较高的规模效益、较多的就业机会和较大的经济扩散效应,如成都、昆明等中心城市;其次,积极发展中等城市,建设一批富有特色、专业性强、人居环境适宜、能与大城市相匹配的中等城市;最后,有重点地加快小城镇发展,着力增强城镇功能,提升城镇品位,使之成为规划合理、经济繁荣、功能完善、环境整治、特色鲜明和有较强聚合力、辐射力的农村经济中心。
2.注重产业特色,开发边境贸易,加快经济发展。泛珠的西部四省位于我国西南地区,是通往南亚、东南亚的重要门户,且境内民族众多,民族风情浓郁,民族文化底蕴深厚。因此在城镇建设上,应在科学、合理地确定功能定位的基础上,注重突出各自经济结构的产业特色,因地制宜,立足区位、资源等优势,扬长避短,正确定位,大力培育主导产业,力求突出自身产业特色,如企业发展型、商贸流通型、农业产业化经营型、旅游开发型等;同时,要结合“中国通住南亚、东南亚的大通道”建设和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开发边境经济与贸易,通过与东部地区经济合作等为西部四省城镇化发展提供强大的经济支持。
3.进一步推进西部四省工业化进程。泛珠地区西部四省是中国工业化进程最慢,工业化程度最低的地区,整体尚处于工业的初级阶段。虽然国家西部大开发促进了西部四省的工业化建设,但工业化水平仍不高,需进一步提升。首先,加速推动西部四省的工业化,要从工业化各个构面入手,扬长补短,使各省市的工业化指标均衡发展。工业化的产业政策应从本地资源禀赋优势出发,鼓励就地发展相关加工工业,提升制造业比重,延长资源加工链条,增加资源附加价值,将诸多资源型城市升级为制造业城市。同时拆除城镇化的诸多制度障碍,打破城乡二元结构,使滞留在农村、滞留在第一产业上的多余劳动力和人口顺利的转移到城镇,提高城镇第二产业比重,以此提高城镇化率、优化就业结构,实现以工业化推动城镇化的西部工业化进程。其次,西部四省走新型工业化道路,把加速工业化进程纳入可持续发展的轨道来通盘考虑。在三次产业的协调发展中实现西部四省工业化,在完成工业化任务的进程中推进西部四省城市和信息化,使工业化成为推进西部四省农业现代化和现代服务业发展的基础和动力。最后,西部四省发展速度要同发展质量、效益、结构等因素有机结合起来。把西部工业增长建立在消费需求不断扩大的基础上,把技术进步同实现充分就业协调统一起来,把当前发展同未来可持续发展相衔接,尊重发展规律,走文明发展之路。
(四)多渠道筹措建设资金,解决城镇化进程中资金不足的问题
1.充分运用市场机制,动员各方力量,吸纳社会资金,投入城镇建设。各地政府应取消非公有制经济进入城镇市政公用事业的门槛,引入竞争机制,按照“谁投资,谁管理,谁受益”的原则,允许外资、个体、集体、混合所有制经济以各种形式进入公共事业领域投资。在大中小城市和重点小城镇,可以探索运用国外先进的新型项目融资方式,如BOT(建设—经营—转让)和BLT(建设—租赁—转让)等方式,进行城镇基础设施的建设。加大政策扶持力度,制定各种优惠政策,鼓励各种投资者直接或间接的进城参与城镇开发。对农民带资进城兴办企业、经商、建房购房的,可给予一定资助。
