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长篇小说《支离歌》书写了改革开放时期几个底层农村青年在的经济大潮中摸爬滚打、挣扎奋斗、找寻自我的人生境遇和历程。小说用现实主义的手法，直面生活中存在的各种社会问题，暴露问题毫不避讳，书写了一定历史时期底层人物生存奋斗的悲欢。不足之处在于对人物的刻画不够饱满、细腻，缺乏必要的细节描写和场景描写，小说叙事有余但审美艺术性不足等。
　　关键词：石凌 《支离歌》 长篇小说 西部文学 底层文学
　　拿到来自甘肃家乡平民作家石凌女士的长篇小说《支离歌》，我便迫不及待地读了起来。这是一部可以读下去的作品，相比现在许多所谓文学大家的作品晦涩难懂，它没有那种冗长、沉闷、令人厌倦的叙述，语言朴实生动，贴近生活，所以比较易于为一般的读者所把握。
　　一
　　《支离歌》书写了改革开放时期，一群甘肃农村青年走向城市为自我实现而奋斗的艰辛历程和情感的起起落落。20世紀90年代是我国改革开放后的第二个十年，是中国经济从探索中走向飞速发展的时期，同时也是青年一代发财欲望的膨胀和释放最强的时期，我国迎来第一次大规模的劳工“移民潮”，许许多多的农村青年都加入到打工大潮中，背上行囊，怀揣梦想南下。他们“在风起云涌的时代浪潮里或铤而走险，或见缝插针，或破釜沉舟，下海，下岗，打工，经商，被瞬息万变的时代大潮裹挟着冲击着往前”。小说采用现实主义的手法，真实地再现了这一代“蚁民们迁徙、劳碌、流血、流汗的流民图”。小说中的整个场景，对我们从那个年代走过来的人来说，是再熟悉不过的了。在《后记》中，作者坦言，这部小说“从构思到成书达十年之久”，在这十年之中，作者“陪着他们在北方偏僻乡野与南国开发区之间辗转，与他们同泣同歌”。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说：“文艺创作方法有一百条、一千条，但最根本、最关键、最牢靠的办法是扎根人民、扎根生活。”“文艺工作者要想有成就，就必须自觉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欢乐着人民的欢乐，忧患着人民的忧患，做人民的孺子牛。”a这也正是这部小说之所以能把这些底层小人物的生存状态、心态描写得如此逼真的原因，这一点是非常值得赞赏的！小说暴露出来的许多社会问题，如城镇化带来的传统乡村的衰败问题，农村空巢老人的养老、送终问题，农村结婚高昂彩礼的问题，国家执法人员执法效力问题，等等，都是值得我们去关注、思考并亟待改善、解决的问题。
　　二
　　“文艺创作不仅要有当代生活的底蕴，而且要有文化传统的血脉”b。这部小说中有着深深的西北地区文化传统的血脉。比如说，小说中的农村青年袁宏涛，他朴实、勤劳，他干活踏实，本分，不攀附有钱人，不偷奸耍滑，不会为金钱而出卖自己，善良又有责任心，不挖老板墙角，有人情味。乡亲们要来广东发展，他都会热情相助，家乡亲人去世，他会义无反顾地回家祭奠……这些都是典型的在中国传统乡村文化熏陶下的农村青年特有的、值得称赞的性格特征。再如江海岩的母亲做的当地特色家常美食“酸汤手擀面”“蒸鸡肉”等，承载着多少亲人的爱！“岁妈、岁爸”“家门”，把“老孟”说成“老笨”等，这些只有家乡人才能看懂的方言不禁让我们莞尔一笑。作品还多次写到农村的喜丧文化，在亲人去世后，要“倒荞皮，烧黄坟纸”，也就是在亲人去世后，“把他生前枕头里的荞皮倒在十字路口，儿女在倒了荞皮的地方烧上几张黄纸，哭上一阵，周围的人就会知道那家死了人，该忌讳的忌讳，该帮助处帮助”。丧事中，要请吹鼓手，行“三献礼”，“远近十里的亲戚都来了”，用隆重而又虔诚的充满“仪式感”的形式表达着对死者的敬祭和对生者的宽慰。而正是这些被现代人认为“烦琐”甚至“愚昧”的喜丧文化，联结着乡村人们的情感，拉近着乡村父老的距离，使农村文明得以传承。
