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声枪响撕裂了山村的平静，天崩地裂，湘江两岸血肉横飞，毁灭了一切惯常，善恶都被放大。
　　 ——题记
　　引子
　　1934 年 10 月，中央红军从苏区出发，开始了震惊世界的长征。
　　这次战略大转移，实现了从挫折走向胜利的转折。
　　2 个纵队，5个军团，86000 多人。那个夕阳西沉的黄昏，中央红军从于都河畔匆匆出发。
　　四天四夜，红军将士或走浮桥，或摆渡，或涉水过河。
　　夕阳西下，指战员们心情激动，不断地回头，凝望中央根据地的山山水水，告别在河边送行的战友和亲人。
　　滚滚的河水泛着黄色泡沫翻腾着，秋风发出呼啸，像吹起了进军的号角。
　　随后，他们一路过关斩将，历时四十余天，突破了国民党布下的三道封锁线，11 月 25 日开始，由湘桂交界之地永安关、雷口关陆续进入广西。灌阳、全州、兴安，正是广西境内的湘桂门户。三座城镇构成一个等腰三角形，岭南咽喉全州似三角形顶点，灌阳、兴安一线拉成三角形的底边。
　　湘、粤、桂军与国民党中央军，早就在“铁三角”长约一百三十公里、宽约五十公里地域张开口袋。国民党兵分五路，前堵后追，北压南挡，两侧夹击，只等中央红军撞进“铁三角”，发动铁壁合围，企图彻底将中央红军消灭在湘江东岸。
　　中央红军唯一的出路，只有抢渡湘江！
　　唯有抢渡湘江，撞开湘、桂两军主力布防的湘江门户，才能摆脱被扼杀的命运，才能摆脱这场灭顶之灾。
　　湘桂交界之地，战云低垂，杀机重重。
　　蒋介石精心布控的30万大军，如一只张开血盆大口的恶虎，随时准备将中央红军一口吞掉。
　　蒋介石坐镇南昌行营，每天都在关注着“追剿军”和中央红军的动向，其调动湘、粤、桂及中央军，一路前堵后追，左右夹击，步步紧逼，欲将红军往口袋阵里赶，只等中央红军撞入，即发动铁壁合围，“将中央红军全歼于在湘江以东地区”。
　　中革军委决定，红八、红九军团虚晃一枪，佯攻龙虎关，以吸引桂军东调。
　　白崇禧接到报告后异常紧张，为防红军攻桂林，遂报蒋介石同意，令桂军主力从全州、兴安一线南移龙虎关、恭城一带，阻止红军进广西腹地，并防止中央军乘机入桂。
　　中革军委于 25 日决定，分四路纵队进入广西，从全州、兴安间抢渡湘江，突破国民党军第四道封锁线，前出到湘桂边境的西延地区。为掩护中央、军委纵队及后续军团渡过湘江，红一、红三军团奉命迅速抢占四大渡口，并在灌阳之新圩、全州之脚山铺、兴安之光华铺等地域构筑工事，阻击敌军;红五军团继续作为全军后卫，负责截击和迟滞尾追之敌。
　　桂军主力 11 月 26 日开始由恭城向北调动。
　　湘军 11 月 27 日抢占全州城。
　　旌旗猎猎，战马嘶鸣。
　　当日，陷入国民党军队第四道封锁线的重兵围堵之中，决定中央红军生死存亡的湘江战役打响……一声枪响撕裂了山村的平静，焦土烈焰，天崩地裂，湘江两岸血肉横飞，毁灭了一切惯常，善恶都被放大。
　　每一次战斗，都有年轻的士兵倒在湘江两岸;
　　每一次战斗，都在书写苦难辉煌;
　　每一次战斗，都在铭刻忠诚信仰。
　　机枪扫射，炮弹爆破，飞机轰炸，千种怪啸撕裂空气。
　　焦土烈焰，水柱擎天，天崩地裂，十万火急，血肉纷飞。
　　血染的桂北大地，書写着军民鱼水情。
　　湘江北望，万山红遍。中央红军长征经过的地方，民间留下了大量鲜为人知的故事。时间虽然过去了86年，历史的车轮，不仅没有淡化红飘带刻画的光影，还因岁月的磨砺使其愈发神圣。这些传奇散落于桂北大地，以各种形式传诵，虽是纯民间的非文本记忆碎片，却能穿越时空代代相传。
