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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2011年，由顾长卫执导的电影《最爱》选取了艾滋病这样一个敏感的话题，以小人物的视角，冷峻地刻画出人性的欲望、梦想的挣扎与现实的无奈，该片贯彻导演一贯的“人文”特点，使其从众多商业片的夹击中突出重围，成为小成本、高票房的文艺电影典范。
[关键词] 《最爱》 生命 理想 现实
2011年5月10日，顾长卫执导的电影《最爱》在国内上映，首周票房突破4000万，这在文艺电影向来举步维艰的中国电影市场，算是一记相当漂亮的开门红。
说起我国观众对于文艺电影的印象，好像一直是：没有大场面、没有大制作、没有好票房，带点爱情故事、带点色情场面、带点艺术氛围又看不太懂的，就是文艺电影。其实，这是多年来媒体错误的灌输和电影人带点儿自嘲的辩解直接导致的误区。关于文艺电影，目前尚没有明确的定义，上世纪50年代末，“文艺片”的概念首次在香港被提出，其被定义为“用以界定那些非动作性，较偏重于感情性、现实性、甚至思想性的电影”[1]。
我国大部分文艺电影受困于制作经费不足、规模不大，票房自然也没法和《阿凡达》、《泰坦尼克号》等重金打造的商业大片相比，但从“性价比”方面考核，文艺电影并不一定比商业大片差，也不一定就是票房毒药。从近两年中国的文艺电影市场来看，票房与口碑齐飞的影片不在少数，像李安的《色·戒》三周票房1.07亿，张艺谋的《山楂树之恋》累计票房8300万，李玉的《观音山》票房近8000万，王家卫的《2046》票房逾3000万。
今天，虽然中国部分文艺电影摆脱了“叫好不叫座”的名声，在社会影响和经济收益上取得了双赢，但绝大多数文艺电影仍然步履艰难。就国外文艺电影的成功经验来看，一部好的文艺片必定在题材和风格上有着自己强烈鲜明的特点，比如《天使爱美丽》的精致与时尚。而电影《最爱》则把导演顾长卫一贯的人文特点表现得淋漓尽致，从而征服了观众，也征服了票房。
一、理想是美好的
《最爱》延续了导演顾长卫在《孔雀》和《立春》中惯用的写实手法，一如既往的保持了其冷峻风格，在浪漫、诗意、唯美的情境之下，叙述了一段阴暗、冰冷又残酷的现实，反映了生命中的梦想、挣扎与无奈[2]。影片选取了艾滋病这个极为敏感的话题。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我国改革开放初期，由于非法卖血导致艾滋病在农村爆发性传播，这不仅仅是因为贫困，还与经济增长、官员腐败等问题息息相关，可以说表面上的“热病”，传播的却是深层次的“基因缺失”。然而，这并不是一部关于生存的悲剧，而是一群小人物顽强又带着心酸的故事，他们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无法实现的梦想——活下去。
全片最理想化、也最美好的地方，便是同为艾滋病人的赵得意和商琴琴那近乎看得到头的爱情，这段绝境萌生并且不被世人理解与祝福的爱情，却在各方压力之下，用他们最后的生命证明了爱有多难，就有多灿烂。
在避风港一样的小学里，所有病人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赵得意与商琴琴在这里产生的爱情一开始更多地反映为人的原始冲动。如黑格尔所说：“尽管各种旨趣，情欲和人物性格显出差异和冲突，通过人类的行为，毕竟可以变成一种协调一致的实际生活”[3]。当穿着红棉袄的琴琴出现在小学门口时，立刻成为屋内所有男人的焦点，同为病友，同样由于得病而倍受家人冷落的琴琴很快和得意由相怜发展到相恋。在他们的爱情里，最原始的欲望得到了最彻底的释放，同时，他们又在这份爱里寻觅着生命的气息与精神的慰藉。“我是不要脸，可我没死，我得活着，跟得意结婚，就算过半年，半个月，我们也是夫妻，死了也能堂堂正正地埋在一块儿，也是个家。”琴琴这句话，让人感受到了一种无比绝望之下的希望，这不但是对于爱情的大胆追求，更是对于生命的无限眷恋。