2.发展县域金融支持,促进城镇建设。对东、中、西部资源分布不均的地区要采取区别对待、分类指导的方法制定城镇化建设的信贷准入标准。强化信贷管理责任的同时,在创新授权授信管理制度方面要视县域经济发展水平、社会信用状况以及县级金融机构的经营管理能力等因素,合理确定授权授信额度。对信誉好的区域和管理规范的县级金融机构适当扩大授权授信额度。按照择优扶持的信贷原则,强化贷款现场调查,慎重选择信贷项目和客户,确立信贷品种和贷款方式,严把信贷准入关。将贷后管理贯穿于风险控制的全过程,使其制度化、规范化。对信贷的每一个项目、每一个客户甚至每一笔贷款,都要明确贷后管理主责任人及相关责任人,落实管理责任,研究制定具体的风险防范和化解的配套措施,有效规避信贷风险。为推进城镇化建设提供优良的行政服务、政策服务、法制服务、融资服务、信息服务和人才服务等,营造有利于加快城镇化建设的信用环境和市场环境。
3.改善农村金融服务,促进农业和农村发展的农村金融体系。实深化农村金融改革,转变其经营机制,使其成为主要为当地农村社区服务的金融企业。探索符合农业特点、适应农民需要的多种服务方式,如实行农户或村组联保,扩大小额信贷,直接发放信用贷款等。建立和完善农业保险制度,充分发挥保险在农业风险保障体系中的作用。开拓农村信贷市场,进一步与县域金融机构的网点、网络、人员、资金等资源优势整合、发挥,调整优化信贷结构,提高信贷资产质量,开辟新的业务领域,形成新的效益增长点。
(五)加强对农业转移劳动力的培训,引导人口进城
事实证明,农村劳动力素质越高,越利于劳动力的迁移和流动。因此,首先应抓好农村基础教育,在保证新一代农民接受九年义务教育的基础上,深化教育改革。其次,大力在农村开展各种职业技术培训,提高农村青少年的劳动技能,使之迁入城镇拥有一技之长,适应不同层次、不同行业就业。最后,政府应加大资金投入,帮助企业开展岗位培训,对于规模较大的加工类企业、劳动密集型企业,政府应给予适当培训补助。通过劳动力培训,提高农村劳动力市场就业的竞争能力,提升他们从事二、三产业的能力和入镇经营的能力。同时,改变他们的生活方式、工作方式、思维方式、价值标准,使他们从思想上、身份上、就业上和行为上都真正实现非农化,为工业化与城镇化协调发展奠定基础。
(六)建立和完善区域协调机制
为了解决泛珠九省跨区域的问题,需要建立和完善区域协调机制。我国应结合泛珠九省各地的实际情况,逐步建立由区域内城市共同参与的协商制度。以区域经济一体化为目标,兼顾国家、城市和企业利益,逐步实现在特定城市群区域内对要素市场配置、产业发展、区域城镇结构、区域性基础设施建设、环境资源开发与保护等方面的一体化规划、建设。首先要加强城市间协作和互补,及时处理跨地区问题,推动建立大市场,形成城市群分工体系,构造集成竞争优势。其次,要采取积极措施,促进人才、资源、信息、资金等生产要素在区域间的流动。区域之间人口的流动迁移,是地区之间协调发展的重要途径。要在市场和政府调控双重机制下,引导人口合理地跨区域流动与从业。虽然人口跨区域流动并不能实现城镇化,但人口流动可以使发达地区从区域合作中分享发达地区的福利。如鼓励东部等发达省份采取“移业就民”方式支持中西部省份发展,加快中西部的城镇化和工业化进程,实现区域协调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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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刘玉,冯健.中国区域城镇化发展态势及战略选择[J].地理研究,2008,(1).
[7]潘朝晖.中部地区统筹城乡发展的思考—以安徽为例[Z].第二届全国省区市党委政研工作联席会交流材料-城乡统筹发展专题研讨材料,2007年11月.