　　民间记忆，原本就是一部鲜活的史籍。
　　湘江两岸百姓， 有为红军架桥的， 有为红军疗伤的， 有为红军送饭的，有为红军带路的， 有为红军挑担的， 有为红军守墓的，有收养失散红军的……有汉族，也有苗、瑶、壮、侗等少数民族。
　　山野田间，我似推开一扇扇尘封的窗，靠近一条条记忆的河，倾听47位普通百姓娓娓道来。
　　战争是惨痛的。
　　这是他们亲历亲闻，被战争摧残、折磨，以及一系列内心世界崩塌，和对红军伤员的怜悯、救助，直至看到新希望的故事。
　　我试图通过对细节的记录，还原血脉生动的历史原态。
　　亲历者是鲜活的。
　　他们带着伤，带着痛，带着穿越沧桑之后的淡然，他们的话语时常是断裂或跳跃的，有时候是因为过去的伤痛，有时候是因为现在的年老。
　　他们在逆境里抗争，在苦难中锤炼。
　　他们冒着被杀头的危险，在帮助红军。
　　那些故事，我以为早已烂熟于心。直到正式动笔，方发觉它离我那么遥远，遥远到只能看到一个模糊的轮廓，我只好老老实实地沿着他们的足迹，追寻故事的主人留下的蛛丝马迹，抽丝剥茧，用有限的碎片做一份拼图，力求将事实还原。
　　我从湘江畔出发，一遍又一遍沿着他们的足迹追寻。
　　我从湘江出发，复又回到湘江。
　　湘江北望，大地苍茫。
　　硝烟早已散尽，大地鸟语花香。渔樵耕读的人们，北往南来。
　　半个世纪前，战火是真实的，新生是真实的。亲历者纵横的皱褶里藏着它们，老人疼痛的记忆里藏着它们——
　　1.一床棉被
　　1934年11月底，极不寻常。
　　那段时间，我总感觉心里发慌，古话讲左眼跳财，右眼跳灾，可我两边眼皮都跳，一直在跳，用了好多土办法都止不住。
　　我一直在担心有大灾大难要来，整天心慌慌的。
　　果然，没过多久大事就来了——共产党和国民党打了起来！ 　　“我背你到我家喝水吧。”
　　太公说罢，弯腰半蹲着，伸手抓住那人胳膊，狠劲往肩上一提，背着他快步朝家里走去。
　　当晚，太公用茶叶水为他清洗了伤口，敷上草药。第二天一早，太公让我爷爷黄荣青偷偷上山采了些草药。养了两天伤，伤病员能勉强站起来了，说要去追赶大部队。临走前，他喊太公把房门关上，从怀里取出一个包裹来。太公见包裹包得严严实实的，就问：“这是什么？”
　　红军伤员将包裹递给太公：“老伯伯，我把几样东西留给你，这面红旗，等红军胜利了，我再回来找你要，请你一定保存好。”
　　“这可不行，我帮你不是想要东西。”
　　“老伯伯，我是请你帮忙保管。”
　　“哦，东西我可以帮你保管。不过，你身上的伤还没好哦，老话讲伤筋动骨一百天，何况是伤在大腿，你这个样子怎么能走？”太公接过包裹说，“你住两天再走，我帮你弄点草药。”
　　“不能再拖下去了，久了就找不到队伍，我必须回到自己队伍里。”伤病员说，“日后我一定会回来找你。”
　　“那好吧，我会帮你保管好东西，你放心去吧。”太公说。
　　太公专门做了个小木箱，把那件东西藏在隐秘的地方。1941年，太公去世前，把木箱交给爷爷黄荣青和黄关文，交代他们一定要好好保存。
　　多年以后，我收拾屋子时发现了它。
　　打开外面包裹的一张契纸，里面是块折叠的布，漆黑，像锅灰一样，包在最里面。我当时讲：“哟！这块是什么，怎么这么漆黑呀？”谁也不知道啊。于是，我就洗洗洗，洗了三盆水，才算是显现出本色来。晒出来的时候，才看出淡红淡红的颜色。
　　红色看出来了。
　　五角星也看出来了。
　　斧头镰刀也看出来了。
　　原来是面红旗！
　　爷爷黄荣青年年盼，月月盼，等着红军战士回来取红旗。
