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羞答答的玫瑰不再静悄悄地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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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是一年毕业季,像往年一样,2011届本科生、研究生已经踏上求职征途。尽管会不时地出现就业幸运星,对于许多大学生来说,就业的艰辛依然是不争的事实,然而,华中师范大学研究生彭露露的就业困境却受到了全社会的“刮目相看”。在本期特稿中,我们一起来聚焦彭露露的故事,以及故事背后那个长久以来饱受争议的话题——中国青少年性教育。
  背景案例
  彭露露,女,安徽马鞍山人,华中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人类性学”专业方向研三学生。研究生期间,彭露露曾在学校带过一个学期的“性科学概论”,其人其课均受到许多学生的欢迎。彭露露的导师——华中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彭晓辉副教授在结业点评中对她做出了这样的评价:该生已经具备了在高校独立开设“性学”课程的能力,彭露露自己也表示:“当初我选这个专业,是希望以后当一名性教育老师。”目标明确并没有减少彭露露就业之路的曲折:进高校,彭露露由于缺乏博士学历而被拒之门外,况且国内大部分高校尚未设立性学课程;转向中小学,又因对方根本没有性教育教师编制而不得不半路折回。在求职过程中,“性学硕士”的头衔给彭露露带来了比其他应届生更多的目光,求职路上的艰辛也更多。
  在青少年性教育师资匮乏的背景下,彭露露及其相关事件彰显出中国教育结构的不完善,以及社会需求和吸纳之间的对接不合理。一直以来,中国青少年性教育事业也正是在如此这般的尴尬中艰难前行的。
  
  一、曲折中前行:中国青少年性教育“三阶式”发展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青少年性教育的发展大致经历过三个阶段:禁闭阶段(1949~1977年)、萌动阶段(1978~1987年)和发展阶段(1988~)(刘文利:《中国青少年性教育的历史回顾和发展概述》,《中国青年研究》2008年第12期)。
  禁闭阶段(1949~1977年)
  20世纪50年代,中国的性教育处于相对禁闭的阶段。当时,公开出版的一些性知识书籍在图书馆和新华书店均可见,并出版了我国第一本有关性知识的书——《性的知识》。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等领导人曾在会议中作出了要为青少年讲授性教育知识的重要指示。依据1952年、1956年以及1963年颁布的《中学生物教学大纲》的要求,人民教育出版社在其出版的教材内设置了有关性生理和性卫生的教学内容。1975年,国家教育部和卫生部联合颁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学生卫生教育的几点意见》,指出 “要重视青春期生理卫生教育,包括青春期生殖系统的发育变化等生理现象”。(刘文利:《我国中学性教育的历史和发展》,《生物学通报》1995年第5期)
  在此阶段,青少年性教育知识多穿插在生物课程或是生理卫生课程之中,实际上不为教师所讲授。在文化大革命和其他因素的影响下,1949年后的近30年间,我国性教育没能取得实质性的进展,甚至出现过倒退。
  萌动阶段(1978~1987年)
  “改革开放”开启了中国的新局面,也为青少年性教育的发展带来了新的生机。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教育部或教育部联合其他部门发布的《生理卫生大纲》(试行草案)、《中小学生卫生工作的暂行规定》以及《关于改进和加强中学生理卫生知识教育的通知》,均强调了在校开展青春期性教育的重要性。1986年,我国出版了第一本青少年性教育的教学参考书——《青春期教育》,该书全面系统地介绍了开展青春期性教育的主要内容。自1986年起,一些省市、高校先后成立了群众性的性教育学术团体或研究机构,其中,上海性教育研究会以“重点研究如何对青少年进行以性生理卫生知识和性道德文明为主要内容的性教育”为任务,打破了长期以来性教育话题在我国教育体制中的禁忌,成为我国青少年性教育工作在学校正式开展的标志(李鹰:《我国青少年性教育发展历程概述》,《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3期)。
  发展阶段(1988~)
  1988年及其后,在国内和国际多种因素的推动下,我国各行政和立法机构颁布了多项法规或纲要性文件,以法律的形式规定了学校要对未成年人进行青春期性教育,明确性生理、性心理和性道德是性教育的三个重要方面(朱广荣、季成叶、易伟、马丽:《中国性教育政策回顾研究》,《中国性科学》2005年第3期)。其中,1988年由原国家教育委员会和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联合发布的《关于在中学开展青春期教育的通知》,标志着性教育被正式纳入我国中学教育内容(刘文利:《中国青少年性教育的历史回顾和发展概述》,《中国青年研究》2008年第12期)。至20世纪90年代末期,全国省级研究机构等纷纷成立。1989年,国家教委基教司和上海社科院青少年研究所在江苏省无锡市联合召开的“全国首届青春期教育理论与实践研讨会”,为教育系统主办、研究在校实施青春期教育的专门会议,标志着我国青春期教育无论是在理论研究还是教学实践层面,都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李鹰:《我国青少年性教育发展历程概述》,《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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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2003年性教育教材编著的高峰之后,我国的性健康教育从2004年开始有了较大突破。伴随着主讲教师培训工作的日益加快,性健康教育正陆续进入大、中、小学课堂。经过3年定点的中学生性教育试点后,海南于2004年面向全省的中、小学生全面铺开性健康教育,并把此项课程正式列入课改综合实践课程。从2004年秋季起,重庆市把中小学性健康教育课从5个主城区推广到20个区市县,对不同年龄阶段学生进行科学的性健康教育,要求大学师范专业开设性健康教育必修课,其他高校开设选修课。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青少年性教育事业取得了一系列的进步,然而无论是就整个社会的发展进程来说还是就现今青少年生长发育过程来说,性教育环节仍显苍白。历经多年的摸索与探究最终酝酿出来的仍是一锅“夹生饭”,令我们不得不深思:究竟哪些方面牵制住了我国青少年性教育事业前进的步伐?
  
