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1966年，基于自身建设和国家发展需要，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采取多种方式纪念十月革命。这既是对建党以来传统做法的延续，又呈现出新的特色。尤其是在中苏关系和国内政治经济形势不断变化的情况下，十月革命纪念活动经历了一个从隆重盛大到曲折复杂再到低落停滞的变化过程。这个过程在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的报道中有着生动具体的呈现。从《人民日报》看1949—1966年十月革命纪念活动的形式、内容和特点，有利于廓清历史、鉴往知来，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启示。

1949—1952：塑造苏联形象，

巩固新生政权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立即“倒向社会主义一边”，与苏联建立了同盟关系，因而对其国庆日——十月革命纪念日十分重视。与此同时，面对百废待兴的困难局面，在国内纪念十月革命、宣传苏联的革命和建设成就，可以为新中国确立发展目标、描绘美好愿景。因此，塑造形象尤其是社会主义苏联的形象以动员国内群众、巩固新生政权是1949—1952年十月革命纪念的主题。
　　具体而言，1949年的十月革命纪念活动内容丰富、形式广泛。其中，中央层面主要以召开会议和发表文章为主。例如11月7日，中苏友好协会总会隆重集会，约1000人到场，刘少奇、郭沫若和苏联驻华大使罗申、在华苏联专家负责人科瓦廖夫发表演讲，盛赞中苏人民的深厚友谊。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十月革命纪念活动的规格就如此之高，说明中央对于这项活动格外重视。
　　当年国庆节后，《人民日报》开始对十月革命进行纪念和宣传，内容主要集中在以下两个方面：第一，报道中苏两国工人开展生产竞赛的情况，以此塑造苏联形象、促进国内经济恢复。例如，有报道称：“旅大地区各大工厂、企业中的工人们，现正纷纷以提前完成全年生产任务的生产竞赛行动，来迎接伟大的十月革命节。”他们还“发起五十万人的签名运动，向斯大林大元帅和毛泽东主席致敬”。此类宣传有利于鼓舞中国人民的生产热情，凸显社会主义制度在发展生产力方面的优越性。第二，发表纪念文章，彰显十月革命的作用和影响。例如，《人民日报》转引苏联《新时代》周刊社论称，“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节不但是苏联人民的节日，而且也是人民民主国家的劳动大众和全世界进步男女的节日”。《新时代》还曾发文写道：“中国人民的胜利，是列宁主义的胜利，是列宁、斯大林伟大思想——十月革命思想的胜利。”
　　为响应中央号召，各地纷纷召开规模宏大的纪念大会，介绍苏联和十月革命的相关情况，号召群众向苏联“老大哥”学习，对民众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和国际主义教育。比较典型的是北京市中苏友好协会在国民大戏院举行的纪念大会，以及艾思奇在华北人民革命大学全校庆祝大会上主讲“中苏友好问题”。此外，各地纷纷举行座谈、征文、壁报创作、球类比赛、苏联电影放映等活动。中央电影管理局还编辑了一本《苏联电影介绍》，在北京、天津、上海、南京等大城市書店及影院出售。这些举措进一步增强了民众对苏联革命历史和建设事业的了解，促进了中苏两国的文化交流。
　　1950年的十月革命纪念活动规模更加宏大，仍主要由中苏友好协会牵头负责。当年11月7日，《人民日报》同时刊载五篇文章，感谢苏联对中国的大力支持，歌颂十月革命对中国的巨大意义。这一年纪念活动的艺术形式更加丰富多彩，包括转播苏联音乐节目、举行广播讲演、进行图片展览、出版纪念专刊，等等。国际书店还对外发售苏联进口的纪念十月革命33周年宣传画。这些纪念活动在号召群众学习苏联、反对帝国主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此后两年的十月革命纪念活动基本延续上述形式，同时进行了调整和完善，逐渐走向规范化。