　　但是，红旗一代代传下来，那位红军战士却一直没有出现。1979年，爷爷黄荣青病重，让家人把红旗交给了县武装部。
　　有人问，日本人侵占灌阳的时候，这个东西是怎么保存下来的？这个问题我们也问过，长辈说，1944年日本侵略者侵占灌阳，为了不让日本鬼子发现，老人家把红旗放在一个木箱里，然后藏进棺材，这才没被发现。
　　这些板路，都是爷爷黄荣青讲的。
　　前几年，政府在枫树脚修建新圩阻击战陈列馆，陈列馆旁，有一座祖孙三代手捧红旗的雕塑，那就是我男人的太公、爷爷和老子。雕塑建成那天我一家去看过，太阳光下，屋顶的五角星闪闪发光。那颗星星，和我们老黄家祖孙三代守护的红旗上的五角星是一样的。
　　现在这面红旗保存在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2006年，我向博物馆讨了面复制品。我要让后人知道这段往事。
　　冬日的雾缠在山腰，茅草上那一串串水珠溅落在衣着单薄的战士身上，让人一阵阵寒栗。
　　掩护红八军团离开灌阳后，红三十四师师长陈树湘马上召集连以上干部開会。陈树湘说：“刚才接到军委命令，要我三十四师迅速赶赴枫树脚接替六师十八团防务，阻止桂军越过新圩，掩护中央纵队和主力部队渡过湘江。根据上级指示和我师情况，我考虑，由韩伟团长率一〇〇团先行，疾进灌阳方向，接替十八团在枫树脚地域阻止桂军北进之任务;我和苏达清团长带一〇一团及师部居中;程翠林政委和吕官印团长带一〇二团殿后，在文市、水车一线占领有利地形，阻击追敌周浑元等部，保证主力部队渡江。如果没有意见，就分头行动。”说完，陈树湘与众人一一握手。
　　大家相握的手都在颤抖，每个人的心情都很沉重，有一种不祥之感笼罩在心头。因为大家都清楚，接下来不仅要遏阻并摆脱周浑元部，还要面对熟人熟地且善于山地作战的“猴子兵”——桂军。
　　由于战事吃紧，陈树湘讲得简明扼要，但他讲话时的心情非常沉重。陈树湘是湖南长沙人，身材魁梧，行动利索，平易近人，是在毛泽东、何叔衡影响下投身革命的一位有勇有谋的将领。
　　当队伍踏上水车的灌江便桥时，太阳已经出山。这时，天空突然出现三架飞机，不一会儿已盘旋到头顶，随即进行狂轰滥炸。一时天摇地动，焦土飞扬，血肉横飞。一〇二团机枪连连长廖仁和赶紧扑倒在一棵大水杨柳树下。待敌机飞远，廖仁和站起一看，刚架起的便桥被炸得七零八落，江里、岸上和树林里到处是尸体，有的残缺不全，树枝上还挂有战友们的碎尸，江水被染得殷红。这次遭袭，部队牺牲了二百多人，有些是和廖仁和一起入伍的老乡、老战友。简单地将他们掩埋后，队伍又继续赶往枫树脚。
　　这时，红五师在师长李天佑率领下，在新圩阻击阵地与桂军鏖战了数日，已奉命将防务移交给红六师第十八团。
　　当红三十四师经山燕头、大塘、苗源，过洪水箐登上海拔 1100 米高的观音山时，已是 12 月 1 日 13 时。红六师第十八团损失殆尽，新圩防线已被桂军完全突破，不仅接防不可能，而且通往湘江的大道已被截断！
　　遵照中革军委总司令朱德于 1 日 5 时发来的“三十四师应力求在枫树脚、新圩之间趁敌不备突破敌围，然后急行军西进大塘圩”的指令，三十四师只好从板桥铺一带穿过公路，再经湛水、流溪源，翻越海拔一千多米高的宝界山。部队再次陷入崇山峻岭，在羊肠小道上艰难地一路西进，准备绕开敌军直奔湘江。
　　3.临时救护所
　　我一个92岁的老头子，记性不好，耳朵也有些不灵光，你讲话要大声点。
　　你来问湘江战役？事情已经过去这么多年，记不太清楚了，不过民国二十三年（1934）红军过路的事，我还是记得的。那么大一件事，死了那么多人，能不记得吗？什么是刻骨铭心，这就是刻骨铭心。
