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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迪格比·琼斯(Digby Jones)译者/ 徐柳 牛薇
难道要让经验极为丰富、社会关系广泛的政府部门负责人在60岁的时候退休，而他们的政治领袖却可以像玛格利特·撒切尔(Margaret Thatcher)曾经说过的那样，继续继续再继续？66岁的温斯顿·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曾表示：“我所能奉献的只有血和汗、苦和泪”，但21世纪的董事会或外交部大概不会聘用他吧。
英国商界过去一年最尖锐的呼吁之一，就是要求政府着手修改与工会签订的退休金协议。这一协议超出了合理范围，没有说服力，而且会制造分裂。根据协议，公共部门的人(有趣的是，大学讲师除外)可以在60岁拿到全额养老金退休，但却劝诫私营部门的所有人士工作更长时间，而且未来几年，政府打算把领取养老金的年龄推迟到67或68岁。
上述问题绝非只是“英国现象”；在所有发达国家，人口结构的变化都在迫使人们重新考虑退休年龄问题。虽然人们寿命更长，生活更健康，而且希望在过了目前的退休年龄后还能挣钱，感觉充实，但是，告诉人们要向养老金账户放更多的钱，而且即使工作到近70岁，可能也只能享受更少的福利，这样做决不会赢得大量选票。所有人都知道这是必然的，只是没人肯说出这种令人不快的事罢了。
然而，奇怪的是，就在这样一个艰难时刻，英国石油(BP)竟然选择让公众对布朗勋爵(Lord Browne)的退休年龄评头论足。布朗勋爵也许是英国最好的首席执行官(CEO)，也是全球最成功的CEO之一。他近日确认，在2008年2月达到公司的强制退休年龄60岁后，将于当年年底退休。
当然，股东有权知道公司在继任问题上的立场。但是，还有一种更广泛的利益得到最大满足了吗？这种利益就是让社会大众普遍接受文化上的改变，工作更长时间，那些渴望通过一点表面上的伪善来发政治财的团体就不用说了。现在的呼声将是：“他可以在60岁退休，我为什么不能？”这个时机选择得可不太好。
英国石油的CEO别无选择，只能在60岁隐退——在竞争日益激烈、全球化程度越来越高的英国，这个问题要求公司董事会重新思考企业的退休政策。虽然尚在讨论之中的立法将把这种反思推进到一定程度，但是在竞技场一头的美国与另一头的中国都没有让年龄挡路，在这种时刻，我们确实无法承受英国失去人才的后果。美联储(Federal Reserve)前任主席艾伦·格林斯潘(Alan Greenspan)60岁的时候甚至还没有进入职业高峰期。
难道要让经验极为丰富、社会关系广泛的政府部门负责人在60岁的时候退休，而他们的政治领袖却可以像玛格利特·撒切尔(Margaret Thatcher)曾经说过的那样，继续继续再继续？66岁的温斯顿·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曾表示：“我所能奉献的只有血和汗、苦和泪”，但21世纪的董事会或外交部大概不会聘用他吧。
失去年已60却依然年轻（而不是那些55岁却已经苍老）的CEO，还会使公司容易受到竞争对手的冲击。我记得，在上世纪80年代末，英国一家大型跨国公司的CEO被迫在60岁时退休，结果他加盟了当地一家规模较小的竞争对手，在接下来的5年时间，将其发展为前雇主的眼中钉肉中刺。
但是，在CEO（目前非常成功，或不太成功）年满60，或是过了其他强制性的或合同规定的离职时机，还呼吁他们留任，这本身也有风险(离职不一定就出于年龄因素)。双方就离职时间达成一致，可以使雇主轻松让手下的人离开，而不会对任何层次的员工造成不利影响。做出“在适当时间离职”的决定是最理想的。并非只有政界人士才会呆得太久，直到招人厌烦。乞求某人留下来，一两年后又吵着要他离开，这在商界有很多例子。
如果说按照新的标准，60岁实际上就是50岁，那么成功的企业如何能保持活力？为何又会对成功的创造者、公司的守护神出这样一个难题？如果真如报道所述，英国石油董事会在首席执行官的问题上坚持“60岁就是60岁”的立场，这样做对吗？这个世界上，有布朗勋爵这种才干的领导者可谓凤毛麟角。英国需要他在国际市场上为英国石油赢来的实力和尊敬。要想推动英国的就业人口（尤其是在公共部门）接受“推迟退休”的文化，就需要有一两位备受公众关注的人物做榜样，从而为必要的变化做出贡献。
不过，股东们并不希望董事会的规定碰到合适时机就不起作用。连续性和稳定性是两个至关重要的问题，特别是英国石油在美国正遭到攻击的时候。规定应该改变，但不是马上改变。董事会有时间，过去有，现在还——时机就是一切。
