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一封皱皱巴巴的家乡来信，送到了阵地上。打开一看，歪歪扭扭写着这样几个字：“儿，速寄一张能看见两只耳朵的正面照片来。妈。”
　　母亲是一位不识多少字的裁缝。看到这封信，我百思不得其解。战友们的一致判断是，家里要给我寻对象了。那时候我才17岁，这件事尚不在家里人的考虑范围。即便如此，我还是择空匆匆跑到离阵地足足几十里的边境小镇，正正规规地照了一张看得见两只耳朵的照片，连同刊登了我作品的《法卡山一日》，寄回了家。
　　直到4年后，我第一次探亲，才破解了这封来信的谜底。没承想，那是个至今回忆起来都忍不住要落泪的故事。
　　那时候，边防线上枪炮声不断。我的一位老乡，属于比较马虎的那种，刚到阵地，别人闻知敌情通报，都钻进了猫耳洞或坑道，唯独他一个人睡在帐篷里。夜晚，敌人悄悄摸上阵地，一发40火箭筒弹射过来。将他和他的床铺一起轰下了山。所幸，他的身体无大碍，但右手的小拇指却永远地失去了。
　　战友退伍回家，很自然地去探望我的父母。听说我的战友来了，左邻右舍挤满了我家不大的房间。人们问起我在前线是否危险，战友一不留神说了实话，摇着那只缺了小拇指的手，说：“我刚上去两天就这样了，他每天在山上跑，能不危险？”当他意识到说漏嘴的时候，母亲的脸色早就白了。
　　过了几天，老家开始谣传我被打掉了一只耳朵。
　　母亲一边给我写那封她平生写的第一封也是唯一一封信，一边将信将疑地着手追查这个谣言的源头。1个月后，这源头还真让母亲找到了，居然是一户和我家有些往来的人家。那家女人说得也似乎在理：“你儿子的战友上去两天就受了伤，你儿子长年在阵地上……你儿子寄回的照片，咋都是侧面的？”
　　我那时候年轻，照相时喜欢摆个姿势，没想到这种照法竟惹了麻烦。后来我才知道，很长一段日子，母亲每次梦到我，总会被少了一只耳朵的噩梦惊醒。从那时起，母亲患上了神经衰弱，至今还要靠吃安眠药才能入睡。
　　母亲得了来信，自然高兴得不得了，每当家里来人，总是有意翻翻那本书，其实是让人家看夹在里面的我那张两只耳朵的照片。日子久了，连书的封面都翻烂了。
　　岁月匆匆，母亲如今已是70多岁的人了。每次见面，她都会像我初次探亲那样，定定地望着我。我的鼻子酸酸的——我知道，老人是在看我的那双耳朵……
　　（薛钢摘自《解放军报》2015年11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