　　有人问，蒋仁贵，看到红军拿枪拿刀怕不怕。
　　我讲，红军对我们很好，不怕，一介普通老百姓，有什么好怕？
　　最主要是那时候我还小，懵懵懂懂的。那天，突然来了那么多人住进和睦村，不仅不晓得害怕，还和小伙伴跑来跑去看热闹。 　　前些年有人下过酒海井，我就是其一。
　　酒海井位于下立湾屯北约500米处，井口宽约2米，上小下大，形似酒坛，所以取名酒海井。酒海井实际上是地下河的天窗孔，与地下暗河相通。
　　那回下井，我曾在水底摸到人的脚骨，当时和其他人一样，没想太多，以为那口井盘古开天就存在，日久天长，有点古怪也不算什么，没太在意。若干年以后，有人说，那些骸骨是红军战士的。这个我之前真没想到，只晓得那一带荒凉得很，虽然离村子不远，但一般不太爱往那边走。
　　和睦村有座蒋家祠堂，道光四年（1824）建的，砖木结构小青瓦，外墙装饰着精美的蜈蚣墙体，坐北朝南，宽12米，长19米，总面积230平方米，整个建筑工艺考究，保存完整。新圩阻击战打响时，红军将祠堂用作临时战地救护所，在这里抢救了好多受伤红军。当时，祠堂里住满年轻的红军伤员，除了伤轻点的能到院子里活动，其他人都是重伤，睡在地上根本动弹不得。说是疗伤救护，其实也没什么药，饭也没得吃。
　　村里人见他们可怜，就悄悄送去一些吃的喝的。
　　唉……
　　确实可怜。
　　红军真正是缺衣少食，又有伤在身，你说可怜不可怜？
　　我家里当时住有几个伤员，我老子不仅给他们弄吃的，还让我往祠堂送饭。我家和蒋氏宗祠之间隔了两座房子，走几步就到。
　　和睦村以前喊下立湾，自古归灌阳新圩管辖，我祖上在这里住了多少年，我也不懂，若我老子在，估计他也不懂。
　　红军伤员在祠堂住的时间很短，十来天之后吧，就陆陆续续离开了，也不晓得后来去了哪里。当年我才6岁，没有太多具体印象。
　　多少年以后，我才听说，当年住在这里的红军，是从新圩阻击战阵地抬下来的，是红五师的伤病员，还听说师长是桂林人，喊李天佑，是广西李军（桂北人对桂军的称呼，意思是李宗仁的军队）李宗仁、白崇禧的老对头。李天佑打仗蛮厉害的，是1931年跟随红七军转战到江西的一员虎将。还听说，李天佑1955年被授予开国上将。湘江战役那年，他才20岁就当师长了，厉害啊。
　　2006年5月，蒋家祠堂被列为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1934年，11 月 30 日。
　　饥寒交迫，频繁的战斗加上高强度的奔波，扼守新圩阵地的红五师指战员已疲惫不堪。桂军还在飞机配合下，以重兵一次次发动着大规模进攻，大有不攻下新圩不收兵之势。死神时刻追逐着每一个红军指战员！
　　此时除了弹药严重不足和伤亡惨重外，威胁红军生命的还有饥渴，战士大部分饿着肚子在坚持，体力消耗极大，不少战士虚脱昏倒。又饥又渴的红军战士想到村里找点吃的，可是村里的人都躲进山了，只在一个姓海的老大娘家里，找到一锅似粥非粥的猪潲，就把它吃了。临走时，战士们在锅中留了张纸条，放了几个银毫子压在上边。
　　战斗员越来越少，弹药也越来越少。师长李天佑下令不准乱开枪，要保证每一颗子弹消灭一个敌人。桂军见久攻不下，又派来飞机和大炮狂轰滥炸。眼见红军战士在枪林弹雨中一排排地倒下，李天佑不得不下令撤退。午后一时许，红十四团、十五团冒着桂军的炮火，在付出巨大的伤亡代价后，撤退到龙桥村后面的虎形山上。很快，虎形山也失守了，红五师被迫退守一公里外的炮楼山。已鏖战两天两夜的五师伤亡惨重，所有人都已精疲力竭。炮楼山随时可能失守，新圩阻击阵地的最后一道防线，随时会被桂军攻克。