关键词:泛珠九省区;城镇化;比较研究
中图分类号:F299.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9031(2009)09-0022-07
一、引言
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要坚持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提高城镇综合承载能力,按照循序渐进、节约能源、集约发展、合理布局的原则,积极稳妥地推进城镇化。”随着统筹城乡经济社会上网发展,城镇化的重要意义、地位和作用越来越突出。加快城镇化建设也是世界各国走向现代化的基本经验,无论西方发达国家还是亚洲经济强国,经济发展都与其城镇化高速发展的进程紧密相伴。
如何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转变思维方式和业务增长方式,调整市场定位,大力支持城镇化建设,是各级政府面临的一个重要而紧迫的课题。作为中国三大城市群之一,面积约占全国1/5,人口约占全国1/3,地理位置横贯我国西、中、东地区,行政区域横跨我国闽、粤、湘、琼等九省份的泛珠三角区域,由于农业生产力水平、工业化水平等方面的差距,各省区在城镇化推进过程中存在较大的差异。而城镇化的推进将成为下一阶段解决市场需求不足、农村劳动力转移、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模式转变、与国际经济接轨等一系列迫切问题的重要手段,同时也是促进经济增长和构建小康社会的关键因素。本文从泛珠九省区城镇化进程的比较分析出发,并根据泛珠九省区在城镇化进程中存在的具体问题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及建议。
二、关于城市化进程的文献综述
(一)城镇化的内涵
城镇化又称城市化,是一个以人为中心的、以产业为驱动,实现人口、生产要素向城镇聚集,并形成规模经济,进而影响地域空间结构演变的过程,是一种从传统社会向现代文明社会的全面转型和变迁的过程。城镇化不仅是农业人口转化为非农业,而且是城镇在空间数量上的增多、区域规模上的扩大、职能和设施上的完善以及城镇的经济关系、居民的生活方式以及人类的社会文明广泛向农村渗透的过程。城市化过程是逐步实现城乡协调发展,最终实现消除城乡差别和工农差别的过程。[1]
(二)经济发展与城镇化进程的内在联系
据城市经济学学者对世界100多个国家城镇化发展的研究,城镇化发展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密切相关。无论一个国家城镇化何时起步,一般都需经历三个发展阶段,即起始阶段、加速阶段和完成阶段。美国地理学家诺瑟姆(Losame)称其为城镇化进程的“S”曲线(见图1)。
起始阶段(城镇化率低于25%),这个时期经过了相当漫长的历史阶段,城镇化水平较低,其发展态势反映为S型曲线的左下段,曲线斜率较小。
加速阶段(城镇化率介于25-70%),这个时期人口和经济活动迅速向城镇集聚,城镇化水平迅速提高,大约每年提高一个百分点,城镇数量迅速增加,城镇地域大幅度拓展,且城镇的规模也在不断地扩大,城镇化的进程大大加快。当城镇化率达到50%时,加速阶段的加速度达到最大。
完成阶段(城镇化率为70%以上),这个时期城镇人口比重的增长又趋于缓慢甚至停滞,二元经济完成向现代一元经济的过渡,城乡差别近于消除,区域空间一体化,并出现郊区化和逆城镇化。在这一阶段,主要不是农村人口向城镇人口的转化,而是城镇人口内部职业构成由第二产业向第三产业的转移。值得注意的是,诺瑟姆的S型曲线的缺陷在于没有具体给出这条曲线的数学模型,而是通过观察、分析世界各国的城镇化过程得出的经验曲线。[2]
(三)城镇化指标体系的构建
城镇化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社会过程,所以反映城镇的指标有很多,如人口、土地利用、就业结构等。目前,学术界对城镇化的测度方法主要有两类,即单一指标法和复合指标法。单一指标即城镇化率,用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来计算,该指标是目前国际上比较通用的指标。但我国长期以来没有恰当而稳定的城乡地域划分标准, 对于城镇人口的定义长期以来也没有固定统一的标准, 再加上从建国之初到现在市镇的建制标准多次发生改动,使得该指标在不同时期缺乏可比性。[3]复合指标是选用与城镇有关的多种指标进行分析,它的理论是基于城镇化具有丰富的内涵:不仅仅是人口城镇化,也不是城镇规模扩大化,它至少包含三层涵义:经济结构的调整、社会的变革和空间结构的变迁。[4]
