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望2019年，危机、萧条和动荡是全球经济的关键词。2019年10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将全球经济增速从4月预期的3.3%，下调至3%—2008年以来的最低水平。核心经济体G4（欧元区、美国、中国、日本）普遍降速，贸易摩擦和地缘政治的紧张局势，都令经济形势继续面临下行风险。
　　2020年徐徐在人们面前展开，国家、科技公司和银行都是这幅波动图像上的重要节点。随着中美即将签署第一阶段协议，不少乐观的分析师认为，动荡中，曙光已经初现。

苦涩鸡尾酒

　　“不景气”，这是大多数国家总结2019年的经济形势会作出的判断。2019年就像一杯“苦涩的鸡尾酒”，辛辣的味道正在喉咙口打转，能够尝到“回甘”的国家很少。
　　德国一直是欧洲大陆的经济支柱，高就业率、大把预算，让人们期待德国有着压舱石般的稳定前景。遗憾的是，这个“4万亿美元经济体”正在陷入衰退。据美国联邦统计局的报告，德国2019年前三个季度的GDP增速分别仅有0.8%、0.0%、0.5%，而且，在欧洲经济整体下行的趋势下，核心国家德国的GDP增速不仅没能高于外围国家（例如意大利、希腊），反而显著低于法国、英国。
　　德国非常依赖制造业的出口贸易，2018年，它的工业产品贸易额几乎达到GDP的40%。因此，美欧之间的贸易紧张局势，以及特朗普政府对德国汽车出口、知识产权领域的频繁威胁，都令2019年德国的出口贸易十分低迷。虽然默克尔领导的联合政府在吸引移民、养老金改革等方面下了功夫，但劳动力短缺、工资和房价上涨的风险已经冒头。另外，由于政府近年未能在公共基础设施、教育和电信网络上充分投资，德国的潜在增长率并不乐观。
　　过于保守的财政政策，导致稳定经济增长的压力过度压在了货币政策上。德国的审慎财政政策，来自“平衡预算”宪法修正案—所有公共支出都必须和新收入抵消，保证财政盈余，没有结构性赤字。这造成德国政府未能为避免经济衰退进行投资。不过，德国财政部长奥拉夫·舒尔茨正在争取接任社会民主党的领导职务，也许将推行大规模的财政刺激计划。
　　基督教民主联盟对此则有相反的意见。该联盟成员、经济部长彼得·阿尔特迈尔表示，放弃预算平衡，将给子孙后代增加负担。虽然社民党和基民盟组成了执政联盟，但内部矛盾已经日益彰显。除了财政政策的对立，社民党选出的两名左翼新主席，在2019年11月扬言要退出执政联盟。12月，默克尔所在的基民盟多名成员被曝光与极右翼新纳粹组织有联系。
　　财长舒尔茨在2019年11月的一次会议上表示：“德国没有陷入经济危机。”很快，《卫报》上有人讽刺地说，这话好像英国时任首相吉姆·卡拉汉在1979年全国大罢工时的态度—“危机，什么危机？”3个月后，撒切尔夫人上台了。
　　相比德国拯救经济的犹豫不决，印度总理莫迪承诺“5年100万亿卢比”计划，手段要激进得多。

德国的审慎财政政策，来自“平衡预算”宪法修正案—所有公共支出都必须和新收入抵消，保证财政盈余，没有结构性赤字。这造成德国政府未能为避免经济衰退进行投资。

　　2019年以來，印度经济的下滑势头十分明显。前三个季度的GDP增速先后跌破6%、5%和4.5%，已经到了6年来的最低水平；全年无望突破3万亿美元，甚至由于卢比贬值，按美元计算的GDP可能不及2018年。
　　印度的基建落后，拖慢了整个印度的工业化进程。莫迪一直把基建视为王牌，这100万亿卢比（约合1.4万亿美元）将用于开展多项大型基建项目。投资基建，除了可以刺激经济增长，还可以打通大陆南北东西的交通，使地区均衡发展。
　　和德国正相反，印度的财政赤字就像个“大窟窿”。莫迪再度当选后，还推进了国有企业民营化进程，目标是筹资以削减财政赤字。有分析机构指出，2019/2020财年，印度的财政赤字为8.5万亿卢比左右，再加上“5年100万亿卢比”的“撒钱”计划，光靠出售国有资产可谓杯水车薪。
　　而印度议会两院近日通过的《公民身份法修正案》，因为没有授予穆斯林非法移民以公民身份，引发了多地的强烈抗议和骚乱。2019年8月取消印控克什米尔的自治权后，当地民众也爆发了大规模骚乱。骚乱加上经济下滑，恐怕令印度的发展态势雪上加霜。印度前首席经济顾问Arvind Subramanian警告，印度经济正走向“ICU”（重症监护室），第二波“双重资产负债表危机”将发展成规模更大的金融危机，并在2020年展开。
　　对于被迫放弃了WTO“发展中国家”优惠待遇的韩国和巴西来说，经济形势则是一下一上。
　　出口依赖程度较高的韩国，出口额占GDP的45%，对中国的出口占整体出口的1/4左右。日韩、中美贸易纠纷，让韩国经济遭到“重创”，被《金融时报》称为“面临50年来的最糟糕情况”。
　　作为亚洲第四大经济体，韩国2019年前9个月的GDP增速仅为1.9%，远低于2018年同期2.6%的水平。按季度核算，2019年第三季度增速为0.4%，第二季度为1%，第一季度为-0.4%。除非第四季度增速超过0.9%，否则韩国没法达到全年2%的增长目标。即使一年内已经两次降息，韩国的经济放缓也不会立即得到扭转。
　　巴西中央银行在2019年12月发布了季度通胀报告，将当年经济增速预期从1.12%提高到1.16%，将2020年预期从2.25%提高到2.28%。2019年是总统博索纳罗执政的首年，两度下调利率、养老金改革计划获批之后，股票市场创下新高，巴西经济显出了复苏的曙光。 　　不过，庞大的公共债务，以及4年来最低的贸易顺差额，都有拖累经济增长的可能。可以展望，在未来一年里，巴西的主权信用评级可能在“乐观”和“稳定”之间上下浮动。