　　可前来接防的红六师十八团了无踪影。
　　李天佑心急如焚，忍不住走出指挥所，举起望远镜查看敌情。二十岁的李天佑是广西临桂人，和李宗仁、白崇禧是老乡，知道桂军打仗不是草包。这一带流传着“桂军打仗像恶狼”的说法。桂军训练有素，性格倔强，体格强壮，很能打仗。何况，这次红五师面对的是桂军“精锐”第七军的两个师和湘军第十五师一部。李天佑在百色起义时是桂军第七军的老对手，然而要以一个师的兵力对付三个师的攻势，困难可想而知。因此，进入广西地界后，每次做出一个决定，他都要经过深思熟虑，反复分析。
　　山下，一千多桂军又逼近了。
　　李天佑赶忙返回指挥所，对红十四团团长黄冕昌说：“十五团白志文团长牺牲了，参谋长胡震去顶白团长指挥，也牺牲了！”黄冕昌听到这个消息，想起十五团政委罗元发也身负重伤生死未卜，不禁悲从中来，眼泪一下就滚出来了，他说：“师长，你说下一步怎么打吧！”李天佑说：“军团首长给我们的任务是不惜一切代价，钳制桂军，确保整个野战军的左翼安全。目前中央纵队还没有完全渡江，我们无论如何不能后退！你马上回到阵地指挥十四团，设法把敌军打下去，形势非常紧张，也怪不得我们广西人打广西人了，你给我往死里打！”黄冕昌和李天佑一样，也是广西人，1929 年和李天佑一起参加邓小平领导的百色起义，后来随红七军转战千里到达中央苏区，两人多少次并肩出生入死，早已是生死之交的兄弟。
　　黄冕昌带着红十四团战士一路小跑，奔赴公路右侧的肩背岭伏击桂军，进入阵地后，他立即命令二连连长：“你带两个机枪班向敌人侧后迂回过去，我们埋伏在工事里，等敌人靠近后，给他个前后夹击。”
　　战士们埋伏在战壕里，衣服又是泥又是水，贴在身上很难受，大家咬牙坚持着，等着桂军进入射程后好干一仗漂亮的伏击战。桂军见红军一枪不放，便一个劲朝上爬。等他们爬到离战壕只有三四十米的时候，十四团指導员何诚大喊一声：“打！”一排手雷便飞了出去，桂军一乱，红军所有轻重火器一起响了起来。这个时候，机枪班已经迂回到桂军后面，他们的机枪雨点一般朝着桂军射去。
　　桂军刚垮下去，黄冕昌从重机枪掩体走出来对何诚说：“指导员，你赶快组织部队从敌人尸体上捡弹药，准备再战，我到前面的工事去看看。”当他走到轻机枪阵地时，一颗子弹打在他的腿上，包扎好后，大家劝他回团部去，可是被他拒绝了，还召集大家研究下一步的打法。
　　黄冕昌详细地分析了眼下的形势：从地形来看，敌人从正面阵地是冲不上来的，左侧有红十五团的火力支援，要冲上来也困难，唯有右侧因为一些自动火器都调到正面阵地上来了，火力较弱，可能成为敌人攻击的重点。因此必须把正面阵地的大部分轻重火器立刻调到右侧，左侧只留排长钟彬带两个班在那里守着。 　　我排行老三，喊张育松，大哥喊张育林，小名老梅崽，大哥是民国十一年（1922）出生的， 因读过私馆有点文化，特别喜欢看书，被塘坊边龚文成看中，留在他店铺里当先生，说是先生，我看也就是个小伙计吧。店铺就在衡州会馆隔壁，卖点豆腐啊，盐啊，米啊，主要是一些杂七杂八的零货。同仁当年有两个地方有铺子，一个是塘坊边，另外一个是过江铺，这两个地方都在湘桂古道上，因为挑东西来往华江和塘洞的人都要经过这两个地方，所以比较热闹，以前还有过伙铺（兴安方言，意思是客栈）。
　　红军在华江山区走的路线，都是古道，上了年纪的都晓得，这些古道两头，都是通湖南、贵州的。