为了全面反映泛珠九省区城镇化进程,本文采用复合指标法,根据各个指标关系,归纳为三类指标:人口类指标、经济类指标、生活类指标。其中,人口城镇化指标包括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的增长率、农村劳动力占全社会劳动力比重;经济城镇化指标包括GDP的增长率、人均GDP、三产业占GDP比重、地方财政收入的增长速度、城镇固定资产投资额;生活城镇化指标包括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城市平均建成区绿化覆盖率、人均公共绿地面积、人均道路面积、用水普及率、城镇社会保障覆盖率。这些指标的选择遵循全面性、系统性、可比性和可操作性原则。
三、泛珠九省区城镇化差异性的比较分析
(一)人口城镇化指标比较分析
1.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分析。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反映了人口在城镇的积聚程度,也反映了劳动力转移的程度,是反映城镇化水平的重要指标。2006年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重最高的是广东省,达到63%,高出全国平均水平19.1个百分点。泛珠九省区中,只有广东、福建、海南三省的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重高出国家平均水平(见表1)。通过数据比较可见,泛珠九省区的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很不均衡。东部省份由于城市规模较大、工业化水平较高等原因,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重明显高于西部省份。以广东省为例,由于工业化水平较高,2000年人口城镇化比重就已经达到55%,2006年达到63%。一方面,广州、深圳的中心城市地位得到强化,珠江三角洲已逐步发展成为亚太地区一个重要的城市群,整体的国际竞争力也不断增强。另一方面,小城镇不断发展和壮大,一批中心镇已逐步发展成为设施配套、环境舒适的小城市,成为集聚力和辐射力较强的区域中心,有力地推动了农村城镇化进程。而西部省份如贵州、云南等由于工业化水平不高、小城镇发展缺乏动力、基础设施比较薄弱等因素使得城镇化水平滞后。
2.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重的增长率的指标比较分析。2000—2006年,泛珠九省区中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增长最快的是江西和湖南,分别为11%和8.9%。而人口城镇化水平增长最慢的是贵州,仅有3.1%,远低于全国7.7%的平均增长速度。2000年后,党中央、国务院提出了促进中部崛起重要战略决策。中部省份的工业崛起,加速了城镇化的进程,其城镇化发展经历着从起始期跃至加速期的快速发展阶段。到2005年,山西、湖南等中部五省重工业增加值占工业增加总值的比重高达74.31%。而贵州城镇化水平增长最慢的原因很多。虽然2000年后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政策,但是由于西部地区城市根基较弱,土地及生态环境的承受能力受限,短期内无法改变山石地质构造,使得人口及城市地域分布不平衡的问题在短期内得不到有效缓解,同时也造成了城镇化进程相对滞后。
3.农村劳动力指标比较分析。2006年末农村劳动力最高的省份是四川(3452.30万人),其次是湖南(3338.23万人),排名第三的是广东(3232.00万人)。农村劳动力占全部劳动力比重指标中,前三位的省份是贵州、云南、四川,比重分别是82.8%、80.2%、73.2%。农村劳动力占全部社会劳动力的比重,九省区中只有广东低于62.9%的全国水平。从上述数据中看出,泛珠九省区中、西部省份的农村劳动力占很大比重,其中农村劳动力中有相当部分是剩余劳动力。泛珠九省区中贵州、云南等地区农村劳动力占全部劳动力的比重远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这就意味着这些省份还有大批的农村劳动力需要转移,仍有很长一段路要走。广东省虽然农村劳动力人口众多,但由于其工业化已经进入中后期,农村劳动力的转移接近完成。
