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10月31日,造反书生徐景贤因心脏病突发,病故于上海家中。在“文革”中,徐景贤算得上是“海上闻人”。“文革”初期,他带头造上海市委的反,在“一月风暴”中进入上海市革命委员会领导层,后来又成为中共中央委员、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在上海滩的权势仅次于张春桥和姚文元,人称“徐老三”。
　　
　　一
　　
　　在1976年10月6日粉碎“四人帮”以后的几年间,我同徐景贤有过多次接触。先是他以被审查对象的身份不断向我递送交代材料和揭发材料。在每次上海市委常委会议之后,他总是径直向我走来,递给我一本厚厚的交代材料,不找、也没有找错别的工作人员。他怎么揣摩出我是彭冲的助理并办理此类工作,我至今没有弄明白。我觉得徐景贤真有过人的聪明之处。
　　到1979年下半年,徐景贤已被正式逮捕,拘押在一个看守所内。我曾去看过他一次。一间很小的单人房间内,一张桌子,一条板凳,一张小床。谈了些什么,我已记不清楚了。只记得曾经问他:“每天的生活怎么样?”徐回答说,今天中午吃了两个肉包子,还有一碗青菜汤,生活是可以的。几年间的多次接触,他从来没有问过我姓甚名谁。我觉得,徐景贤在被审查期间,仍然在努力维护着他的自尊。
　　
　　二
　　
　　1976年2月中央在北京召开“批邓”打招呼会议。2月26日晚上,张春桥找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谈话时,提出要他们替他找两个秘书。徐景贤回上海以后,就物色了两名男性干部,整理成两份材料,经马天水、王秀珍看过后寄给张春桥。
　　到了1976年3月,张春桥寄给徐景贤一封亲收信,内有两张信纸。在第一页上说,他收到两位同志的材料后,觉得他们去了以后,可能没有太多的事情,还不如在外面多干一些事情为好。第二页是单独写给徐景贤的,张春桥在上面写道:
　　老实说,我要的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秘书,而是想找个伴。关于我的情况,你是知道的。这几年来,有时想,反正说不定什么时候就杀头了,何必去想这些事情呢?但有时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于是又想起了这件事。你看,有没有合适的人呢?
　　上一页可以给其他同志看,这一页请阅后烧掉,免得引起不愉快的事。
　　对这件事,徐景贤后来这样说:
　　我收到信后,想起1974年王洪文来上海时,专门和马天水、我、王秀珍谈了张(春桥)要和他的老婆李文静离婚的事,理由是李文静有历史问题。我觉得这是张春桥的一块心病。但不知道他要找的对象是什么条件,想有机会去北京时和他面谈,因此耽搁了一段时间。后来根据我的了解,物色了政治上较好、又有一定文化程度的对象,想当面征求张的意见是否合适后,再和女方谈。一直到9月21日(1976年)我去北京卫生部开会后见到张,我向他介绍了对象的情况,他当时听了说:以后再说吧!到了10月1日,他忽然在我写去的关于电影《反击》问题的一封信上,批了一句话:你上次提到的某某单位的那位同志的材料,能否送来一阅?于是我就积极把材料在10月6日寄去了。
　　10月6日,真是无巧不成书。“四人帮”在10月6日垮台,徐景贤正好于这一天给张春桥寄去了准“伴”的材料。当然,10月6日这一个历史上的重要时刻,有着太多的谜。张春桥有没有见到这个材料,是个永远的谜。这位女士并不知情,从头到尾被蒙在鼓里,也是个永远的谜。而在当时徐景贤的心中,则是一个病块。
　　在1976年底的一次小范围会议结束以后,看到马天水、王秀珍离开了会议室,与会的其他成员也离开了,只有中央工作组的主要领导苏振华、倪志福、彭冲站起来将走未走的情况下,徐景贤站起来对他们三位说:“我有一件事要向你们单独汇报。”他就是单独汇报张春桥想找“伴”,而且由他一手操作的这件事,并问中央工作组这几位领导:我要不要当众揭发这件事?
　　当时在场的有五个人:苏振华、倪志福、彭冲,徐景贤,还有我。
　　一头白发的苏振华,双目炯炯地看了看倪志福和彭冲,一板一眼地说:“这件事,我看就到此为止。不要搞什么当众揭发了,人家并不知道嘛!不要闹出一条人命来!”话不多,意思很明白。然后苏振华看看倪志福、彭冲问:“你们看?”倪志福、彭冲异口同声:“同意!”这时,苏振华对徐景贤看了看,还用眼光扫了我一下,又说了这四个字:“到此为止!”
　　
　　三
　　
　　这件事,在苏振华、倪志福、彭冲他们,从此再没有在任何场合提起。在我这个旁听人来说,恪守“守口如瓶”这四个字。在徐景贤,做到了不把这件事作为什么揭发材料以求邀功。我不知道徐景贤在他的回忆录《十年一梦》中有没有写到这件事。但我相信,对这件事一无所知的那位女士,是没有受到任何伤害的。“到此为止!”苏振华一言如铁,落地有声,保护了无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