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1月，中共中央提出“向科学进军”的口号。
　　同年开始实施的《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草案）》（下称“十二年科技规划”）成为新中国科技发展的新起点。
　　“‘十二年科技规划’被公认为中国科技发展规划史上的成功案例。但在制定这一规划过程中发生在‘台前幕后’的故事却鲜为人知。”吴明瑜说。
　　上世纪50年代初，吴明瑜随被中央任命的中国科学院党组书记、副院长张劲夫一同调往科学院工作。“那真是一个激动人心的年代。新中国成立不久，战争的威胁并没有解除，百废待兴。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对科学技术表现出极大的热情。在新中国刚刚成立一个月，中国科学院就正式开始办公。新中国的科技事业几乎是在一片废墟上开始重建。”吴明瑜回忆道。
　　据史料记载，新中国诞生前夕，筹建国家科学院的工作已紧锣密鼓地进行。在前中央研究院、北平研究院等旧中国遗存下来的研究机构的基础上，中国科学院于1949年11月1日正式成立，中国近代科技发展史由此揭开了崭新的一页。

“规划是有特殊考虑的”

　　在1956年，为什么要制定一个长达12年的科技发展规划？吴明瑜说，这是国内外的发展形势使然，“我们要制定这样一个规划是有特殊考虑的。”吴明瑜是“十二年科技规划”制定的亲历者和参与者，他向记者讲述了当年制定规划的时代背景。
　　上世纪40年代中期到50年代中期这10年，正是世界高新技术发轫时期，其标志性领域主要有四个：
　　一是核技术，1945年7月16日，世界第一颗原子弹在美国新墨西哥州的沙漠中爆炸成功，1955年世界首座商用核电站建成，人类由此进入了核时代;二是1946年美国研制成功世界上第一台通用数字电子计算机，它的出现改变了人们对机器的认识;三是1947年半导体晶体管出现，1959年制成集成电路，计算机和集成电路的结合，为人类开辟了一个崭新的信息时代;四是1957年10月，苏联把世界上第一颗人造卫星送上天，开始了宇航时代，人类第一次有脱离地球的可能。
　　“这四个技术领域在当时的突破代表了20世纪中期世界科学技术的发展变化，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这一时期是世界新技术革命的开创期，也是新中国第一次面临世界新技术革命的挑战。”吴明瑜说。
　　为了迎头赶上发达国家，继1955年中央明确提出中国也要搞原子弹之后，1956年初，党中央、国务院又发出“向科学进军”的号召，中国科学院和全国的科技工作者被寄予厚望。
　　“鉴于当时复杂的国际形势，为了实现建设一个强大的中国的目标，当时出于战备考虑，提出要实施‘上天、入地、下海’的科研战略，建立海（潜艇）、陆（导弹）、空（巡航）战备体系。但这些都涉及计算机、电子学、自动控制、光学等一系列新科学，而我国当时在这方面或是空白或是研究能力十分薄弱，亟需建设和加强。”吴明瑜回忆道。
　　上世纪50年代初期，新中国的科学技术力量是从中科院接收的国民党政府中央研究院的部分研究所、北平研究院、静生生物调查所、上海徐家汇和佘山天文气象台、南京国史馆、厦门中国海洋研究所等24个旧有研究机构开始发展的，当时只有几百人。经过调整和整顿，形成了数理和社会科学以北京为中心，生物、化学和应用科学以上海为中心，地学、天文以南京为中心的布局，这也是新中国成立后最初的科研布局。经过几年的发展，到1956年初，中科院自然科學方面的研究机构已有36个，加上哲学社会科学部8个，共44个研究机构，研究人员近2500人。但各学科发展的水平与状态基本没有改变，过去没有基础或完全空白的学科还没有建立起来。

　　吴明瑜介绍道，在新中国成立之初，民生问题是首先要考虑的，军事的需求也是头等大事。朝鲜战争结束后，我国开始实行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1957），科技如何为经济恢复和发展服务、为国家安全服务成为当时决策层考虑的头等大事。与此同时，经过7年时间，到1956年，我国国民经济得到迅速恢复并开展了有计划的经济建设，初步建立起新中国的工业基础。这时，第二个五年计划也在酝酿中，国民经济发展的各个领域都呼唤科学技术对经济建设的支撑和推动，制定一个科技发展的长远规划势在必然。

