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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是共产党员，也不是所谓的地下共产党员。”
3月25日，香港会展大厅，媒体见面会，几分钟前刚刚当选为香港第四任特首的梁振英掷地有声。
事实上，在过去的5年中，他已经重复了这句话不下10次。这次面对路透社的发问，惟一不同的是，他用了英文来回答。
距7月1日上任还剩下3个多月时间，《明报》社论提醒正春风得意的他：“梁振英特首无蜜月期，就职前已需提振民望。”
“红”人梁振英
即将58岁的梁振英，出身于贫寒的警察家庭，非官非富。能有今日的镁光环绕，背后端的是无数艰辛。
少年的他与全家挤在公家宿舍，必须与其他10户人家共享厕所。为了贴补家用，梁振英每日放学回家便与母亲一起折塑料花，每个月能赚个300块钱。4年之后，苦寒少年终于熬出了头，“记得最后一次交完塑料花，母亲将送花的最后一个袋子放入箱子收藏起来，说是要留给孙子。”
1974年，梳着三七分头的梁振英负笈英国，之后的几十年中，这个严肃沉稳的发型就再也没变过，以至于时常有人批评他刻板，他自己则善意地夸自己“严谨认真，一丝不苟”。
3年后，严肃小青年以第一的成绩回港，加入了老牌测量师行“仲量行”，成为一名测量师。又过了5年，刚刚过了而立之年的梁振英，成为这家英资公司200年历史中最年轻的合伙人。
及至后来单飞，一举成为业界五大行中的戴德梁行那个“梁”，小青年果敢决断的特色显现了出来。2000年初中国楼市前途未卜，其他国际大行均犹豫不决，梁振英的公司大胆出招，深入内地一二线乃至三线城市布局。盆满钵满的同时，成为内地惟一一家获得“一级房地产价格评估资格”的国际物业顾问公司。
这些当然是后话。回到80年代初，小青年梁振英不仅事业红红火火，与红色大陆的关系也在这一段时间越发密切。他从地摊上买了一个白瓷公仔，是一个卷起衣袖、坚毅果敢的女性，他在公仔背面郑重其事地写下了3行字：“放手大干，四化有期，富强在望。”
改革开放之初，百废待兴的大陆求贤若渴，梁振英与香港一班来自法律、会计、工程、测量等界别的专业人士，一起奔赴内地讲学：“我由南到北去讲课，讲市场经济、土地交易，对象全部都是官员。”梁振英就这样初步建立起自己在内地的红色人脉，不到5年就起了奇效。
1984年中英谈判碰上新界的租约问题，“当时中国还没有房地产市场，缺乏经济和合约上的知识。除了英国人外，中央想找个香港人咨询专业意见。有位官员就记起一个经常到内地讲课的年轻人。”梁振英就这样获得了中央的信任，由《基本法》咨询委员会执委做起，1988年更是接任一般由共产党员担任的咨询委员会秘书长职务。
也就是从那一天起，香港人记住了这位中央眼中足以“托孤”的红人，他要当特首的传闻自此传了20年，而关于他政党背景的猜测也传了20年，所以才有了文章开头路透社的质询。
梁振英曾表示：“我白手起家，到今日我是这间伦敦上市测量师行的一个大股东，总公司董事局惟一一个亚洲人，这肯定不是谁的托孤、谁捧你所能决定的，甚至中国共产党都说不上话！”
白手起家、艰苦打拼、穷小子力争上游，这便是严肃小青年在竞选中着力打造的形象，与他的竞选对手、工业世家出身的前政务司司长（仅次于特首）唐英年形成鲜明对比。而面对梁振英的挑战，唐英年则反驳：“讲就天下无敌，做就无能为力！”
Polo衫下基层
唐英年的评价并非空穴来风。虽然从1997年就加入特区的行政会议，成为特首的智囊，但除此之外，梁振英15年来再未担任过任何一个政府管理职位。他仅有的政治简历也非常惨淡。
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席卷香港之前，香港楼价高企，市民无力负担。时任行政会议成员的梁振英就建议董建华每年供应不少于8.5万个住房单位，誓言10年内解决香港的住房问题。但赶巧碰上呼啸而来的金融风暴，5年内楼价狂降70%，不少家庭数十年积累的财富转瞬化为乌有。后来一般认为，董建华当年被迫下台与这个政策不无关系。不过，梁振英回应指责时就称这一计划早在港英时期便已制定，与自己无关。
