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年,让知识界斯文扫地的事情似乎层出不穷。
　　河北大学出了一个“我爸是李刚”事件,捎带出了校长的麻烦事。校长是否抄袭,我不敢做评论,但这位工科专家写了两本关于区域经济的著作却是铁的事实。对中国知识界,专业化分工不专、不细,是远比抄袭、欺骗大得多的问题。因为专家不专,也给抄袭等不良行为提供了温床。而专家不专现象的普遍化,则与知识界通行的行为规则有关;用更俗的话来说,就是与知识界的管理体制有关。体制不改,知识创新和人才成长会很难,及至抄袭这类丑闻的发生,有一万个方舟子也无可奈何。
　　这几年参与一些社会科学基金申请的初审工作,深感专家不专问题的严重。申请者过往做的工作和申请将要做的工作往往有很大差异。而河北大学校长的专业跨度之大更是令人吃惊。知识界有一种潜规则,叫做“赢者通吃”。职位越高,所做工作跨专业的幅度也越大,自然,利益也就越大。而一些发达国家似乎不是这样。有人一辈子研究一种古代恐龙,或一种昆虫。要知道,恐龙化石少之又少,而昆虫有300万种之多;研究全部恐龙就不专,多研究几种昆虫也会不专。
　　专家不专的严重后果,首先是创新难。当今时代,知识爆炸,很多知识领域有了相当丰厚的积累,蜻蜓点水式的介入很难走到研究的前沿。学者在300年前可以做通才,只要足够智慧,很多知识领域都涉猎一点,也可以出一些成就,像牛顿、莱布尼茨就是这样的佼佼者。3000年前,爱好智力活动的人会做一个哲学家,面对客观世界,可以猜测一番,就像亚里士多德和老子,在知识荒漠时代算是大学问家了。时代不同了,牛顿以后几百年出了个爱因斯坦,也只是在理论物理学方面做了番知识的总结廓清,把别人置于脑后的知识疑点用自己的天才头脑加以发酵,更新了过去“近似正确”的知识。爱因斯坦之后,至今仍有数不清的物理学专家围绕着他搭建的新知识系统做添砖加瓦的工作,可见即使是一个罕有的天才也不会穷尽一门学科。
　　当然,在一定的知识前沿上,所谓专业的边界并不清楚,例如,在分子、原子乃至更小尺度的粒子的水平上,物理学、化学几乎融合在了一起,一个站在前沿的专家需要涉猎很多知识。但这和“跨专业”并不相干。在这种前沿上,一个专家更需要专注少许几个焦点,不可四处出击。他的知识储备和工具应用能力在传统意义上说应是跨专业的,但研究创新工作却是高度集中的。
　　专家不专的另一个不良后果,是给知识界无良人士抄袭、欺诈等行为提供了条件。因为专家不专,每个知识领域便有很多人涉足,要了解他们每个人的工作会需要很大的精力,以致某个领域有人抄袭,招摇撞骗,要得到揭露也就很难。这种情形还使得知识界的职业竞争处于无序状态,专家之间也不容易发生持久的面对面的竞争,往往使得一个人揭露对方的收益很小,而成本却很高,以致大家都不愿意在“一棵树上吊死”,于是,遇事总会放别人一马,也方便自己绕着走,多一条生路。就这样,专家不专的情形使知识界陷入了“囚徒困境”,以致在整体上形成一个“排排坐、吃果果”的混沌的利益集团。
　　造成专家不专的直接原因是中国教育科研体制的行政化弊端。资源主要在各类行政官员手里,并大体按照行政原则和官职序列分配,很容易官大通吃,助长治学的短期行为。四处伸手,哪里有利益往哪里钻,不可能潜下心来“十年磨一剑”。行政官员的任期和研究工作的节奏完全是两回事,而追求政绩的施政行为便会奖赏急功近利的治学态度。知识界浮躁的根由大抵如此。
　　从一般的行为学规律看,在一个事务圈里,只要不确定性很大,人们的行为就会短期化,信用关系就难建立,吹牛拍马、阿谀奉承、欺世盗名的行为就会泛滥。拿知识界和商业社会比较,尽管后一领域的竞争刀光剑影,但那里一旦有了一定的组织程度,人们也会守规矩,以致商业精英反倒可能比知识精英更高尚。铜臭和书香的关系由此也可能被颠倒过来。依我观察,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商界的知识创新要比大学和官办研究机构更具有活力,原因则是商界的行为规则要好于象牙塔里的规则。
　　改变令知识界斯文扫地局面的办法,自然不是要建立一个什么机构把知识界更严格地管束起来,相反,应该考虑给知识界更自由的活动空间,让它摆脱官场规则的束缚。最关键的改革是让知识界各类组织领导人由专家学者自己推举,由此才可能解决资源分配问题和奖惩标准问题。有了这样一个关键机制,知识界的竞争就会活跃起来;各种行为规范也会在竞争中得以确立。现在人们又在谈政治体制改革,可是,连风险几近于无的教育和科技管理体制改革也不肯进行,还谈什么政治体制改革?★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