姜还是老的辣

　　创业减少、就业困难、市场需求下降以及经济分化，都没能给数字经济巨头带来困扰，它们依然是笑傲江湖的擎天柱。特别是2019年，“姜还是老的辣”的态势十分明显。
　　老牌巨头微软表现抢眼，2019年大幅扩展了云业务，并获得了美国国防部的“JEDI”合同，10年为期，价值100亿美元。这一合同内容，包括将所有美国军方的计算机系统转移到单个云系统。领先市场的亚马逊网络服务云平台，市场份额约为33%，而微软的Azure占16%，丢掉订单的亚马逊CEO贝索斯气到起诉特朗普，说这是总统对他的个人偏见。
　　2019年，微软的市值增长了4080亿美元，达到1.19万亿美元，与苹果并驾齐驱，一起名列“万亿俱乐部”。自2009年以来，微软的股价升了417%，超过了标普500指数189%的涨幅。
　　作为微软的“宿敌”，苹果在2019年经历了一次大逆转。2018年年底的时候，iPhone的销量下滑，投资者都不再看好苹果，对其创新能力大加怀疑。2019年，苹果找到了新的战略方向，将注意力集中在服务和可穿戴设备上。Apple Watch和AirPods的熱卖，令销售量十分醒目。
　　同时，新的Apple TV 和流媒体服务，包括音乐和云存储服务，都让苹果的服务列表更加丰富。2019年，苹果的市值增长了4970亿美元，总市值近1.25万亿美元，其股票在2019年下半年屡创新高。而且，2020年，随着无线运营商推进5G建设，新的设备和新的带宽，又将刺激新一代智能手机和移动设备升级，苹果的新增长周期也指日可待。
　　亚马逊虽然丧失了百亿美元合同，但得益于云计算和广告业务的强劲增长，股票市值增长了近1500亿美元，达到8870亿美元。
　　在过去10年里，亚马逊的市值激增了1233%，大部分要归功于云计算和云服务。根据Jefferies在2019年11月的分析报告，这一块业务占亚马逊市值的40%，而且该部门太过庞大，以致受到了反托拉斯审查。
　　与亚马逊竞争“万亿俱乐部”的谷歌，摇钱树是广告部门，不过这棵摇钱树的长势不太喜人。