有趣的是，缺少管治经验在竞选之初却恰恰成为了梁振英的优势。去年年末，梁振英和唐英年两大特首参选人浮出水面，唐英年坐拥李嘉诚等四大地产商的鼎力支持，而梁振英则弱势得多，香港时事评论员蔡子强就直指“梁振英最初参选只是被视为黑马，甚至陪跑”。 当时，香港社会最大的关注是“地产霸权”、政府“官商勾结”，民间担心一旦政府中人唐英年上台，便只会维持现状；相反，梁振英则一直关注民生，甚至常常撰文批评政府政策：“香港是资本主义社会，不能强调平均分配，但市民或多或少分享到经济成果，这个很重要。”
因此，很多基层民众将变革的希望寄托在这位“香港仔”身上，他的民意支持率一度超过五成。唐梁二人都经常走上街头，争取民众的支持。与唐英年西装革履不同，梁振英下区时要么披着件棉毛衣，要么干脆就穿着普通Polo衫；甚至他的皮包也被考证出“用了超过40年掉皮掉色”。
关注基层的视角同样体现在他的政纲之中：“香港人并不仇富，也不仇商，香港人反对的，只是一些不公不义、敛财式的经营手法。”
他提议“港人港地”政策，即规定部分住宅只能出售给香港居民，试图遏制内地富豪炒高香港房价；又提出重设“扶贫委员会”，研究老年贫穷、在职贫穷、跨代贫穷以及新移民贫穷问题。
当选后，梁振英又一次保证：“我会继续拿着一张凳，一本簿，一支笔，和我的管治团队走入群众，听取你们的意见，只要你们肯讲，我就肯听！我，梁振英，希望做一个亲民的特首！”
梁振英简历
1954年生于香港，籍贯山东威海。
1974年至1977年在英国布里斯托理工学院进修，获估价及地产管理学位。
1977年加入仲量行担任实习测量师，同年开始到深圳、广州、北京等地當义工教学。
1985年加入基本法咨询委员会。
1997年任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会议成员。
2000年通过互换股份，成立戴德梁行。
2007年被任命为特区政府行政会议非官守成员，并任行政会议召集人。
3月25日，香港会展大厅，媒体见面会，几分钟前刚刚当选为香港第四任特首的梁振英掷地有声。
事实上，在过去的5年中，他已经重复了这句话不下10次。这次面对路透社的发问，惟一不同的是，他用了英文来回答。
距7月1日上任还剩下3个多月时间，《明报》社论提醒正春风得意的他：“梁振英特首无蜜月期，就职前已需提振民望。”
“红”人梁振英
即将58岁的梁振英，出身于贫寒的警察家庭，非官非富。能有今日的镁光环绕，背后端的是无数艰辛。
少年的他与全家挤在公家宿舍，必须与其他10户人家共享厕所。为了贴补家用，梁振英每日放学回家便与母亲一起折塑料花，每个月能赚个300块钱。4年之后，苦寒少年终于熬出了头，“记得最后一次交完塑料花，母亲将送花的最后一个袋子放入箱子收藏起来，说是要留给孙子。”
1974年，梳着三七分头的梁振英负笈英国，之后的几十年中，这个严肃沉稳的发型就再也没变过，以至于时常有人批评他刻板，他自己则善意地夸自己“严谨认真，一丝不苟”。
3年后，严肃小青年以第一的成绩回港，加入了老牌测量师行“仲量行”，成为一名测量师。又过了5年，刚刚过了而立之年的梁振英，成为这家英资公司200年历史中最年轻的合伙人。
及至后来单飞，一举成为业界五大行中的戴德梁行那个“梁”，小青年果敢决断的特色显现了出来。2000年初中国楼市前途未卜，其他国际大行均犹豫不决，梁振英的公司大胆出招，深入内地一二线乃至三线城市布局。盆满钵满的同时，成为内地惟一一家获得“一级房地产价格评估资格”的国际物业顾问公司。
这些当然是后话。回到80年代初，小青年梁振英不仅事业红红火火，与红色大陆的关系也在这一段时间越发密切。他从地摊上买了一个白瓷公仔，是一个卷起衣袖、坚毅果敢的女性，他在公仔背面郑重其事地写下了3行字：“放手大干，四化有期，富强在望。”
