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总理对党和国家，尤其在外交领域的丰功伟绩，是座不朽的丰碑。他的音容笑貌仍历历在目，他的身影好像从未离开过我们。
　　就我个人经历而言，我于1953年从侨居地回国就读高中，后于1956年考取“北京俄语学院”。该院是在中央和周总理关怀之下于1955年由当时的“俄文专修学校”更名而成立的。接着中国人民大学的俄文系也并入了该学院，从而使其更具备了高等院校的条件，其目标是培养大量的俄语人才，参与苏联在各领域的援建项目。因此学习俄语的专业一时成了相当热门的专业，加上当年政府鼓励在职的年青干部考大学深造，可以想象当年考取此专业有多难。

初见周总理

　　在我所在的班里，大部分同学还是调干生。然而我们仅仅读了一年，第二年即1957年夏，风云突变，学校领导告知，国家俄语人才过剩，相当一部分学生需要改学其它专业。我们这些俄语专业的学生尤其刚入学一年的数百名新生顿时情绪波动，掀起了全校性的担忧前途问题的浪潮。就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总理特地前来学校做形势报告。
　　由于礼堂空间有限，各年级只能选派代表到礼堂听报告，其他师生只能在别处拉线听广播。我当时有幸作为代表在礼堂第一次见到周总理的光辉形象并当面聆听了周总理的教诲。在我的记忆中，总理主要讲国家经济建设的情况以及国民经济各领域发展的形势。他还特别强调由于国家经济的发展超过预期而出现俄语人才过剩问题，并希望大家有信心党和政府有能力克服暂时的困难。总理就是用这种既实事求是，又循循善诱的方式平息了学生的不安情绪并引导大家以国家发展大局来考虑个人的前途。
　　总理从头到尾并未提及中苏关系状况，而是平心静气地鼓励大家坚定信心努力学好新专业为国家建设服务。这使大家心悦诚服地听从学校的安排。事后，学生中有二分之一陆续转到其它大学的文科专业继续就读，其中部分调干学生放弃学习而返回原单位，也有少部分学生于当年补考理工科科目后转到其它大学理工科专业学习。
　　而我本人于1957年秋从北京俄语学院的俄语专业转到北京外国语学院（现为北京外国语大学）的英语系学习。实际上，“北京外国语学院”也是周总理于1954年亲自批准改名为“北京外国语学校”的，其主要任务是培养外事翻译。此次，在我入学的当年又有机会见到了周总理，是也门巴德尔王太子应周恩来总理邀请访华。
　　当时的欢迎仪式在北京南苑机场举行，我们英语系的学生作为欢迎队伍的一部分也前往机场参加欢迎仪式。当时的阿拉伯语翻译是从北京大学请来的资深阿文教师。当周总理致欢迎辞时，翻译翻得顺畅流利，但对方致答辞时，翻译不是一般的“卡壳”，而是根本就没有听懂，简直翻不出来，一时陷于十分尴尬的窘境。
　　此时的周总理泰然自若，以异常平静心情安慰翻译说，没有关系，你慢慢翻，不必紧张，翻个大意就可以了。只见翻译沉思片刻后，实事求是并坦诚地回答总理说，大意也翻不出来。此时总理又安慰他说，没有关系，不必紧张。接着，总理便对台下外交部礼宾司的同志说，对方有英文翻译，请你们调一名英文翻译上来帮忙。不料，外交部当时大概没有准备专职的英文翻译，只能由一位懂英文的礼宾官上来救场，总算化解了这场窘迫而尴尬的场面，使欢迎仪式得以顺利进行。
　　此事对正在学习外语、且将来也可能会遇到类似情况的我们这些学子来说是一次心灵深处的巨大冲击。原来翻译工作看似风光，但这口饭是不好吃的。这也促使我们更加努力地埋头学习，不仅政治上要过硬，还要积累知识，经过历炼才能在工作中立于不败之地。当然，我事后也了解到阿拉伯语是很难学的语言，不仅文字和语言差别很大，不同区域的方言差别也很大。记得我曾遇到过一位会讲阿语的西方国家外交官，当我夸他讲得一口流利的阿语时，他告诉我他的阿语只能说是皮毛，只能在开罗同人沟通，出了开罗就傻眼了，同那里的阿拉伯人就说不上话了。此话可能有些夸大，但说明阿语在不同区域的差别确实很大。看来也太难为那位当阿语翻译的老师了。据说事后总理对此十分重视，就在次日他就责成外交部制定一个十年翻译干部的培养计划，并就语种、人数、培养院校以及经费等细节提出建议。

