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中学生会考作文文理不通，繁简混淆，一旦不用计算机，手写的汉字只要笔画稍多，就一定缺胳膊少腿。
　　
　　文字改革是一把双刃剑。简化字在普及文化的同时，也让人与传统文化有了隔阂。在刚闭幕的“两会”上，政协委员潘庆林要求用10年时间，分批废除简化汉字，“逐步恢复繁体字”，这一“雷人”提案引发热议。
　　之前一个多月，国学大师季羡林谈论国学时，明确提出读古文必须读繁体字，称汉字简化及拼音化是歧途。曾听说季羡林写“爱”字，就坚持用繁体，因为繁体的“爱”字有个“心”字，没有心何来爱？一天后，河南大学教授王立群发表文章，声称“从简从俗”是文字规范两大原则，文字功能在于交流，文字形体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实用性，“创造简化字，推广简化字是正确的”。
　　其实，倡议文字化简为繁的政协提案，已不是第一次提出，2008年的全国两会上就有21位文艺界政协委员提出小学增设繁体字教育的提案。50多年前《汉字简化方案》出台以来，简繁之争始终没有销声匿迹，重提恢复繁体字的呼吁也从未停止过。当下，由于两会话题，香港也再度引发繁简之争。
　　香港拥有特殊地理位置，台湾的繁体字（正体字）和内地的简化字，总是在这弹丸之地交融、碰撞，于是不少香港人早早就奉行“写简识繁”，即整体阅读上认识繁体字，日常书写中则多用简化字，繁简的互转，没有人们想象中的对立，简化字和繁体字都没有偏废。
　　不过，香港人常常会简繁乱用，简化字回繁而错误百出。“谷”与“穀”原本都是繁体字，前者指山谷，后者指穀物，二者合并后简掉“穀”， “谷”可以替代“穀”，但“穀”不能替代“谷”，如果回繁，把山谷写成山穀，大错了。
　　香港人写中文，不仅常常简繁错用，更有英式中文、粤式中文铺天盖地，就连媒体和中文教师，也常常患“方言及英语语法类语病”。随手拈来：现在外面很大雨（雨很大）；他立即给了1万元我（给了我1万元）；姐姐大过我很多（比我大很多）。香港人身处脱节语言环境，说话用广东话，书写用书面语，加上受英文语法影响，中文阅读量不足，往往难辨句法对错。
　　近来更糟糕的是，日式中文入侵香港。一本杂志上的标题如此写着：“单品上架之日期未定，本年注目作一拳公开”，香港人对这些“日语化”标题见怪不怪，但内地人对这一标题肯定一头雾水。香港不少报纸杂志，都喜欢用这些似懂非懂的日语汉字，如“無慮即決”、“定番”、“鬼罕”等。除了潮流杂志，日语汉字还入侵香港人的生活环境。香港不少商场和楼盘，都用“駅”命名，如“東角駅”、“城市駅”。这“駅”者，即中文的“驛”，意即古时的驿站。众多香港人误以为“駅”就是“驛”的简体。
　　香港强调两文三语（中文、英文，粤语、英语、普通话）已经10多年了，为的是人人能掌握中英文会话和写作。不过，香港的大学生踏上社会，说英语结结巴巴，说普通话嚅嚅嗫嗫，落笔时英文文法错乱，中文又别字连篇。教育局的报告显示，香港中学生会考作文文理不通，繁简混淆，一旦不用计算机，手写的汉字只要笔画稍多，就一定缺胳膊少腿。
　　令中文难堪的是，用中文写的学术论文，由于没有国际学界的肯定，没有可以信赖的验证标准，因此不能作数。香港评鉴中国文史的学术研究，研究孔子研究屈原，用英文写作奉为第一等，用中文写作的学术论文却不视为成果。更让中文难堪的是，香港中文大学四年級学生李耀基，不满中文大学教务委员会将授课语言主要为中文改为中英双语并用，于是提出司法复核，日前，法院判李耀基败诉，中文大学早前通过的《双语政策报告书》并不违法，中文大学日后即使变为“全英语”大学，看来也没有障碍了。在香港唯一以“中文”为名的大学，却一手将中文高等教育的传统抛弃。中文大学的这场官司，让人们不禁为中文在香港教育的难堪感到悲哀。
　　前不久观赏了央视播映的《汉字五千年》，正如此片总策划麦天枢所说，“写字成了中国读书人终生的负担”，“汉字是唯一没有中断的文明”。香港需要的是使用中文的心灵环境，否则，对中文字使用美感的追求就会大面积丧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