　　一个作家的创作，离不开他从小生活的环境和文化。相比于对甘肃家乡的书写，书中所描绘的另一个根据地——广东，在作者笔下似乎文化气息就相对弱了很多。可以看出，作者对广东应该是相对陌生的，20世纪90年代的东南沿海等地，是我国改革开放的先行城市，“借政策东风阔步前行，为北方发展提供了可借鉴的经验”c，而整部书中我们似乎完全看不出怎样的“阔步前行”，提供了什么“可借鉴的经验”，我们看不到改革开放的给人民生活带来的翻天覆地的变化，看不到城市的优越性这样一个大的环境。我们看到的似乎是商人为了牟利而不择手段，人们为了钱像机器一样的拼命，处处充满市场竞争。也许这样书写是为了表现出在外漂泊的打工者的苦难，然而，作者却不自觉地陷入一种机械化、教条化。在自述中，虽然作者谈到自己与主人公一起奔波近十年，但毕竟在她的身上还是很少有那里文化的真实的深刻的印痕。
　　三
　　人物的塑造是现实主义文学作品不可或缺的部分，也是最重要的部分。这部小说虽然也描写了各种不同的人物，他们都出生在农村，但是总体来看，人物形象基调是灰色的。
　　主人公江海岩的生活曾经是中国多少家长、学子的理想——好好学习，考上大学，大学毕业后成为一名政府机关工作人员，从此端上了铁饭碗。正如书中所说：“20世纪80年代，农村人让孩子念书的最大愿望是跳出农门，成为一个吃国库粮的。”d然而，当这一愿望真正实现后，又有多少知识分子像他一样，因一颗不安分的心，在苦“熬”日子。江海岩最初的工作就像在监牢一样，作者总会用一句话来形容：“从门到窗子五步，从窗子到门五步。”对于西部农村发展中的一些问题，江海岩似乎有所思考，当他鼓起勇气想要脱胎换骨走出去后，最终却又落入了真正的监牢，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极大的讽刺。江海岩本就是一个内心矛盾、复杂的人物，他有着扭曲的人格，本是一个积极上进，有理想有抱负的农村青年，一个理想主义者，他愤世嫉俗，看不惯“当官的高高在上，虚报浮夸，欺上瞒下……”他骨子里有着知识分子的清高，他不想“变成一块光滑的鹅卵石，跟着别人说瞎话说谎话……”然而，他又是一个复杂而矛盾的人，他性格扭曲，对女性甚至对感情有很深的偏见，他总是在寡母的情感遭遇中钻牛角尖，因而在男女问题上，他总是摇摆不定，失去底线，将纯真如玉的女子孙玉涵和自己本来美好的婚姻推向泥潭。也是因为情感，他最终被骗而入狱。他本是一个有思想有理想的知识分子青年，他梦想成为“继何新之后分析与预言中国改革开放的思想型知识分子”e，然而，他的梦想最终逃不过市场经济的魔爪——因为他追逐高版税的贪婪——给国外电台写信出书，被认定为出卖国家机密，所有的努力都因此毁于一旦。与埋头苦干的袁宏涛相比，他似乎对靠体力劳动赚钱不屑一顾，认为袁宏涛仅仅是一台没有思想的会说话的机器，而他是有思想有理想有抱负的，他似乎是超凡脱俗的，然而，我们可以看到，他终究摆脱不了世俗的窠臼——对金钱的渴望，对情感的亵渎等。生活的磨难使得“他的背再也不像端天杨一样挺拔了”。天顺厂萧老板一语中的：“这些蹲过机关的人，总是牢骚满腹，点子不少，可就是扑不下身子去做具体的事儿”f。让这样一个本身就矛盾重重、性格有缺陷的人去做一个思想者，完成所谓改变经济发展的“大业”，那最后以悲剧收场就不足为奇了，其悲剧性及人物力量也大打折扣。对于这个人物形象，作者似乎是矛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