总理那些平凡而伟大的回忆

　　我还记得，在我就读翻译班一年级时，高教部接待埃及高教部长率领的一个代表团访华。高教部主要配备了几位阿拉伯文翻译，同时还通过外交部把我借去协助，因为考虑到客人在讲阿语时不时会夹杂许多英语词汇。在周恩来总理接见该代表团时，因当翻译的是高教部专门从北京大学请来的马坚教授，总理首先感谢了马坚教授。总理说，由于我们还没有培养出高水平的阿文翻译人才，因此这次又把年迈的马坚教授请来帮忙，应该再次感谢马教授不辞劳苦前来协助。
　　在翻译的过程中，令人难忘的是总理尽管不懂阿文，但自始至终都很精心地注意翻译的细节和准确性。我记得在谈话中总理有一处罗列了一些国家的名字，而翻译在不经意中增加了一个国家，而细心的总理立即捕捉到这一瑕疵，便当即提出他并未提到那个国家的名字。总理过人的敏锐和惊人的记忆力，简直无人可以企及。
　　1964年和1965年巴基斯坦总统阿尤布·汗和坦桑尼亚总统尼雷尔先后率团访华，我都曾参加接待工作。当时周总理除同代表团会谈外，几乎每天都陪同代表团一起参观访问，包括一起去八达岭长城。总理每次在陪同贵宾进入欢迎宴会大厅时，我们总能看到总理同熟人打招呼致意，或三言两语谈事兒、或提醒交待一些工作。这是总理的工作方式和办事风格。也表现了他惊人的睿智和思维能力。他还经常在代表团参观过程中同一般成员打成一片，如参加木材家具厂时，他会随便在椅子上坐一坐并评说哪种样式和设计比较实用，哪种比较舒适，还不时同外宾有说有笑。我们因此几乎每天同总理都有机会近距离接触并为他翻译。
　　还记得又有一次总理陪同外宾参观清华大学时同外宾在会客室里谈话，服务员端上热茶和饮料。由于服务员一时未能端平把饮料打翻而惊慌失措。总理当即一面替服务员打圆场说，他不太熟练，没有关系，多练练就好了，而同时又安慰服务员说，没有关系，不要紧张，下次可以做得更好。周总理的言谈举止对我们都是一堂深刻的生动教育课，使我们亲身感受到总理的言传身教、平易近人、平等待人的高风亮节。 　　在欢迎尼雷尔总统的宴会上，席间，突然有一位领导同志从会场的后面向主宾桌方向快步走去，当场引起些许躁动，原来是总理临时召见铁道部长。当时总理大概正在同坦桑尼亚总统讨论有关建设坦赞铁路事宜。事后，据说在类似的场合，周总理曾将中国末代皇帝溥仪或别的什么代表人物通过现身说法介绍给外国来宾。这的确是周总理的独特工作方法和行事风格。
　　一次最令我本人难忘的是在1969年我国国庆20周年之际，我对外友协邀请了一些国际友好人士来访，其中有澳大利亚-中国友协主席夫妇。中方由朱启桢同志陪同，我作为翻译也参加了接待。在参加完国庆活动和到外地参访后返回北京，周总理接见了客人并合影留念。在准备合影时，作为一般工作人员，我主动退下而没有参加合影。殊不知，总理站好后还环顾四周，忽然说，翻译同志呢？怎么没有来一起照相。友协的同志立即喊我赶紧上前参加。此时，我快步向前站在后排。外宾顿时似有些愕然，周总理则用英语说：”没有翻译，我们就不能交流”。周总理工作的细心和对工作人员体贴入微，那怕一些细节随时都在他的掌控中，工作简直做到了极致。这对我来说称得上是一次终生的教育。

永远怀念您

　　我于1975年被调往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工作不久，就风闻周恩来总理有病。当时信息传递不畅，也不透明。但哪怕风闻，也传得沸沸扬扬，国人心中掀起极为不安的波澜，大家都为此极为揪心。尤其在总理多年来主持工作并精心关照的外交部来说，各级人员同总理有一种特别割舍不了的情缘。他在海外侨胞心中也是中国对外形象的典范。由于当时我们仍处于比较封闭的状态，有爱国侨胞听说周总理患的是癌症，便积极建议为我们购买国外的治癌特效药。当时民间还传闻吃新鲜芦笋可以治癌，而国内当时还没有见过此物。结果居然有侨胞特地送来一大包新鲜芦笋，说是专门送给周总理，以表达对周总理热爱之情。
　　然而，这毕竞是爱国侨胞的良好愿望，伟大的周恩来总理最终于1976年1月8日停止了心跳。纽约联合国总部为周总理下半旗致哀。由于当时是联合国大会闭会期间，有个别委员会正逢开会，在友好国家代表与会时，也会提议为周恩来总理的逝世致哀。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举行了庄严肃穆的吊唁仪式。联合国官员、各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及官员、美国友人尤其在美华侨华人也都前来悼念致哀。对我们来说，周恩来总理对党和国家尤其在外交领域的丰功伟绩是座不朽的丰碑。他的音容笑貌仍历历在目，他的身影好象从未离开过我们。
　　敬爱的周总理永遠活在我们心中，我们永远怀念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