毛泽东：应该有一个远大的规划

　　1956年1月，周恩来总理在全国知识分子工作会议上，代表党中央向全国人民发出“向科学进军”的号召。半个月后，毛泽东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号召：“我国人民应该有一个远大的规划，要在几十年内，努力改变我国在经济上和文化上的落后状态，迅速达到世界上的先进水平。”正是从此开始，新中国的科学事业发展规划被提上了议事日程。中央决定着手编制“十二年科技规划”，并指定由国务院各有关部门的10位负责人组成规划领导小组（简称“十人小组”）。
　　在周恩来领导下，1956年3月，国务院正式成立以陈毅副总理为主任的科学规划委员会，李富春、聂荣臻等负责具体组织领导工作，刚刚到任不久的中科院党组书记、副院长张劲夫任规划委员会秘书长，国务院的原“十人小组”成员为副秘书长，下设一个办公室，在规划制定过程中，担负分析、综合、归纳和文字等项工作。4月起，科学规划委员会陆续集中了全国各地各学科、各专业的600多位优秀的科学家和工程技术专家荟萃京华，着手制定新中国第一个科技发展远景规划。 　　聂荣臻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对这个规划的总的方针和要求，周恩来作了明确指示。周恩来说：“这个远景规划的出发点，是要按照需要和可能，把世界科学的最先进成就尽可能迅速地介绍到我国来，把我国科学事业方面最短缺而又最急需的门类，尽可能迅速地补足起来，根据世界科学已有的成就来安排和规划我们的科学研究工作，争取在第三个五年计划期末，使我国最急需的科学部门能够接近世界先进水平。”
　　“制定一个如此门类众多的全面的发展规划，对参与者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挑战。不过，我们有两个有利条件：一是当时我们虽然遭受西方国家的封锁，引进外国的技术很困难，但我们与苏联和东欧国家有科技交流与合作，在制定规划时，除已在华工作的苏联专家外，还邀请了16名苏联各学科的著名科学家来华，帮助我们了解世界科学技术的水平和发展趋势。”吴明瑜说，“更重要的是我们有人才基础。国民党政府迁往台湾时有一批优秀的科学家自愿留在大陆。同时，从1949年到规划前，先后从海外回来的科学家超过3000人，具有高水平的科学家有几百人，其中大部分人都参加了规划工作或执行工作，如钱三强、华罗庚、李四光、赵忠尧、赵九章、葛庭燧、殷宏章、吴文俊、钱学森、罗沛霖、侯祥麟、钱伟长、邓稼先、马大猷、王大珩、陈芳允等，他们中不少人当时都年富力强，大都是世界知名的科学家，这对我们当时掌握世界科学技术发展最新动向、填补国内空白学科和加强薄弱学科的建设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也是‘十二年科技规划’之所以比较成功的重要原因。”

规划编制过程

　　“领导机构有了，人员也集中了，科学家们首先对制定规划的基本原则进行讨论，几经反复，最终达成共识，那就是‘迎头赶上，重点发展’，即起步点要高，‘掌握现有的，发展新的’，并突出重点。如果从后面亦步亦趋，那是赶不上的，要迎头找到科学的新生长点、科学的前沿部分，并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重点发展。”吴明瑜回忆说，明确了制定规划的目标，还必须解决一个方法论的问题。规划制定之初，先是由中科院各学部、国务院各职能部门搞出本部门的规划，陈毅副总理把各部门提出的规划呈送给毛泽东主席，毛泽东看过后，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讲：34个部提的东西，不是头重脚轻，就是手长足短……

　　1962年， 国家科委对“12年科技规划”的执行情况用量化的分析方法做过一次广泛的调查，结果有50项任务基本达到原定的目标。其他任务有的并不是12年内所能完成的，但也取得了重大进展。这意味着，“12年科技规划”的目标提前5年基本完成了。

　　“参加规划工作的科学家们对规划怎么做也是意见不一。有主张以任务来规划的，也有主张以学科来规划的，争论很激烈。后来，当时负责规划委办公室日常工作的杜润生结合我国当时的实际，提出以任务为经、以学科为纬，经纬结合的科学规划方法，后来称之为‘任务带学科’，得到了大家的认可。按照这个方法列出了55项任务，几乎包括了经济建设的各个方面，从地质勘测到采矿、冶炼、加工，一直到机械制造各个方面，农、林、水、电都有。”
　　新的问题又出现了：那些任务带不起来的学科怎么办？因为有相当一些基础学科研究和当时的经济建设没有直接联系。“在向周总理汇报时，总理提出‘可以在55项之外，再单独搞一项自然科学基本理论若干领域发展的重点任务，包括天文、地质地理、生物、数学、物理、化学六个方面，再提出若干重点问题，作为第56项’。此外，大家还反映科学工作，情报（信息）很重要，所以后来决定把关于科学技术情报的发展单独作为第57项。”
　　经过不懈努力，到1956年8月下旬，《1956—1967年科学发展远景规划纲要（草案）》连同4个附件，即《国家重要科学任务说明书和中心问题说明书》《基础科学学科规划说明书》《1956年紧急措施和1957年研究计划要点》《任务和中心问题名称一览》共600余万字的编制任务顺利完成。
　　其中规划纲要（草案）包括1956—1967年国家重要科学技术任务、任务的重点部分、基础科学的发展方向、科学研究工作的体制、研究机构的设置、科技干部的使用和培养、国际合作等9个部分。