(二)经济城镇化指标比较分析
1.GDP增长率、人均GDP的指标比较分析。泛珠九省区中广东的地区生产总值排在各省的前列,紧随其后的是福建和湖南。地区生产总值的增长率九省区都高于国家平均水平(11.1%),广东、广西、福建排在前三名,增速分别为14.1%、13.5%、13.4%。虽然人均生产总值只有广东和福建高于国家平均水平(16084元),但是人均生产总值增长率却除湖南与全国平均水平持平外,都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见表2)。
2.三次产业占GDP比重的指标比较分析。根据钱纳里的多国模型,工业化进程的指标用国内生产总值结构中第一产业产值的比重或第二产业、第三产业产值比重表现。[5]第一产占GDP比重广东省最低6%,比全国平均水平低5.7个百分点,福建与全国平均水平相当。而湖南、云南、四川、广西、贵州国内生产总值中的农业产值份额在17%-22%之间。海南的比重最高,达到32.7%,高出全国平均水平21个百分点。第二产业占GDP比重排在最前的是广东和江西,而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排在最前的是广东和湖南(见表3)。
通过以上数据发现,泛珠九省区的差异性明显。具体表现在第一类:即广东省,自成一类,与其他两类区域比较,人口规模较大,经济总量、经济发展水平(人均GDP)均远高于其它八省区,三次产业构成呈现二三一结构,是九省区中唯一一个第一产业所占比重小于10%、第二产业比重大于50%的省份,说明其工业化水平领先于其他省区。经济高速发展带动了城镇化发展,使广东省的城镇化水平一直领先于全国水平。
第二类包括福建、海南、湖南和四川。这一类成员较多而构成复杂,既有我国东南沿海经济较发达的省份(福建),又有我国中西部欠发达省份(湖南和四川),还有我国的特区省份(海南)。其中,福建人口规模相对较小,但经济规模较大,经济发展水平比较高,与广东省较为接近。从产业结构来看,呈现出二三一结构,工业化水平居第二类之首,同时与之相对的是它的城镇化水平也居第二类之首。海南的旅游业发展优势突出,虽然经济总量较小,但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高,产业结构呈现三一二结构,工业化水平很低。但由于第三产业的迅猛发展,海南的城镇化水平在第二类的省份中程度较高。湖南、四川两省具有较大相似性,表现出人口规模较大,经济总量和经济发展水平基本居中,第一产业占较大比重,二三产业发展相对均衡。劳动力资源丰富,劳务输出明显是其共同特征,而且城镇化水平也比较接近。
第三类包括江西、云南、广西和贵州。这类成员区域,除江西地处我国中部外,其他三省区均属西部地区。整体表现出人口规模较大,经济总量偏小,发展水平偏低。而矿产资源、水电资源以及劳动力等资源比较丰富,城镇化进程除贵州省较缓慢外,其它三个省份的城镇化水平相当。
3.地方一般预算财政收入的指标比较分析。泛珠九省区中,广东省地方一般预算财政收入最高,为2179.46亿元,排名第二的是福建。地方财政收入的增长最快的是四川,高出全国平均水平5.5个百分点(见表4)。地方财政收入的增加可以增强地方政府的财力,有助于地方政府增加城市基础设施、社会保障等地方性公共品投入,为城镇化发展提供良好的外部环境。此外,地方政府还可以通过税收优惠政策等为城市的企业发展提供宽松的环境,吸引有发展前景的企业进入本地区,促进城市中的产业布局合理化,及时调控城市化发展的方向。因此,地方财政收入及财政支持是推进城镇化进程不可或缺的外部条件之一。
4.城镇固定资产投资额的指标比较分析。2006年泛珠九省区城镇固定资产投资最多的省份是广东,为6618.77亿元,其次是湖南和福建,海南最低,仅为396.73亿元。从上述分析泛珠九省区的GDP、人均GDP及三产业比重等经济指标发现,广东作为经济大省,经济总量较大,地方一般预算财政收入较高,城镇固定资产投资的外部条件明显优于其他省份,投资额度也居九省前列。海南由于建省较晚、经济总量较小等原因,城镇固定资产投资额明显低于其它省区。城镇固定资产投资额的增长率,福建最高,达到41.1%,高于全国平均水平16.8个百分点,其次是四川(见表5)。福建固定资产投资增长加快的原因在于地方政府加大对旧城区改造、城市道路交通网络等市政公共设施建设和城市环境综合治理的力度,城市基础设施投资大幅增长拉动固定资产投资增长。同时,福建民间资本投入到固定资产投资的行列,也使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增长加速。由于努力加大高新技术、装备制造等优势产业的投资力度,四川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也在不断提高。