　　大哥讲，红军一到塘坊边就找地方架锅头，找柴火煮饭，有的人米袋里没有米了就到龚家铺子买米。当时是冬天，那些人的衣服穿得很烂，有些还穿着单衣，好在山里干柴干竹片多，有柴火就好办，他们在衡州会馆后面的空地里烧起好多火堆，东一团西一团的围满了人，火堆旁一个人唱起山歌来，其他人也跟着唱，大哥讲，没怎么听得懂。大哥说，听讲那些人大多是从江西、福建过来的，讲话和我们广西口音完全不一样。山里头的天气，白天和夜里是两重天，白天稍微好点，没那么冷，夜里气温降下来冷得你喊死，借住在衡州会馆和附近老百姓堂屋里面的人倒没什么，那些睡在屋檐底下的，睡在田里的，睡着河边竹林的，穿单衣的就造孽（兴安方言，意为可怜）了啊，个个冷起打摆子（兴安方言，此处意为打抖）。
　　红军来之前，村里的人都躲进了山。
　　龚家因为铺子里东西多，正在打包，想把值钱的家当搬到山里，还没来得及搬完，红军就来了。吓得龚文成半死，和我大哥讲晚上无论如何都要先逃命。早就听说了，红军来了要抢东西的啊。
　　实际上没那么可怕，人家并没有抢他家。
　　红军和国民党讲的有些不一样，不仅没抢老百姓，拿了东西都主动给钱。龚文成就索性不去躲了，还留下我大哥，重新打开了铺子大门。
　　大哥那时候才十几岁，什么都不怕，几下就和红军混熟悉了，来来回回，帮红军找吃的用的，还主动把门板借给他们当床铺。
　　第二天下午，有个当官的问大哥雷公岩怎么走，大哥讲你们去那大山里做什么，人家说不做什么，要从那里上山，翻到山那边一个喊塘洞的地方去。我大哥讲塘洞我没去过，不过雷公岩倒是去过两回，那里面一到冬天就好多香菇的，对了，你们到了山里可以找下，这个季节正是长冬菇的时候，你们可以捡起来煮汤喝。当官的讲好啊，要不这样嘛，你这个细伢子懂事，我请你帮带路到雷公岩，要不要得？我大哥讲，那里太远，等我送你们到雷公岩再返回来，天肯定黑完，万一给狗熊吃了难搞，前几年还有人给狗熊追，脸都被抓破相了，我看还是算了吧！打死我也不敢一个人在深山老林里走夜路。当官的又讲，那你带我们走一段，走到哪里不想走了，你就回来，完了你告诉我们，接下来怎么走就行。
　　心想铺子里的东西已经被卖光，反正也没什么事，大哥就答应了。
　　大哥领着红军经过江铺、龙塘江一路走到五岭背，先到一步的红军讲，已找好住在那里的瑶人带路，我大哥就返回来了。
　　当官的塞了两块银圆给大哥，问他想不想当红军，大哥讲不行，我是家里长子，得经过爸妈同意，再说龚文成也不会让我走。
　　回到塘坊边，他叫花子留不得隔夜食，到处讲自己得了两块银圆，结果被姓龚的要走一块。
　　从那以后，大哥讲得最多的就是红军的事。从红军嘴里，他听到好多山外的事。
　　民国三十年（1941）打日本，政府征兵，我们家里有四兄弟，必须有一个人去。大哥手气好，抓阄的时候，第一把就抓中了。政府讲要送他们去前线打日本鬼子，打走日本鬼就可以回来。没想他到这一去，就杳无音信，到现在还无影无踪。离开家那天，大哥一路小跑着下山，直到看不到背影了，都没有回头望一眼。我妈讲，这个收账鬼早就想着要当兵了。
　　八时，晨雾退去，太阳从喇叭界上苍翠的森林里探出了头，万道霞光透过密林洒在六垌河两岸。阳光铺满下山的石板路时，十二岁的老梅仔站起来，熟练地将看到一半的《七侠五义》塞在窗户上。
　　他知道，该下山去上工了。
　　还没走到龚家铺子，他着实被眼前的景象吓了一跳。一夜之间，塘坊边到处都是身穿灰色军装的人。沿河的一排屋檐下，收割了稻谷的田垌里，六垌河边的竹林里，到处都是篝火，到处都是人，有的在整理背包，有的在煮早饭，有的在河边洗漱。