（迪格比·琼斯爵士曾任英国雇主组织英国工业联合会(CBI)总干事）
难道要让经验极为丰富、社会关系广泛的政府部门负责人在60岁的时候退休，而他们的政治领袖却可以像玛格利特·撒切尔(Margaret Thatcher)曾经说过的那样，继续继续再继续？66岁的温斯顿·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曾表示：“我所能奉献的只有血和汗、苦和泪”，但21世纪的董事会或外交部大概不会聘用他吧。
英国商界过去一年最尖锐的呼吁之一，就是要求政府着手修改与工会签订的退休金协议。这一协议超出了合理范围，没有说服力，而且会制造分裂。根据协议，公共部门的人(有趣的是，大学讲师除外)可以在60岁拿到全额养老金退休，但却劝诫私营部门的所有人士工作更长时间，而且未来几年，政府打算把领取养老金的年龄推迟到67或68岁。
上述问题绝非只是“英国现象”；在所有发达国家，人口结构的变化都在迫使人们重新考虑退休年龄问题。虽然人们寿命更长，生活更健康，而且希望在过了目前的退休年龄后还能挣钱，感觉充实，但是，告诉人们要向养老金账户放更多的钱，而且即使工作到近70岁，可能也只能享受更少的福利，这样做决不会赢得大量选票。所有人都知道这是必然的，只是没人肯说出这种令人不快的事罢了。
然而，奇怪的是，就在这样一个艰难时刻，英国石油(BP)竟然选择让公众对布朗勋爵(Lord Browne)的退休年龄评头论足。布朗勋爵也许是英国最好的首席执行官(CEO)，也是全球最成功的CEO之一。他近日确认，在2008年2月达到公司的强制退休年龄60岁后，将于当年年底退休。
当然，股东有权知道公司在继任问题上的立场。但是，还有一种更广泛的利益得到最大满足了吗？这种利益就是让社会大众普遍接受文化上的改变，工作更长时间，那些渴望通过一点表面上的伪善来发政治财的团体就不用说了。现在的呼声将是：“他可以在60岁退休，我为什么不能？”这个时机选择得可不太好。
英国石油的CEO别无选择，只能在60岁隐退——在竞争日益激烈、全球化程度越来越高的英国，这个问题要求公司董事会重新思考企业的退休政策。虽然尚在讨论之中的立法将把这种反思推进到一定程度，但是在竞技场一头的美国与另一头的中国都没有让年龄挡路，在这种时刻，我们确实无法承受英国失去人才的后果。美联储(Federal Reserve)前任主席艾伦·格林斯潘(Alan Greenspan)60岁的时候甚至还没有进入职业高峰期。
难道要让经验极为丰富、社会关系广泛的政府部门负责人在60岁的时候退休，而他们的政治领袖却可以像玛格利特·撒切尔(Margaret Thatcher)曾经说过的那样，继续继续再继续？66岁的温斯顿·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曾表示：“我所能奉献的只有血和汗、苦和泪”，但21世纪的董事会或外交部大概不会聘用他吧。
失去年已60却依然年轻（而不是那些55岁却已经苍老）的CEO，还会使公司容易受到竞争对手的冲击。我记得，在上世纪80年代末，英国一家大型跨国公司的CEO被迫在60岁时退休，结果他加盟了当地一家规模较小的竞争对手，在接下来的5年时间，将其发展为前雇主的眼中钉肉中刺。
但是，在CEO（目前非常成功，或不太成功）年满60，或是过了其他强制性的或合同规定的离职时机，还呼吁他们留任，这本身也有风险(离职不一定就出于年龄因素)。双方就离职时间达成一致，可以使雇主轻松让手下的人离开，而不会对任何层次的员工造成不利影响。做出“在适当时间离职”的决定是最理想的。并非只有政界人士才会呆得太久，直到招人厌烦。乞求某人留下来，一两年后又吵着要他离开，这在商界有很多例子。
如果说按照新的标准，60岁实际上就是50岁，那么成功的企业如何能保持活力？为何又会对成功的创造者、公司的守护神出这样一个难题？如果真如报道所述，英国石油董事会在首席执行官的问题上坚持“60岁就是60岁”的立场，这样做对吗？这个世界上，有布朗勋爵这种才干的领导者可谓凤毛麟角。英国需要他在国际市场上为英国石油赢来的实力和尊敬。要想推动英国的就业人口（尤其是在公共部门）接受“推迟退休”的文化，就需要有一两位备受公众关注的人物做榜样，从而为必要的变化做出贡献。
不过，股东们并不希望董事会的规定碰到合适时机就不起作用。连续性和稳定性是两个至关重要的问题，特别是英国石油在美国正遭到攻击的时候。规定应该改变，但不是马上改变。董事会有时间，过去有，现在还——时机就是一切。
（迪格比·琼斯爵士曾任英国雇主组织英国工业联合会(CBI)总干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