骚乱加上经济下滑，恐怕令印度的发展态势雪上加霜。印度前首席经济顾问Arvind Subramanian警告，印度经济正走向“ICU”（重症监护室）。

　　谷歌母公司Alphabet在2019年7月公布的第二季度报告中称，谷歌的广告收入达到326亿美元，同比增长约16%，但是获取该收入的成本也在增长，比2018年同期还高了12%。谷歌在广告业以外的业务，没有什么成功的“迹象”，包括Pixel手机、Nest相机、Google Play商店和谷歌云服务。
　　很多人认为，谷歌的云服务潜力无限，因为它是世界上最大的搜索引擎，也可能是世界上最大的AI技术部署者。然而，同样是2019年第二季度，微软公布它的云服务收入是114亿美元，亚马逊公布它的云服务收入是83亿美元，可从谷歌的财报里却看不出来云服务有什么收益。
　　谷歌把“宝”押在另外的领域：自动驾驶汽车公司Waymo、互联网公司Loon、健康科学部门Verily等等，不过到目前为止，这些赌注花的钱远比赚的钱多。同一份财报里显示，它们花了9.89亿美元，仅产生了1.62亿美元的收入。
　　虽然谷歌广告业务收入正在放缓，但2019年谷歌的市值增长了2140亿美元，总市值近9340亿美元。不出意外的话，它将在2020年跻身“万亿俱乐部”。
　　相比“老大哥”谷歌的波澜不惊，年轻的巨头脸书，两年来麻烦不断，CEO扎克伯格成了听证会的常客。
　　脸书的股价在2018年夏季达到巅峰，然后一路波动。“剑桥分析”抖落出来的丑闻、欧盟GDPR（《通用数据保护条例》）的实施，以及饱受争议的数字货币“天枰座”，都让脸书的前景略显暗淡。
　　脸书的营收全年增长了20%，低于2018年的37%。脸书的收入来源和谷歌一样，都是广告挑大梁。有分析师指出，脸书的广告业务为2019年的全年收入贡献了665亿美元，占总收入的99%。
　　尽管监管审查即将到来，但其核心平台以及Instagram和WhatsApp等服务，一直在吸引新用户，收入继续上升。随着推特和谷歌禁止了政治广告，脸书又迎来了好机会，两位美国总统候选人的宣传资金，将重新流入该平台。2019年，该公司的市值增加了2130亿美元，达到近5870亿美元。

负“重”前行

　　相比科技巨头，银行业的日子颇不好过，特别是欧洲银行。

　　2014年起，欧洲央行实行负利率，以应对通缩风险—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欧元区刺激经济的办法已经极其受限。当官方利率为负，商业银行存于中央银行的准备金不仅没有收益，还要为此支付费用，增加成本。而且，这项本应“救急”的临时措施，实行了5年依然没带来起色，欧洲银行业也只能“负重前行”。
　　资产总规模一度达2.16万亿欧元的老牌银行—德意志银行，多年来都是欧洲第一大行，近来却是连年亏损，面临破产危机。
　　德意志银行CEO克里斯蒂安·索英预计，将在全球裁员约1.8万人，在2022年之前将员工人数降至7.4万。这是继2011年汇丰裁员3万人以来大型投行的最大规模裁员。而在2018年，德意志银行就已经裁掉了6000人。 　　德意志银行的报表显示，其在2015—2017年的净利润分别为-67.94亿欧元、-14.02亿欧元、-7.51亿欧元；在2018年年末实现了微弱的盈利2.67亿欧元后，2019年又迎来巨大亏损。
　　因为总是游走在“违法的边缘”，德意志银行付出了高昂的法律纠纷成本。而且，截至2018年年底，投行及证券交易业务带来的风险加权资产为740亿欧元，杠杆风险为2880亿欧元。

德意志银行CEO克里斯蒂安·索英预计，将在全球裁员约1.8万人，在2022年之前将员工人数降至7.4萬。这是继2011年汇丰裁员3万人以来大型投行的最大规模裁员。

　　英国汇丰银行的裁员力度也很大。其2019年第三季度的财报显示，税前利润同比大幅下降18%至48亿美元，远低于预期；调整后的利润下滑12%至53亿美元，净利润下降24%至31亿美元，营收也同比下滑3.2%至134亿美元。因此，汇丰宣称计划裁员1万，裁员对象将集中于高薪职位。
　　2019年8月，汇丰银行CEO约翰·弗林被解雇，距离就任仅18个月。该行董事长马克·塔克在向投资者作报告时说，汇丰银行所处的全球环境日益复杂，形势富有挑战性，董事会认为需要作出改变。汇丰银行面临的不利因素很多：利率下降，贷款难以盈利，还有个别市场的地缘政治风险。
　　2019年12月18日，评级公司穆迪将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长期外币与本币发行人和存款评级的展望，由“稳定”调整为“负面”，也正是由于香港的经营环境已经十分恶劣。12月24日，位于香港旺角的汇丰银行被示威者破坏和纵火，被喷上“星火之仇”“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涂鸦。汇丰银行早前关闭了香港示威者众筹平台“星火同盟”的账户，成为了社会危机中的政治靶子。
　　值得一提的还有台湾富邦金控，它一直在谋求出售旗下的富邦银行（香港），估值为20亿—30亿美元。对于为何出售，富邦金控和富邦银行均不予置评。富邦金控一直积极布局大陆，持有厦门银行近20%的股份，但是近来其持股的哈尔滨银行遭遇大幅整改，价值持续蒸发。
　　欧洲和亚太区的投行业务滑坡，显示当地的经济增长明显走下了一个台阶。制造业订单下滑，多国经济同步降速，亚太经济体的出口增长已从2018年的4%放缓至2019年的0.9%，日本和欧元区的工业产出都迈入负区间，全球通缩压力不断增大。
　　由于一定的滞后性，2020年将是贸易摩擦继续发挥影响的一年，全球经济前景并不乐观。存量博弈、多维博弈的时代里，全球价值链体系正酝酿着一场重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