　　因读过私馆，老梅仔在龚文成家的店铺里当先生，铺子就在衡州会馆隔壁，卖点豆腐啊，盐啊，米啊，主要是一些杂七杂八的零货。这一带有两个地方有铺子，一个是塘坊边，另外一个是过江铺，因为这两个地方是湘桂古道的必经之地，有个湖南人见来往的商贩多了，索性在塘坊边开起了伙铺。
　　做生意的，平日里见的人算多的了，但哪见过这架势啊。老梅仔心里直发毛，他的东家龚文成心里更发毛。
　　早两天听说有“红头兵”要来，没想到真来了。
　　还听说，他们专门杀人放火，“共产共妻”。
　　一夜之间，这些传说中的“红头兵”就来了，有如天降。这如何不叫人心里发毛？
　　陆陆续续，还有人从六垌河对面的青年山下来，也有从两里地开外的洪山岭过河以后沿河走上来。
　　他们一到塘坊边就找地方架锅头，找柴火煮饭。这些人的衣服破烂，有些还穿着单衣，好在山里干柴多，衡州会馆后面的空地里燃起好多火堆，東一团西一团围满了人，还有人唱起了山歌。老梅仔一句也没听懂。
　　“龚老板，你说这些人是从哪来的？”老梅仔忍不住问。
　　“听说是从江西来的。”龚文成答。
　　“江西在哪里？远吗？”老梅仔问。
　　“鬼才晓得。我最远就到过湖南衡阳。”龚文成答。
　　“他们不会来抢店里的东西吧？”老梅仔问。
　　“呸呸！”龚文成心里一直在打鼓，真后悔昨天没有把东西搬到山里藏起来，“昨天我下千家寺的时候，看见他们在千家寺的墙上写了好多标语，讲是保护穷人的。” 　　“写了什么？”
　　“‘当红军有田分’‘红军绝对保护瑶民’‘红军是穷人的队伍’，多得很，两层楼写满了，等哪天你自己去看嘛。”
　　“现在这么冷，这些人穿那么少，难道不冷吗？”
　　“我看他们也是穷人吧。”
　　“还有人穿着短裤，要是我，真受不了。”
　　“白天稍微好点，没那么冷，夜里气温降下来就难熬了。借住在衡州会馆和老百姓堂屋里的人倒没什么。穿单衣的就造孽了啊，个个冷得打摆子。”龚文成说完，摇了摇头。
　　“东家，今天还开不开门做生意？”
　　龚文成轻手轻脚走近门板，将脸贴在门缝上，从缝隙里朝外张望，好一会才悻悻地说：“开你个鬼啊，你没看见人家手里的枪啊。”
　　昨天，听说六里外的千家寺、雷皮州来了红军，村里的人都躲到山里去了，龚家因为铺子里东西多，还没来得及搬完，半夜里红军就来了。
　　真是说曹操，曹操到。门外有人一边敲门一边喊话：“老表，不要怕，我们是红军！”
　　龚文成屏住呼吸。
　　门外的人又喊：“老表，我们想买点盐、米。”
　　龚文成屏住呼吸，开始浑身发抖。
　　“老表，你看，这是银毫子。”
　　龚文成把眼睛贴近门板的缝隙，刚好看见一只眼珠。那是一只布满血丝的眼珠，正一眨不眨地使劲朝屋里张望。龚文成心里咯噔一下，心想这回完了，是祸躲不过，只有开门了。
　　门还没完全打开，一张青春的笑脸就挤了进来。
　　“老表，我就知道屋里有人，给我来两斤米吧，我和我们班长一天一夜没吃上饭了，饿得慌。”“笑脸”在说话的时候，左手不停地把玩着两枚银毫子，右手悄悄把枪往身后挪了挪，确认龚文成看不见了，才拿了一枚银毫子放到柜台上说：“有盐吗？也给来点。”
　　6.神秘守墓人
　　我父亲邹日明是失散红军。
　　红军抢渡湘江后，进入华江山区，李军还在屁股后头紧咬不放。一次战斗中，父亲受伤掉了队。
　　前几天的湘江战役打得很激烈，双方死伤无数，还有很多红军伤病员缺乏治疗，带伤急行军后，走到这里伤口就化脓了，有些实在走不动的，就只好流落当地，运气好的，得到了老百姓的救助，运气不好的，就靠乞讨为生。造孽啊。那几年，很多“江西老表”来讨米讨饭，有人问起，他们都说是家乡发大水遭灾，过不下去了。