(三)生活城镇化指标比较分析
作为21世纪城镇化进程中一个重要指标,生活城镇化指标具体解析各城镇居民的生活质量。生活镇化指标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居民收入,主要通过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体现;一是居住环境指标,主要通过人均道路面积、人均公共绿地面积、建成区绿化覆盖率、用水普及率等指标体现;三是社会保障指标,主要通参加社会保险人数、城镇社会保险覆盖率体现。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广东和福建排前列,分别为16016元和13753元,高于11759元的全国平均水平;最低的为贵州,仅为9117元,比全国平均水平差2642元。建成区绿化覆盖率最高的是广东,为38%;人均公共绿地面积最高的是海南,为10.85㎡;人均道路面积最高的是海南,为14.21㎡;用水普及率最高的是江西,为91.34%。城镇社会保险覆盖率是通过对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和失业保险的加权平均所得,九省区城镇社会保险覆盖率都低于全国平均水平,最高的是广东26.17%,与全国平均水平接近;最低的省份是贵州省16.91%,与全国平均水平相差9.48个百分点(见表6)。
广东省及福建省由于经济总量较高,城镇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也高于其他各省。海南省人口总量较少且天然绿化面积较大,故该省的人均公共绿地面积和人均道路面积排在其他各省前列。江西作为能源大省,蕴藏丰富的自然资源,如煤炭、水等资源,因此该省用水普及率在泛珠九省区中也最高。
四、推动泛珠九省区城镇化进程的对策建议
(一)泛珠地区东部沿海省份特殊优势,合理制定城镇化重点
1.完善现代城市体系,加快城乡融合。东部沿海两省(福建、广东)城市规模齐全,但相对于区域人口,城市数量仍存在着一定的增长空间。今后东部沿海两省城镇化发展的主要动力将来源于国际产业分工、民营经济和外来人口的大量涌入。它不仅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也使这些地区的中小城市乃至建制镇也进入国际产业分工的某些环节。同时,民营经济和乡镇企业的蓬勃发展在加速两省农村城镇化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因此,对于东部两省缩小地区差异的重点应放在完善现代城市体系、提升城市群发展水平和加速城乡融合,通过合理引导人口和产业的聚集,推动工业化、城镇化的协调发展的方面。同时,要更加注重保护生态环境,节约土地,提升区域综合承载能力。
2.整合城镇发展动力,推动联动发展。对于东部沿海两省(福建、广东)而言,突破城镇化建设的资源瓶颈,可以依靠要素结构、产业集群与城镇空间布局这三者之间的关系整合,联动发展。在城镇产业互补、分工协作、城镇规划建设等方面进行体制机制的建设。引导城镇化网络发展,把城镇自身优势、核心竞争力与其他城镇的核心竞争力,互补强化形成城镇的综合竞争力,来解决城镇建设中部分资源稀缺的瓶颈,最大限度地发挥城市资源的功能与利用效率。
3.推进农民工市民化。未来东部两省(福建、广东)城镇对外来人口的吸纳数量随着产业结构的调整可能会产生一些变化,但其作为全国主要流动人口流入地的总体格局短期内不会改变,特别是有些地区的二、三产业农民工已经成为职工的主体,如建筑、建材、采掘、纺织、服装、玩具等行业第一线职工80%以上是农民工。妥善解决好农民工问题,成为东部两省城镇化水平和未来发展不可逾越的问题。加速农民工市民化就成为推进东部两省城镇化的重要内容。按照这样的思路,首先解决的是对农民工身份歧视,彻底改革户籍制度,建立城乡一体化的居民户口。其次是建立农民工的社会保障体系,维护农民工利益,使农民工在生活条件上达到市民水平。如国家扩大内需大规模新建经济适用房和廉租房,不仅将城市人口纳入政策之内,而且应逐步把农民工纳入此政策中。