　　综合来看，1949—1952年的十月革命纪念活动具有以下两个典型特点：第一，纪念文章数量众多、内容详尽。这一阶段，《人民日报》共刊载146篇与纪念十月革命有关的文章，其中1949年、1950年分别有55篇和51篇之多。重视程度之高、纪念活动之隆重，由此可见一斑。文章的内容也很丰富，例如1952年11月7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感谢苏联，学习苏联——庆祝十月革命三十五周年和“中苏友好月”》，以比较长的篇幅表达了中苏友谊长存之意。第二，纪念时间长、规格高。1951年起，中共中央开始对十月革命纪念时长作出规定。当年10月26日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纪念十月革命及加强中苏友协工作的指示》指出，“中苏友协代表会议已定明年二月在全国举行中苏友好宣传月”。这意味着纪念十月革命活动的时间跨度有所延长。1952年10月10日，中共中央再次发出指示，要求在全国范围内举行“中苏友好月”，以庆祝十月革命胜利35周年。由于“逢五”，这一年的纪念更加隆重。中央指示中不止一次出现“均须”“务使”“全体”“一切”“亲自审定”等字样，以示重视。指示指出，包括通讯社、报纸、杂志、广播电台、电影院、出版社、文艺工作团体在内的全国一切宣传工作机构均须积极参与“中苏友好月”，各级党委负责同志要亲自审定计划，省市党委宣传部要召开专题宣传会议，并在活动结束后向中央局宣传部和中央宣传部上交书面总结。10月25日，中苏友好协会总会发布文件，除对中央及地方的具体活动形式作出规定外，还要求“凡有苏联友人的地方，均应邀请苏联友人参加”，对具体宣传内容和形式也作了规定。

　　总之，1949—1952年的十月革命纪念活动规格较高、规模较大、宣传较广。从增加报刊发文数量到规范宣传计划、加强组织力度和扩大宣传范围，从情理兼具的文字报道到广播、展览、电影等丰富形式，十月革命纪念活动越来越隆重，逐步形成了若干规范或惯例。
　　就变化而言，艺术形式的纪念活动从1951年开始减少，发表文章、召开会议等常规形式渐成主流。至于宣传的内容和范围，则出现了不断深入、扩大的趋势。1949年起，《人民日报》开始大力报道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所取得的成就，涉及领域不断扩展。例如1951年11月4日，华罗庚发表纪念十月革命的文章指出：“为了科学的发荣滋长，我们也必须有类似十月革命的开创过程，才能把我们的园地准备得宜于耕种。”这表明纪念内容扩大到了科学领域。几年间，《人民日报》上有关苏联科学、政治、文化的介绍越来越多，歌颂对象从领导人扩展至人民群众，宣传重点从苏联成就逐渐转为中苏交流。苏联的成就为中国的建设事业提供了重要参照。中国对十月革命的隆重纪念，着眼于塑造苏联形象，倡导向其学习，向中国人民展现社会主义的美好愿景，以此动员群众搞好国内建设，巩固新生政权。

1953—1959：促进国内发展，

协调中苏关系

　　1952年底，新中国成立前遭到严重破坏的国民经济得到全面恢复，并有了初步发展。1953年7月，《朝鲜停战协定》签订，抗美援朝战争结束。新中国逐渐将注意力转移到国内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的发展上来。1956年底，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中国共产党人开始致力于探索出一条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不过，随着以苏联为鉴戒的艰辛探索不断推进，中苏之间开始出现分歧，这对十月革命纪念活动产生了重要影响。因此，1953—1960年，纪念十月革命的主要目的是促进国内各项事业发展;与此同时，纪念活动比较注重突出国际意义，以此协调中苏关系。
　　具体而言，1953年的十月革命纪念活动以发表文章为主，辅以对政治符号的凸显和艺术形式的运用。中央层面，《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十月革命的光辉照耀着我们前进的道路》的社论，赞颂中苏友谊，感谢苏联援助。文章指出：“我国人民在毛泽东同志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伟大的苏联盟邦的慷慨无私的巨大援助下，正顺利地进行着大规模的五年建设计划。中国人民满怀信心地为实现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而斗争。”《人民日报》还报道了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和各社会主义国家开展生产竞赛、迎接十月革命的情况。地方层面，在中苏友好协会领导下，各地紛纷采取集会和艺术活动等形式纪念十月革命，包括志愿军庆祝大会、摄影展、电影节等。多样化的形式丰富了十月革命纪念话语的表达方式和思想内容。
　　1954—1956年，十月革命纪念活动总体上延续了1953年的规格，中央发表文章，地方召开大会。其中1956年的纪念活动相对丰富一点，除常规做法外，10月31日，文化部和中苏友好协会决定举行“苏联电影周”，以比较新颖的文化交流形式为十月革命纪念日献礼。1956年苏共二十大后，中苏之间开始出现分歧，中国在社会主义阵营中的影响力则在逐步提升。于是，在为筹备第二个五年计划而寻求苏联援助时，周恩来指出：“我们要争取苏联的帮助，但要去掉依赖思想。”当年的十月革命纪念活动规模相对不大，这种与新中国成立后三年相比稍显“冷落”的举动显然与中苏关系的变化有关。但相较于此前两年，1956年纪念活动相对丰富的形式又表明，活动的主题之一是协调、维系中苏关系。
　　值得注意的是，1954年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提出以后，中国的外交政策转向“务实”，“革命外交”色彩相对减弱。例如1954年11月20日，《人民日报》转发塔斯社有关纪念十月革命的消息，借新闻当事人之口指出：“有必要发展美国和苏联之间的友好关系，以加强世界和平。”又如1955年11月20日，《人民日报》以同样的方式指出，美国不可能把“日内瓦精神”所引起的“希望的浪潮推回去”。也就是说，美苏关系不可能再次恶化。这表明十月革命纪念活动的外交协调意义不仅局限于中苏，而是逐渐扩展到国际社会中的其他成员。

