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迪南·利奥波尔德·奥约诺（Ferdinand Léopold Oyono，1929—2010），喀麦隆著名作家、政治家、外交家，撒哈拉以南非洲文坛的杰出领袖，与喀麦隆另外一位著名作家蒙戈·贝蒂一起被誉为“喀麦隆文学双星座”。同时，作为喀麦隆的政界精英，奥约诺的政治生涯长达半个世纪，先后多次出任驻外大使、驻联合国代表、政府部长等职。
　　1929年9月14日，奥约诺出生于喀麦隆首都雅温得南部恩古勒马贡小镇的一个布卢族家庭，父亲在法国殖民政府供职，母亲是一名虔诚的天主教徒。所以，奥约诺从小就受到非洲部族文化与西方殖民思想的双重影响。他一边深受传统文化的浸染，一边又参加唱诗班，跟从牧师学习西方文化。上学时期，奥约诺先在家乡的埃博洛瓦小学学习，之后到首都雅温得上中学。1950年，奥约诺远赴法国，在塞纳马恩省的普罗旺斯中学学习。毕业后，他进入巴黎大学攻读法律和政治经济学，这为他日后的政治生涯打下了坚实基础。在求学过程中，奥约诺开始喜欢上了文学，他积极参加戏剧表演活动，并尝试文学创作。由于奥约诺的家乡属于法国殖民区，他又在法国接受教育，所以他熟知法国思想文化并使用法语进行写作；而对西方殖民主义的深刻认识与思考，使他日后的文学创作有着强烈的反殖民色彩。
　　1956年，奥约诺的第一部小说，也是其代表作《童仆的一生》（Une vie de boy，1966年翻译成英文版Houseboy）正式出版，使其声名鹊起。在去法国求学之前，奥约诺曾经在传教士家庭做过童仆，因此小说的故事包含有他自己的影子。这是一部日记体小说，讲述了一个名叫董第·翁杜拉·约瑟夫的喀麦隆青年，因造成父辈械斗而遭到父亲毒打，被迫跑到天主教会吉尔贝神父那里，先后给神父及其助手当童仆。在此过程中，董第渐渐受到天主教和白人生活的影响，对西方思想文化有了更深的认识和了解。当神父因事故去世后，董第又成为新驻白人司令家的童仆。与在神父身边备受照顾不同，董第在司令家受尽凌辱。漂亮性感的司令太太让周围的男人们垂涎无比，她与监狱长的奸情被董第和他的同伴们看在眼里。事情暴露后，董第难逃厄运，被以“莫须有”的罪名逮捕入狱，受尽折磨。最终，董第在逃亡的路上惨死。《童仆的一生》通过善良无辜的董第的人生遭遇，无情地揭露了白人殖民者的荒淫、丑陋与恶毒。小说发表后广受欢迎，但也引起反动当局的强烈不满，他们无耻地逮捕并审讯了奥约诺，一些狂热的反动分子和暴徒还对奥约诺进行人身袭击，用刀将他砍伤。奥约诺的父亲也因这部作品而受到牵连，一直到喀麦隆独立才被从监狱中释放出来。这样一部不足10万字的小说，竟使奥约诺及其家庭受到了重创，不过这恰恰反映出作品的巨大影响力。

　　然而，殖民者的残酷迫害并没有阻止奥约诺创作的信心和决心。同年，奥约诺的另外一部代表性作品《老黑人和奖章》（Le Vieux Nègre et la médaille，1969年翻译成英文版The Old Man and the Medal）也出版问世。小说讲述了黑人农民麦卡在法国殖民统治下的人生际遇。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麦卡的两个儿子被法国殖民当局征去当兵，都死在了前线。而麦卡赖以生存的土地也被白人骗去修建天主教堂。令人啼笑皆非的是，被殖民思想同化的麦卡竟把这一切牺牲都当做自己的荣耀。法国殖民当局为了表彰麦卡为殖民事业做出的“贡献”，授予他一枚友谊奖章，愚昧的麦卡感到无比的自豪与荣幸。在颁奖仪式上，麦卡激动万分，他的妻子更是欢喜得泪流满面。可是，这一切终究不过是殖民者骗人的把戏。就在获得友谊奖章的那个夜晚，得意忘形的麦卡因醉酒迷失方向而误入白人居住区，竟被逮捕入狱并惨遭毒打。麦卡刚刚获得的那枚奖章并没有成为拯救他的护身符，残酷的现实教育了他，他逐渐开始觉醒，意识到自己是“最后一个傻瓜”，看透了殖民者所谓“友谊”的本质，明白了殖民者的虚伪、无情与残暴。当警察局长表示要重新颁发一枚奖章给他时，他已经不像原来那样将之视为无上的荣誉了，大半辈子的悲惨遭遇终于让他醒悟过来。而目睹麦卡遭遇的姆维马族土人也开始发出“我们不是豪猪”的呐喊。《老黑人和奖章》通过麦卡获得奖章前后的遭遇，揭露法国殖民统治者的丑恶面目，深刻地表现了殖民地人民觉醒的过程。小说运用大量心理描写，表现了麦卡复杂的心理变化轨迹。