4.加快推进工业化进程,强化城镇基础实施建设。泛珠地区东部沿海省份海南省由于自己发展因素,工业基础薄弱,而工业化又是城镇化不可逾越的阶段,因此,推进工业化进程成为城镇化进程的一个重要环节。首先,海南省应根据自身资源,发展优势工业和深加工业,尤其是热带农产品加工业等劳动密集型产业;其次,根据自身特点,精心选好主导产业,以企业为核心加以重点发展,特别是加快推进国际旅游岛、洋浦保税港区、文昌航空航天基地、东环快速铁路、琼州海峡跨海通道和昌江核电项目等重大建设项目。在国家扩大内需刺激消费,增加基础设施投资的背景下,海南省应强化城镇基础设施建设,完善城镇的综合服务功能,改善城镇的投资和生活环境,对提高产业和人口承载能力,加快城镇化进程有积极意义。
(二)利用自身优势加快泛珠地区中部省份崛起
1.利用自身优势加快中部省份工业化进程。中部省份承接东西、连通南北的地理区位,平坦的地形条件,以及早期国家投资与工业布局为这一地区城镇化发展奠定了基础。今后城镇化发展主要依靠在认清自身资源、区位、市场等优势的基础上与东部发达区域接轨,扩大参与经济全球化的广度与深度,加速地方工业化进程。特别是全球金融危机背景下,东部沿海部分产业向中西部转移,为中部经济加快培养产业发展提供了机遇。一方面提高城市经济发展水平,吸纳更多的农村转移劳动力向本地区城镇转移;另一方面改善农村经济发展水平,缩小城乡发展差距,更好地推进农村城镇化和城乡融合。[6]
2.提升中部省份小城镇的承载能力和带动功能。中部地区农村人口多,把农村富余劳动力全部推向大中城市是不现实的,而且农民长期跨省流动就业也难以形成促进地方经济发展、实现持续较快增收的积累和推进机制。因此,必须围绕转移农民这个核心,着力发展包括县城在内的小城镇,推动农民就地城镇化。应抓住推进新农村建设和农村综合改革的契机,从省一级层面上打破以行政区划设置小城镇的传统格局,按照区域经济中心所蕴藏的城市扩张能力和经济增长潜力,精心规划、合理设置小城镇,使小城镇能够以最低成本和最优环境来聚集各种生产要素。在推进新农村建设中,积极争取国家对中部欠发达地区安排小城镇建设专项投入,并适度集中政策和资金,优先完善中心镇的承载能力和带动功能,更加直接有力的推动、带动农村的建设和发展。通过科学调整城乡空间布局,扩大了城市发展空间,推动了城乡工业协调发展,实现了县区经济错位竞争,促进了城乡共同繁荣。[7]
(三)利用西部大开发战略加快泛珠地区西部四省城镇化进程
1.加快城镇体系建设,推进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西部四省(广西、四川、云南、贵州)加快城镇化进程的重要途径是合理规划,协调发展,让大中小不同规模的城市共同组成一个具有等级、共生、优势互补、资源共享的有机体系,最大限度地发挥城市资源的功能与利用效率。首先,加快培育大城市、特大城市和大城市圈,强化其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龙头作用,产生较强聚集效应,从而带来较高的规模效益、较多的就业机会和较大的经济扩散效应,如成都、昆明等中心城市;其次,积极发展中等城市,建设一批富有特色、专业性强、人居环境适宜、能与大城市相匹配的中等城市;最后,有重点地加快小城镇发展,着力增强城镇功能,提升城镇品位,使之成为规划合理、经济繁荣、功能完善、环境整治、特色鲜明和有较强聚合力、辐射力的农村经济中心。
2.注重产业特色,开发边境贸易,加快经济发展。泛珠的西部四省位于我国西南地区,是通往南亚、东南亚的重要门户,且境内民族众多,民族风情浓郁,民族文化底蕴深厚。因此在城镇建设上,应在科学、合理地确定功能定位的基础上,注重突出各自经济结构的产业特色,因地制宜,立足区位、资源等优势,扬长避短,正确定位,大力培育主导产业,力求突出自身产业特色,如企业发展型、商贸流通型、农业产业化经营型、旅游开发型等;同时,要结合“中国通住南亚、东南亚的大通道”建设和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开发边境经济与贸易,通过与东部地区经济合作等为西部四省城镇化发展提供强大的经济支持。
3.进一步推进西部四省工业化进程。泛珠地区西部四省是中国工业化进程最慢,工业化程度最低的地区,整体尚处于工业的初级阶段。虽然国家西部大开发促进了西部四省的工业化建设,但工业化水平仍不高,需进一步提升。首先,加速推动西部四省的工业化,要从工业化各个构面入手,扬长补短,使各省市的工业化指标均衡发展。工业化的产业政策应从本地资源禀赋优势出发,鼓励就地发展相关加工工业,提升制造业比重,延长资源加工链条,增加资源附加价值,将诸多资源型城市升级为制造业城市。同时拆除城镇化的诸多制度障碍,打破城乡二元结构,使滞留在农村、滞留在第一产业上的多余劳动力和人口顺利的转移到城镇,提高城镇第二产业比重,以此提高城镇化率、优化就业结构,实现以工业化推动城镇化的西部工业化进程。其次,西部四省走新型工业化道路,把加速工业化进程纳入可持续发展的轨道来通盘考虑。在三次产业的协调发展中实现西部四省工业化,在完成工业化任务的进程中推进西部四省城市和信息化,使工业化成为推进西部四省农业现代化和现代服务业发展的基础和动力。最后,西部四省发展速度要同发展质量、效益、结构等因素有机结合起来。把西部工业增长建立在消费需求不断扩大的基础上,把技术进步同实现充分就业协调统一起来,把当前发展同未来可持续发展相衔接,尊重发展规律,走文明发展之路。
