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27日，和卓君聊完已是晚7时30分，采访持续了3个多小时。
　　整个过程，聊得很开心，也聊得很坦诚，卓君没有刻意回避什么，对出名及后来的生活，他坦然面对，有着超乎“90后”的成熟和稳重。
　　难得的是，他能把生活的苦难、尴尬当作生活“调料”，自我幽默一把、自损一把，以此化解尴尬和沉重的谈话局面，这也是很多男人坚强和睿智的一面。
　　合上采访本，我和他沟通下一步的采访，比如采访他的父母、他的同学，等等。但这些美好的构想，突然被一出意外的戏码打乱了。
　　结束采访，肚子很饿，我通过滴滴叫了辆出租车载我返回居住的酒店，因为得先把行李放下。
　　但下了出租车，我傻了：采访本呢？不见了！那可是3个多小时记录啊！
　　我第一反应是：不是落在出租车上，就是落在酒店茶几或洗手间里。
　　我拨打了出租车司机早前给我打来的滴滴号码，可一下车，这个号码就没能再打通了，我只好向滴滴平台的客服求助。
　　客服根据我提供的出租车车牌，很快给我回应：你的笔记本没落在出租车上。
　　随后，我通过百度找到之前采访所在地的酒店—广西沃顿国际大酒店的前台号码，并拨打反映情况。
　　很快，这家酒店的前台给我回复：“保洁员没有发现你的笔记本。”
　　我心有不甘，因为除了出租车和酒店这两个地方，我没再去其他地方。而且，下出租车没走出十米远，我就发现笔记本丢失了，所以我再次给前述的两个地方反映情况，希望进一步核实。
　　因为我担心服务员没听清我的话，误以为我說的是笔记本电脑，其实就是用于书写和记录的笔记本。但我不可能说是采访本，因为跨行业，很多人并不知道什么叫采访本。所以再次描述时，我特别强调“是什么，不是什么。”
　　再次核实也是因为滴滴的反馈太快，我担心客服人员没有真的帮我去沟通，或是出租车司机因听成笔记本电脑而忽视那个不起眼的笔记本。

　　这回，滴滴的客服人员通过接通我和司机间的直接对话，司机再次确认没落在车上，已看得很仔细。但他说，“你下车后，有个女的上车。”可是我认为，一个快要写完的本子，没有人会去拿，毕竟不值钱。
　　接下来，唯一可做和期待的，就是落在酒店里。我没多想，叫了滴滴再次直奔广西沃顿国际大酒店。
　　这些天，这家酒店只供参会的广西区政协委员入住，所以安检很严，我再次通过安检后，顺利进入酒店。我先从当初采访的茶几和沙发四周巡了个遍。再到曾去过的洗手间巡了一轮，包括洗手台也再次查看，但还是没有收获！
　　我跑到酒店前台，再次反映，得到的还是：“前台没有收到保洁员交来的任何本子。”我有些失落地在酒店大堂傻愣着。
　　其实，即便找不到采访本，凭借刚刚结束的采访记忆，也可复原部分，但一些细节就不好把握了，而且写稿前，我习惯反复看着采访本，并划重点，寻找文章的切点和逻辑。所以，找不到采访本对我来说是不小损失和遗憾。
　　这时，酒店一位经理走来，我和她反映了情况。她很用心地给负责这片区域的主管打了电话，主管再寻找当班的保洁员问：“有没有看到一本笔记本？”3分钟后，经理拿着一本浅绿色封面的笔记本走来—没错，就是我的采访本！
　　我如获至宝，正要伸手去接时，她说，“慢点，我看到里面有本子主人的名字，您叫什么名字？”对上号，她笑盈盈地把本子归还我。
　　我很开心地给她递了一张名片，“有机会到广州，我请你吃饭。”接过名片，她笑了，“你是《南风窗》啊？高中的时候，我经常看呢……”随后，她还帮我叫了一辆的士，并在外面等着，“你在（酒店）里面等，外面风大，车来我再叫你。”
　　此时，南宁室外温度只有5度，还下着绵绵细雨，很冷。我也还没有吃饭，但握着失而复得的笔记本，有种说不出的满足感，内心暖烘烘的：幸福原来就这么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