　　父亲不太爱说。他越不说，关于那段历史，我们兄弟两人就越感兴趣，问了很多人，每次看到相关的文字或电视，都特别关心，不过能了解的还是太少了。
　　1934年12月4日，彭老总的红三军团首先进到华江锐炜、千家寺，第二天经过枫木凹，到达垌上。为了保卫翻越老山界的红军主力，防止李宗仁、白崇禧部队从左侧进攻，他们要从老山界脚下绕过去。垌上是必经之路。
　　在得知一股桂军从溶江司门经滑石堰、小河向垌上偷袭的情报后，立即派出一个团前出，在距离垌上村3华里的老草岭上构筑工事，阻击桂敌。
　　双方激战到晚上，红军退守垌上，随后经过土江，急行军到达和龙胜县交界的金石乡，去追赶红三军团主力。
　　父亲讲，那一仗打得非常激烈。
　　负责断后的红军损失很大，离开前，在垌上盐里江村留下十名重伤员，委托村民邓启禹等人进行救护。没过多久，其中8人因伤重先后牺牲了。我父亲和另外一个人幸运地活下来了，还和村民一起把牺牲的战友埋在盐里江。
　　伤好以后，父亲曾经想自己走回老家去，但是身无分文，又人生地不熟，加上不放心把那些牺牲的兄弟留在外乡，离开华江不久，又靠一路乞讨返回来了。
　　为了保护战友坟堆，方便祭扫，父亲特意在战友的墓旁建起小土地庙，在那住下来。
　　父亲经常一个人坐在战友坟堆前，除草，沉思，一坐就是半天，为了不引起注意，总是躲躲藏藏。
　　父亲很少进村，总是躲着人，实在躲不开了，和人相遇也很少讲话。大家都觉得他有些古怪，但又说不出有什么问题，对这个神秘的外乡人既警惕又好奇，总有人有意无意地靠近他，想看看他在干什么。最后发现他只是像个傻子一样呆呆坐着，手里的棍子在地上胡乱画着，像地图，又像一道道符，大家就觉得这不过是个打仗吓傻了，精神不正常的外乡人，久而久之，就不再理会了。父亲说，这样也好，他反而安然了。
　　1952年，母亲陆志美看他为人正直，又是失散红军，就嫁给了他。
　　我出生以后，父亲给我取名明远，大概是希望我以后能走得更远。
　　由于家里穷，更主要是为了不被破坏，父亲一直没为战友坟墓立碑，直到2011年7月14日，兴安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吴海峰带人来到盐里江，在我兄弟俩的指引下，找到杂草丛中的烈士墓，为他们树起了墓碑。
　　前些天在电视里看到一句话，“你的名字无人知晓，你的功勋永世长存”，用在这些无名烈士身上，再合适不过了。
　　七十七年后，盐里江的无名红军烈士墓，终于有了墓碑。
　　虽然天还没完全开亮，但起伏的山峦逐渐清晰起来。
　　时届冬季，老草岭已是一片层林尽染的冬日景象，北风拂过，干枯的树叶和残枝哗哗地落下。
　　山林里，低洼处的白霜还没散尽，匍匐在掩体后面的战士衣着单薄，握枪的双手早已僵硬，战士们便不断朝双手哈气，以暂时缓解寒意。
　　二营的戰士一直死守在老草岭阵地。但是，从昨天到现在，连一个桂军的影子都没看见。二营长觉得有些口干舌燥，便从背靠的三角枫树干上拔出棵寄生的野草，去掉略有些泛黄的叶片后，放在嘴里嚼了起来。“你说，狗日的白军到底来不来？”见到副营长，他张口问道。
　　副营长刚从山下的鲢鱼峰阵地巡视回来，还没缓过劲，大口喘着粗气说：“团长交代过了，不管有没有白军来摸营，都要等到上面的命令才能撤。”
　　二营长说：“这我知道，我是说这么干等着多无聊，同志们昨天把阵地的工事做得这么完美，不给桂军吃点苦头太可惜了。”说完，他放眼望向山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