　　规划在内容上，从13个方面提出了57项重大科学技术任务、616个中心问题，从中进一步综合提出了12个重点任务，还对全国科研工作的体制（主要是科学院、产业部门和高等院校三个方面之间的分工合作与协调原则）、现有人才的使用方针、培养干部的大体计划和分配比例、科研机构设置的原则等作了一般性规定，是一个集项目、人才、基地、体制统筹安排于一体的规划。
　　实践表明，“十二年科技规划”的制定和实施不仅对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而且，对中国科研机构的设置和布局、高等院校学科及专业的调整、科技队伍的培养方向和使用方式、科技管理的体系和方法、科技体制的形成等都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四项紧急措施”

　　“‘12年科技规划’草案编制完成后，张劲夫带着600多万字的资料去向周总理汇报，因为他是秘书长。汇报的时候周总理提出：‘这么一大摞资料，这么多重点，国务院应该主要抓哪些？’张劲夫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他当机立断，决定趁着参加规划的科学家还没有离开北京，组织专门小组研究。小组成员有钱学森、钱伟长、钱三强、黄昆、王大珩、罗沛霖、马大猷等科学家，他们都是中国科学界精英中的精英。科学家们各抒己见，提出了许多好意见。经过分析、综合、归纳，科学家们认为最重要、最紧急的有6项，即原子弹、导弹、计算技术、半导体、自动化技术、无线电电子学。前两项属于军工尖端技术，国家已有特别安排。后边的4个领域，国际上发展很快，在我国还是空白，但它们又是直接服务于‘兩弹’的前沿尖端技术，必须采取紧急措施，把它们搞上去。” 　　吴明瑜缓缓讲述着这段鲜为人知的历史，自己仿佛回到了那激情燃烧的岁月。“重点有了，叫什么名字呢？张劲夫说，就叫‘紧急措施’吧，大家一致同意。于是，‘四项紧急措施’由此得名。”
　　《四项紧急措施方案》上报中央后，中央认为它是符合“重点发展、迎头赶上”战略方针的重大举措，立即批准，并将实施“四大紧急措施”的艰巨任务交给了中国科学院。
　　中科院迅速集中科技力量，着手筹建有关研究机构。1956年下半年，计算技术研究所、自动化及远距离操纵研究所、电子学研究所相继在中关村成立。同时，在应用物理研究所建立了“半导体物理研究室”。
　　“当时采取的是‘先集中攻关，后分散发展’的方针。集中全国可以集中的科技力量一起搞。”
　　正是因为“四项紧急措施”，才有了中国第一台电子管计算机（又称“八一型计算机”），即“103机”（1958年）及“104机”、半导体晶体管计算机（“109机”）。尤其是研制成功的“109丙机”，每秒运算数十万次，这台计算机为“两弹一星”的设计、计算作出了重大贡献，被国防科工委称为“功勋机”。到1960年初，苏联单方面撕毁协议、撤走全部在华专家之前，“四项紧急措施”的目标已经基本实现。

目标提前5年基本完成

　　历史已经表明，“四项紧急措施”的及时实施，为中国科学院乃至中国在计算技术、半导体、电子学、自动化以及一系列相关领域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为“两弹一星”的成功研制、为工业和国防现代化创造了必要的条件。
　　到1958年，中国科技领域已经有一批重大科研成果问世，如在1958年建成的第一座研究性核反应堆和加速器;1959年试制成功的中国第一台大型电子计算机，同年成功地拆合了天然胰岛素的A链和B链;1960年，中国第一枚试验型探空火箭、第一枚气象火箭（T-7型）发射成功;同年，王淦昌领导的研究组在苏联杜布纳联合原子核研究所发现“反西格马负超子”;1961年，中国第一台红宝石激光器研制成功，原子弹的研究取得重大进展，为1964年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成功爆炸准备了条件……
　　全国科研机构从1956年的381个增至1962年的1296个，人员由1.8万余人增至6.8万余人，主要学科和技术领域几乎都设置了专门的研究机构，中国已经有了一支门类和学科比较齐全的科研队伍。
　　这期间，中央在1958年对科技管理机构进行调整合并，成立了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国防科学技术委员会。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市、县陆续成立了各级科委，形成了中国的科学技术管理体系。
　　1962年，国家科委对“十二年科技规划”的执行情况用量化的分析方法做过一次广泛的调查，结果有50项任务基本达到原定的目标。其他任务有的并不是12年内所能完成的，但也取得了重大进展。这意味着，“十二年科技规划”的目标提前5年基本完成了。
　　◎ 来源|瞭望新聞周刊（有删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