　　1960年，奥约诺出版了他的《欧洲的道路》（Chemin d’Europe，1989年翻译成英文版Road to Europe）。同前两部小说所表达的主题相似，《欧洲的道路》也反映了西方殖民主义者对非洲的残酷殖民和无情压迫，更加生动地表现出非洲人民的觉醒与反抗意识。主人公阿凯·巴纳巴斯深受西方殖民者的蛊惑和影响，对欧洲的物质文明充满强烈的向往，幻想自己也能够在法国过上富裕、奢华的生活。于是，他想尽办法得到法国殖民当局的认可，赴欧洲留学。可悲的是，愚昧无知的氏族人民竟然也把巴纳巴斯当做自己的救星和希望，为了让他能够赴法而不停奔走，辛苦凑钱。然而现实是残酷无情的，巴纳巴斯遭遇了种种挫折，他的“欧洲的道路”最终以失败告终。小说强烈谴责了西方殖民者对非洲年轻一代的荼毒与迫害，表现出对殖民者的憎恶与痛斥。这部小说在创作风格与艺术技巧上较之前两部作品更加稳重成熟。
　　《童仆的一生》《老黑人和奖章》和《欧洲的道路》这三部带有自传色彩的作品，真实地记录了非洲人民的觉醒过程，为非洲民族解放运动的兴起吹响了号角；同时也奠定了奥约诺在非洲文坛的领袖地位，其文学造诣得到了诸多作家的高度肯定。
　　1960年，喀麦隆摆脱法国托管而获得独立，远在法国的奥约诺随即回国，成为新政府的重要一员。自此，由于公务繁忙及国内形势的变化，奥约诺的文学创作活动基本停顿，他的精力开始从文学转向政治。 　　自1961年起，奥约诺先后在利比里亚、荷兰、比利时、摩洛哥、阿尔及利亚、英国、法国等十几个国家担任驻外大使。在此期间，他还曾担任喀麦隆驻联合国常驻代表、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主席等职。奥约诺以自己独有的人格魅力为喀麦隆树立了良好的国际形象，而他的名字也渐被世界所熟知。
　　1985年，奥约诺结束驻外工作回到喀麦隆，担任总统顾问。1986年，他被任命为城镇规划与住房保障部部长。1997年，他又担任文化部部长。2007年，由于年龄及身体原因，奥约诺离开政府。因与保罗·比亚总统关系亲密，奥约诺离开政府后一直担任总统的非官方顾问。2010年6月10日，年逾八旬的奥约诺在首都雅温得逝世，保罗·比亚总统为他举行了国葬。
　　在中国，奥约诺很早便为政府及非洲学相关研究人士所了解。早在1959年，中国青年出版社就翻译出版了他的《老黑人和奖章》；1984年、1985年，湖南人民出版社和外国文学出版社又分别翻译出版了他的代表作《童仆的一生》，它们无疑成为中国学者研究非洲文学的重要作品。2000年3月，新华社高级记者高秋福在喀麦隆对奥约诺进行了专访，并于转年发表了《喀麦隆文学双星座》一文，使中国读者进一步认识和了解了这位喀麦隆文坛与政坛的杰出人物。
　　尤为值得称道的是，奥约诺与中国有着不解之缘，他对中国充满了深厚的情谊，不愧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在长期的外交生涯中，奥约诺与我国打过很多次交道，可以说是中喀友谊的缔造者与见证者。在出任驻法大使期间，他代表喀麦隆政府于1971年3月在巴黎同中国代表完成了两国的建交谈判，开启了中喀两国的外交往来。在担任外交部长期间，他还曾陪同保罗·比亚总统访华，踏上中国的土地，加深了对中国的情感与友谊。在多年的政治工作中，奥约诺多次代表喀麦隆政府促成或参与中喀交流活动，并签署了一系列战略合作文件，有力地促进了中喀两国的友好邦交。建交40余年来，中喀两国在多项领域的合作都卓有成效，这其中自然少不了奥约诺的贡献与影响。对于中国援助非洲的诸多举措，奥约诺深怀敬意，他曾多次带领家人去看望在喀麦隆的中国援非工作人员，表达对中国人民诚挚的关怀与问候。
　　奥约诺还十分推崇中国民族的文化艺术，他对老庄哲学、儒家文化和毛泽东思想都有一定的关注与研究，并将其中的思想精华应用于自己的工作和生活中。他曾多次表示，希望中喀两国文学界能够加强对话与交流，构建包括中国文学、非洲文学在内的新的东方文学体系。
　　纵观奥约诺的一生，文学与政治是他人生的两个关键词，也是他一生最大的付出和贡献。他曾谦称自己没有处理好文学创作与政治工作之间的关系，一生以政治工作为主，文学创作为辅。实际上，他在两个领域均取得了斐然成就——他是非洲文坛的杰出领袖，亦是喀麦隆政界的伟大精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