改革开放之初，百废待兴的大陆求贤若渴，梁振英与香港一班来自法律、会计、工程、测量等界别的专业人士，一起奔赴内地讲学：“我由南到北去讲课，讲市场经济、土地交易，对象全部都是官员。”梁振英就这样初步建立起自己在内地的红色人脉，不到5年就起了奇效。
1984年中英谈判碰上新界的租约问题，“当时中国还没有房地产市场，缺乏经济和合约上的知识。除了英国人外，中央想找个香港人咨询专业意见。有位官员就记起一个经常到内地讲课的年轻人。”梁振英就这样获得了中央的信任，由《基本法》咨询委员会执委做起，1988年更是接任一般由共产党员担任的咨询委员会秘书长职务。
也就是从那一天起，香港人记住了这位中央眼中足以“托孤”的红人，他要当特首的传闻自此传了20年，而关于他政党背景的猜测也传了20年，所以才有了文章开头路透社的质询。
梁振英曾表示：“我白手起家，到今日我是这间伦敦上市测量师行的一个大股东，总公司董事局惟一一个亚洲人，这肯定不是谁的托孤、谁捧你所能决定的，甚至中国共产党都说不上话！”
白手起家、艰苦打拼、穷小子力争上游，这便是严肃小青年在竞选中着力打造的形象，与他的竞选对手、工业世家出身的前政务司司长（仅次于特首）唐英年形成鲜明对比。而面对梁振英的挑战，唐英年则反驳：“讲就天下无敌，做就无能为力！”
Polo衫下基层
唐英年的评价并非空穴来风。虽然从1997年就加入特区的行政会议，成为特首的智囊，但除此之外，梁振英15年来再未担任过任何一个政府管理职位。他仅有的政治简历也非常惨淡。
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席卷香港之前，香港楼价高企，市民无力负担。时任行政会议成员的梁振英就建议董建华每年供应不少于8.5万个住房单位，誓言10年内解决香港的住房问题。但赶巧碰上呼啸而来的金融风暴，5年内楼价狂降70%，不少家庭数十年积累的财富转瞬化为乌有。后来一般认为，董建华当年被迫下台与这个政策不无关系。不过，梁振英回应指责时就称这一计划早在港英时期便已制定，与自己无关。
有趣的是，缺少管治经验在竞选之初却恰恰成为了梁振英的优势。去年年末，梁振英和唐英年两大特首参选人浮出水面，唐英年坐拥李嘉诚等四大地产商的鼎力支持，而梁振英则弱势得多，香港时事评论员蔡子强就直指“梁振英最初参选只是被视为黑马，甚至陪跑”。 当时，香港社会最大的关注是“地产霸权”、政府“官商勾结”，民间担心一旦政府中人唐英年上台，便只会维持现状；相反，梁振英则一直关注民生，甚至常常撰文批评政府政策：“香港是资本主义社会，不能强调平均分配，但市民或多或少分享到经济成果，这个很重要。”
因此，很多基层民众将变革的希望寄托在这位“香港仔”身上，他的民意支持率一度超过五成。唐梁二人都经常走上街头，争取民众的支持。与唐英年西装革履不同，梁振英下区时要么披着件棉毛衣，要么干脆就穿着普通Polo衫；甚至他的皮包也被考证出“用了超过40年掉皮掉色”。
关注基层的视角同样体现在他的政纲之中：“香港人并不仇富，也不仇商，香港人反对的，只是一些不公不义、敛财式的经营手法。”
他提议“港人港地”政策，即规定部分住宅只能出售给香港居民，试图遏制内地富豪炒高香港房价；又提出重设“扶贫委员会”，研究老年贫穷、在职贫穷、跨代贫穷以及新移民贫穷问题。
当选后，梁振英又一次保证：“我会继续拿着一张凳，一本簿，一支笔，和我的管治团队走入群众，听取你们的意见，只要你们肯讲，我就肯听！我，梁振英，希望做一个亲民的特首！”
梁振英简历
1954年生于香港，籍贯山东威海。
1974年至1977年在英国布里斯托理工学院进修，获估价及地产管理学位。
1977年加入仲量行担任实习测量师，同年开始到深圳、广州、北京等地當义工教学。
1985年加入基本法咨询委员会。
1997年任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会议成员。
2000年通过互换股份，成立戴德梁行。
2007年被任命为特区政府行政会议非官守成员，并任行政会议召集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