　　1957年是十月革命40周年，庆祝规模比前一年更大，堪称这一时期之最。中央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对当年的十月革命纪念日极其重视，展开了规格较高的纪念活动。国庆节后，中央就开始发表文章纪念十月革命。10月16日，《人民日报》发表臧克家的诗作《短歌颂苏联——纪念十月革命四十周年》。诗中歌颂道，苏联取得的巨大成就使得“四十年的革命开出了朵朵红花”，感叹中苏友谊“实在太深长”。随后，《人民日报》用八个版面发表了四篇纪念十月革命的长文，在宣传学习苏联经验的同时，开始强调独立自主，并指出，中国必须与国际革命力量团结一致，反对资本主义复辟，这是纪念十月革命的意义之所在。各省区市也均按要求开展了庆祝活动，包括集会、排练苏联话剧、出版苏联剧作集丛刊等。
　　1958年和1959年的纪念情况基本延续惯例，总体规模较1957年有所下降。
　　纵观1953—1959年的十月革命纪念活动，前三年由于工作重心转向国内建设，对十月革命的纪念规模有所下降;随后出于外交需要，1956年的纪念活动略有恢复;到了1957年，中方借“逢十”纪念的契机，加大纪念力度，以便维系中苏友谊、协调中苏关系。这种变化趋势在《人民日报》纪念十月革命的文章数量上也有明显体现。1955年仅有12篇相关文章，1956年增加到24篇，1957年则高达138篇。
　　这七年里，十月革命纪念活动出现了两个方面的变化。一是规模。如前所述，纪念规模从1953年起开始缩小。当年10月17日，中共中央发布通知指出：“鉴于我国目前正在开展爱国增产节约运动，各方面的工作十分紧张，故今年对于十月革命节的庆祝只限于一般的规模不大的宣传活动。”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1957年9月21日，中共中央再次发布通知指出：“在目前形势下，纪念十月革命四十周年，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这个纪念日将要成为社会主义各国和全世界劳动人民庆祝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胜利、检阅社会主义国家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力量的盛大节日。”“全党和全国各地都应当庄严、隆重地庆祝这个劳动人民的伟大节日，普遍、深入地做好纪念十月革命四十周年的宣传工作。”通知还指出：“今年庆祝十月革命的规模应当比往年为大。全国各地纪念十月革命四十周年的宣传活动，从国庆节以后即应开始。在十月七日到十一月七日期间，大体以一个月时间，比较集中地进行各项纪念宣传活动。”10月23日，中共中央又发布了补充通知，要求“十一月七日，全国各机关、团体、学校以及国营和公私合营的工厂、企业、商店，一律悬挂国旗志庆”。“全国省、市以上党报应当发表纪念十月革命四十周年的社论或论文。”1958年和1959年的纪念规模再次下降。1958年10月13日，中宣部发布文件指出：“今年庆祝十月革命节的规模，当然应小于去年庆祝十月革命四十周年纪念的规模。”二是内容。开始时仍对苏联庆祝十月革命节的盛况有所展示，但随后逐渐转向歌颂马克思列宁主义在社会主义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和中国国内的发展成就。后来几年里，即便仍对苏联成就略有强调，其主旨也与此前有很大不同。例如1959年，中宣部明确表示：“目前国际形势有利于和平和社会主义事业，加强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加强全世界人民的大团结。”“在这次宣传中，对于某些有不同看法的问题，应避免涉及。对于我国人民所取得的成就的宣传，分量不要太多。”可见此时强调苏联成就的目的是彰显十月革命纪念的国际意义，而且具有明显的外交考虑。