  二、障碍直击:社会、政府、学校、家长的实然与应然
  
  社会:传统观念与社会环境
  在传统道德观念的作用下,民众对于青少年性教育普遍保持着“望而生畏”的姿态,这无疑给相关工作的开展带来了不小的阻力。以黑龙江为例,该省从2002年起开始对高中教师进行有关青春期教育的培训,编写了第一部高中阶段性教育教材《高中生性健康教育》,两年后该教材进入课堂成为首套正规性教材,却一度因教师、家长“反映强烈”引起争议。然而在美国等一些西方发达国家,性教育是学校教育的重点,学校严格按照学生生理和心理成熟程度为不同年龄段的学生提供了阶梯式的性教育课程,这些工作在一定程度上有效抑制了青少年性暴力犯罪行为等的发生。
  缺乏良好的外部环境以及教育者自身为传统观念所左右,青少年性教育工作的开展只会忸怩作态,加上良莠不齐的社会信息和新时期国内外的多元文化的冲击,广大青少年对蒙着薄纱的“性”更加迷惘。随着时代环境的变迁,青少年性器官以及性心理的发展时段较之以往大大提前,与其让他们遮遮掩掩地通过不正规的渠道去解答自己身心变化上的疑惑,还不如未雨绸缪大大方方地将正确的性知识提前输送给他们,并主动屏蔽一些不良信息。
  政府:政策保障与资金支持
  就新中国成立后我国青少年性教育事业发展的基本历程来看,1988年后我国相关工作得以更高效地推进,很大程度上缘于相关纲要、法规的颁布为其提供了有力保障。但是在实际操作层面,由于监测和评估环节缺失,以及师资培训、专项教材编写上投入不足,很多美好的初衷都在实施中流产。早在1988年发布的《关于在中学开展青春期教育的通知》,就已明确性教育被正式纳入我国中学教育内容;2008年的《中小学健康教育指导纲要》,进一步明确规定了从小学一年级到高中三年级各阶段应该进行的性健康教育的具体内容,然而时至今日,性教育工作仍只不过在局部地区和部分学校展开。
  相关的政府部门只管发号施令、不计落实和具体成效的做法,为一些只在口号出台之时做出迎合之状的学校和机构提供了可乘之机,这使得长期以来我国青少年性教育事业的推进远远落后于我国社会整体发展进程。在我国开展青少年性教育工作的必要性和急切性已毋庸置疑,目前,首先要做的是保证现有的政策与法规能够落到实处,这个环节不仅需要资金上的支持,同时也需要在实际调研的基础上制定一项适合我国国情的青春期性教育长期规划,并设置相关的监测评估标准和机构去督促落实。
  学校:课程地位与有效师资
  尽管素质教育在很多学校落地开花,但是长期以来形成的应试“阴影”仍笼罩在校园的上空。“主要科目”占据大部分教学时间,使得非重点考试科目只能见缝插针,更遑论在人们头脑中还没能形成清晰概念的青少年“性教育”,加上教育主管部门的“谨小慎微”,青少年性教育正式进入学校课堂的脚步变得更加沉重。性教育阵地被学校放弃之后必将为社会占领,这样,健康与不健康的性知识会一同充斥青少年的视野,在薄弱的分辨能力下,不少青少年被不良信息所毒害。目前,中国青少年性教育事业中的人才供给和社会需求之间也仍存在着不小的鸿沟。大多数学校缺乏专门的性教育教师,性教育知识不是穿插在其他课程中被一带而过,就是由校医、生物老师等兼任。性教育课程是一门系统性比较强的课程,不仅包括生理学和心理学知识,也涉及医学、教育学、法律、社会学等诸方面知识,并要求执教者具备沟通上的技巧。未经过专门培训的执教者,不仅难以有效把握当下青少年学生身心发展特点从而开展有针对性的教学,也难以突破传统观念的束缚而大方授课。
  对青少年开展行之有效的性教育不仅要及时也需要主动。对学校而言,顺利开展青少年性教育工作,一方面需要为这一课程提供合法的舞台,从课程地位上肯定其重要性。另一方面,在专业教师的培养和有效教材的提供上,都须根据各校的具体情况作出相应努力。双管齐下,一定能够为我国青少年性教育事业开辟出新的领地!
  家长:教育观念与相关素养
  学校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充当了家长的“挡箭牌”,后者常常将青少年身心上的状态不佳归咎于学校教育不到位。事实上,社会、学校、家长在青少年教育上由于各自功能和优势不一,须各司其职、彼此配合才能够达到理想的教育效果。在性教育方面,凭借和孩子生活在一起的天然优势,家长其实应该成为青少年最早的启蒙老师。然而,不少家长由于受传统观念的束缚和自身素质的制约往往失职,面对青少年对于性的好奇,或视而不见或一味打压,殊不知放任和压制都有可能导致青少年心态失衡。
  每一名青少年都是一株努力向上的小树,这些小树要顺利穿过风雨、健康快乐地成长,需要每一位家长采取有力的引导与看护。家长们首先须突破自己思想上的瓶颈,读懂性教育,明确其重要性,同时加强自身相关方面的教育素养,时刻做好青少年成长的观察员和指引者。
  