(四)多渠道筹措建设资金,解决城镇化进程中资金不足的问题
1.充分运用市场机制,动员各方力量,吸纳社会资金,投入城镇建设。各地政府应取消非公有制经济进入城镇市政公用事业的门槛,引入竞争机制,按照“谁投资,谁管理,谁受益”的原则,允许外资、个体、集体、混合所有制经济以各种形式进入公共事业领域投资。在大中小城市和重点小城镇,可以探索运用国外先进的新型项目融资方式,如BOT(建设—经营—转让)和BLT(建设—租赁—转让)等方式,进行城镇基础设施的建设。加大政策扶持力度,制定各种优惠政策,鼓励各种投资者直接或间接的进城参与城镇开发。对农民带资进城兴办企业、经商、建房购房的,可给予一定资助。
2.发展县域金融支持,促进城镇建设。对东、中、西部资源分布不均的地区要采取区别对待、分类指导的方法制定城镇化建设的信贷准入标准。强化信贷管理责任的同时,在创新授权授信管理制度方面要视县域经济发展水平、社会信用状况以及县级金融机构的经营管理能力等因素,合理确定授权授信额度。对信誉好的区域和管理规范的县级金融机构适当扩大授权授信额度。按照择优扶持的信贷原则,强化贷款现场调查,慎重选择信贷项目和客户,确立信贷品种和贷款方式,严把信贷准入关。将贷后管理贯穿于风险控制的全过程,使其制度化、规范化。对信贷的每一个项目、每一个客户甚至每一笔贷款,都要明确贷后管理主责任人及相关责任人,落实管理责任,研究制定具体的风险防范和化解的配套措施,有效规避信贷风险。为推进城镇化建设提供优良的行政服务、政策服务、法制服务、融资服务、信息服务和人才服务等,营造有利于加快城镇化建设的信用环境和市场环境。
3.改善农村金融服务,促进农业和农村发展的农村金融体系。实深化农村金融改革,转变其经营机制,使其成为主要为当地农村社区服务的金融企业。探索符合农业特点、适应农民需要的多种服务方式,如实行农户或村组联保,扩大小额信贷,直接发放信用贷款等。建立和完善农业保险制度,充分发挥保险在农业风险保障体系中的作用。开拓农村信贷市场,进一步与县域金融机构的网点、网络、人员、资金等资源优势整合、发挥,调整优化信贷结构,提高信贷资产质量,开辟新的业务领域,形成新的效益增长点。
(五)加强对农业转移劳动力的培训,引导人口进城
事实证明,农村劳动力素质越高,越利于劳动力的迁移和流动。因此,首先应抓好农村基础教育,在保证新一代农民接受九年义务教育的基础上,深化教育改革。其次,大力在农村开展各种职业技术培训,提高农村青少年的劳动技能,使之迁入城镇拥有一技之长,适应不同层次、不同行业就业。最后,政府应加大资金投入,帮助企业开展岗位培训,对于规模较大的加工类企业、劳动密集型企业,政府应给予适当培训补助。通过劳动力培训,提高农村劳动力市场就业的竞争能力,提升他们从事二、三产业的能力和入镇经营的能力。同时,改变他们的生活方式、工作方式、思维方式、价值标准,使他们从思想上、身份上、就业上和行为上都真正实现非农化,为工业化与城镇化协调发展奠定基础。
(六)建立和完善区域协调机制
为了解决泛珠九省跨区域的问题,需要建立和完善区域协调机制。我国应结合泛珠九省各地的实际情况,逐步建立由区域内城市共同参与的协商制度。以区域经济一体化为目标,兼顾国家、城市和企业利益,逐步实现在特定城市群区域内对要素市场配置、产业发展、区域城镇结构、区域性基础设施建设、环境资源开发与保护等方面的一体化规划、建设。首先要加强城市间协作和互补,及时处理跨地区问题,推动建立大市场,形成城市群分工体系,构造集成竞争优势。其次,要采取积极措施,促进人才、资源、信息、资金等生产要素在区域间的流动。区域之间人口的流动迁移,是地区之间协调发展的重要途径。要在市场和政府调控双重机制下,引导人口合理地跨区域流动与从业。虽然人口跨区域流动并不能实现城镇化,但人口流动可以使发达地区从区域合作中分享发达地区的福利。如鼓励东部等发达省份采取“移业就民”方式支持中西部省份发展,加快中西部的城镇化和工业化进程,实现区域协调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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