1960—1966：控制规格

规模，批评苏联错误

　　进入20世纪60年代，国内经济形势十分严峻，世界局势也充满动荡。国际社会各种政治力量发生重组与分化，中国不仅处于美苏争霸的冷战环境中，而且与苏联的关系出现明显变化，双方的分歧逐渐公开化。因此，对具有苏联国庆和无产阶级节日双重意义的十月革命的纪念也受到了影响，整体规格和规模明显下降，纪念的主题也变成了批判苏联修正主义，彰显中国作为“十月革命精神”传承者的身份。

　　具体而言，1960年的十月革命纪念活动并未被“冷处理”，原因有二：一是尽管中苏分歧不断扩大，中方此时仍有维护双方关系的外交考虑;二是希望借纪念十月革命之机，批判苏联背离“十月革命精神”。
　　当年的纪念形式依旧包括召开大会、发表文章和举办艺术活动三种。中央层面，中国驻苏联大使馆于11月2日举行友谊晚会，放映中国电影。11月7日，首都各界群众举行集会，庆祝十月革命43周年，周恩来、朱德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席。《人民日报》在相关报道中反复强调“珍视中苏两国团结”。该报还刊登读者来稿，表明中国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忠实继承者，希望中苏双方能夠“永远紧密地团结在一起，高举十月革命的胜利旗帜，向着更加伟大的胜利前进”。此外，与往年一样，文化部等单位于11月6日至12日举办了专门放映苏联影片的“电影周”。各地还开展了不同形式的纪念活动，包括图片展览、故事会、广播录音剪辑等。
　　1961—1963年的纪念活动基本延续了1960年的做法，即以首都召开纪念大会和人民自发集会纪念为主，辅以常规性的纪念文章和小型艺术活动，但整体规格、规模却在不断缩小。
　　1964年，中央层面甚至没有组织集会，而是仅仅发表了纪念文章，内容主要是提醒苏联不要继续扩大分歧;同时转载兄弟党文章，批判苏联的修正主义错误。各地则自发集会，未做统一安排。
　　1965年和1966年主要是发表纪念文章。例如1965年11月20日，《人民日报》转载日共《赤旗报》社论指出，十月革命的道路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道路，是全世界人民求解放的道路，而苏共已经偏离了这条道路，违背了列宁的教导。12月8日，《人民日报》援引日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米原昶的话指出，十月革命和中国革命的经验具有伟大国际意义，“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则违反两大革命的经验，背叛革命，向帝国主义投降。
　　到了1966年，十月革命纪念活动基本趋于停滞，《人民日报》仅发表了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的一份贺电，礼貌性地表达庆贺，同时批判修正主义，提醒苏联“继承和发扬伟大十月革命的光荣革命传统”，“捍卫十月革命的胜利果实”。这一年，十月革命纪念活动的规格和规模降至低谷。
　　从1960年到1966年，十月革命纪念活动有以下两个方面的变化。第一，规范性下降。1965年10月30日，中共中央批转《对外文委、中苏友协、外交部关于十月革命节四十八周年庆祝办法的请示报告》。报告提出，当年的庆祝规格和规模“可相当于一九六三年的水平，低于六四年赫鲁晓夫下台不久时庆祝十月革命节的水平”。之所以要控制纪念的热度，是为了反对苏联不断加剧的反华活动及其在庆祝中国国庆时的冷淡表现。
　　第二，内容转变。纪念内容从宣扬中苏携手建设社会主义逐渐转向彰显中国道路是社会主义发展的正确道路，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精神”的真正继承人，而苏联却逐渐走向修正主义。从纪念文章的内容可以看出，纪念十月革命时，《人民日报》往往会增加刊发兄弟党文章的数量，借此批判苏联。
　　十月革命是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序幕和阶梯，中国国内对十月革命的纪念则是一项重要的政治活动。同时，十月革命纪念日还是苏联国庆日，对它的纪念又与中苏关系紧密相关。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苏双方领导人在纪念十月革命时都会以互致贺电的方式进行交流。从总体趋势来看，无论是新中国成立初期抑或1957年、1960年和1965年等转折点，外交关系尤其是中苏关系都是影响十月革命纪念活动规格和规模的重要原因。中国共产党人十分注意借助相关纪念活动来协调中苏关系。

　　外交从来都是内政的延续，十月革命纪念活动服务于中国共产党建构自身话语体系的需求，这才是其发展变化的深层原因。十月革命纪念活动的发展过程并非与中苏关系变化一一对应，却与不同时期中国共产党自身的发展需要密切相关。中国共产党以纪念十月革命为契机，努力诠释自己的社会主义理念。（责任编辑 赵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