  三、新时期:中国青少年到底需要什么样的性教育
  
  相关链接:
   2010年,《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对3032人进行了一项调查。结果显示,近一半的人认为“11—14岁”是孩子系统了解性知识的最佳年龄,只有12.1%的人选择“10岁以前”。然而,中华儿科学会内分泌及遗传代谢病学组公布的一项调查显示,我国女孩青春期发育年龄平均为9.2岁。因此,在小学就进行性教育,是最为必要和科学的。调查中,对于可供青少年了解“性知识”的有效渠道,排在前两位的是“网络”“书籍”,最后才是“学校”“家长”。2010年5月,由国务院妇女儿童办公室等单位进行的第一次全国青少年生殖健康调查结果公布:有22.4%的未婚青少年有性经历,其中首次性行为未采取避孕措施的比例高达51.2%。
  ——《生命时报》 (2010-10-26 第02版)
  
  伴随着青少年生长发育速度加快、性心理成熟相对滞后、各色信息相互激荡、未成年人性犯罪上升、艾滋病在全球加速蔓延等现象的出现,青少年性教育的重要性越来越为广大社会成员所认识。为了避免青少年由于性知识匮乏而步入成长误区,一些敢于突破的家长和学校会采取某些主动措施,比如:告知女学生保持贞操的重要性;为青少年学生讲授性生理卫生知识,或是介绍婚前性行为的不良后果;为在校大学生发放避孕套等。事实上,伴随时代环境的变迁以及青少年身心特质的变化,青少年性教育的内涵与要求也应做出相应的调整:教育对象不能仅为女性;教学内容不能是纯粹的生理知识传授,或单一的婚前性行为后果警示;教学方式不能是简单的避孕套供给。
  当下我们所谈论的性教育是一门综合性的教育,拥有着丰富的内涵和外延,涉及生理、心理、道德、社会、法律、审美等诸层面,其目的在于让青少年在知识的传导过程中学会保护自己和他人;学会悦纳自己和尊重异性;懂得什么是“爱”以及如何表达“爱”;在前进的过程中能够不断明确自己的责任、义务以及努力的方向,进而树立起良好的人格。中国公益性教育最早的倡导者和实践者林艺对性教育做出过精辟的评述:“性教育绝不是性知识普及”“性教育是人格教育”“是培养孩子意志品质、责任感和自制力的教育”“是帮孩子树立正确性观念、培养完美人格和减少身心伤害的教育”。
  对青少年进行性教育要避免简单的知识传授和不切实际的道德说教,首先要树立“以人为本”的教育理念,依据不同年龄段青少年身心发展特点,从其实际需求与可能需求出发;结合不同地点、不同个体的差异,以人文化、有针对性的方式展开。营造轻松、真诚、友爱、相互尊重、可信任的氛围,是顺利进行青少年性教育的一个重要条件,教育的重点是要让青少年体验到交往的艺术,懂得“爱”的真谛与责任,在获取知识的同时明确“我是谁”“我做了些什么”,以及“我该怎么做”。
  性教育是教育体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也应作为终身教育去进行,青少年性教育作为其重要环节,关系着个体的健康发展,家庭的稳定幸福,以及社会的文明进步。如今,社会、学校、家庭正在吹响集结的号角,青少年性教育美好的明天,我们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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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伴教育”是在英美等发达国家较为流行的一种性教育方式,也是一项较为成功的性教育模式。它主要利用朋辈的影响力,通过建立青少年自我教育和自助群体来抵御社会上的消极影响。这一方式改变了青春期性教育中传统教育者(老师、家长)与受教育者之间的沟通障碍,同伴之间可以就自己的亲身经历和体会进行交流和探讨。其以生物学、社会学和心理学知识为基础,通过讲课、讨论、游戏、讲故事、知识竞赛等多种形式,结合多种传播载体和实物模型展开。这一方法已引入我国和亚洲、南美的其他国家。
  
  
  (策划编辑:张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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