影片最后，生与死的主题通过极为性感的画面表现出来，得意用自己的血满足了琴琴死后不穿寿衣的心愿，从门下面渗出的鲜红的血液，以极端刺眼的方式诠释了如夏花般绚烂的生命。“人物最终处于无奈的孤独状态，这并不标志他的所有理想全线崩溃且受到亵渎，而是说他已经认识到内心与世界的差异。他不得已接受了社会的生活形式，把自己封闭起来，将只能在内心实现的东西严密封存，从而和社会达成和解”[4]，至此，心中那无法实现的梦想，在残酷的现实面前，终究幻灭。
二、现实是无奈的
影片伊始没有按照人物的出场铺开叙述，是经由赵小鑫的视角引出整个故事，而过渡部分的旁白也是借助赵小鑫，由“另一个世界”来看现实世界里这些疯狂的人做出的疯狂的事。一个被上了毒的象征着欲望的西红柿，带走了无辜的小鑫，欲望则牵引着贪婪的人们走向死亡。同时，这个鲜红的西红柿也暗示了影片的另一条主线——血液，就这样，欲望在每个人的血液里传播开来……
《最爱》里面最出彩也是被塑造的最成功的角色莫过于濮存昕饰演的赵齐全，他是一个利欲熏心、唯利是图的商人，他贪得无厌、冷酷无情、不知廉耻，充分诠释了人性的自私与贪婪。为了发家致富，他干起非法卖血的勾当，把“热病”带进了原本安静的娘娘村；面对村民的死亡，他毫无悲悯之心，赚完活人的钱又惦记上死人的钱，迅速由卖血改为“卖棺”；后来还利用儿子赵小鑫的冥婚，搭上县长的亲戚，做起开发陵园的生意。可以说，赵齐全骨子里的生意经跨越阴阳两界，欲望已将他的灵魂完全吞噬。
同样，那些染病的村民，也被各自的欲望羁绊着。由于患病受到排斥而住进一所小学被隔离起来的人们，同病相怜理应相处融洽，谁知来到这里的每个人都各怀心事，小小的避风港也始终风波不断。随着琴琴的红棉袄被偷、村长的小本本丢失、粮房婶私吞大米等事件的出现，众人的贪念和私欲逐一暴露，到后来瘸厮和黄鼠狼私自强分学校财产，又因禁不住诱惑被赵齐全利用去私伐林木而达到顶峰，一处美好的乌托邦就这样彻底的分崩离析。直到嚷嚷着“我的喇叭没电了，我也快没电了”的粮房婶都离去了，影片才终于用生命的重量去拷问了被欲望湮没的良心，粮房婶是因为追打肥猪而骑上了猪背，却又因为无法驾驭而摔落在地，第二天便离开人世，这犹如一个隐喻，暗示了无法控制的欲望终将吞噬掉美丽的生命。
弗洛伊德曾经说过，爱欲冲动和死亡本能是人类的两大心理动力。影片《最爱》借艾滋病这一话题，通过种种极端的人生处境表现了受两大心理动力驱使的人生百态。影片无意给出一个对错、善恶的明确结论，也无意给出一片充满希望的灿烂未来，只是用冷峻的眼光，看着这些人的顽强、贪婪、达观、自私、倔强、生死由天以及和命运的抗争。
引人关注的题材，悉心创作的剧本，加上导演带有人文关怀的执导，以及演员深入又极具张力的表演，再配以恰到好处的音乐和舞美，《最爱》的成功为我国文艺电影树立了一个高品质的典范。然而，酒香也怕巷子深，《最爱》的团队深谙这一道理。由于文艺电影在高校学生中越来越受欢迎，历届大学生电影节的各大奖项大多被文艺电影收入囊中。于是他们主动走进高校，开辟高校文艺电影市场，这不仅扩充了影片的固定观影人群，也为日后的创作提供了方向。
路漫漫其修远兮，我国文艺电影要想开拓出一片属于自己的天地，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但只要文艺电影人们坚持不懈、取长补短、形成自己独树一帜的风格，只要社会多一些理解、支持与鼓励，未来的中国电影市场一定会出现更多像《最爱》一样成功，甚至比《最爱》更加成功的文艺电影。
参考文献
[1] 吴昊，《邵氏光影系列：文艺·歌舞·轻喜剧》，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2004年版；
[2] 秦喜清，《<最爱>欲望世界的一曲挽歌》，艺术评论[J]，2011年第6期；
[3] 黑格尔（德），《美学》第3册下卷，朱光潜译，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295 页；
[4] 卢卡奇（匈），《卢卡奇早期文选》，张亮、吴勇立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01 頁。
作者简介
郭璇，西北师范大学传媒学院2010级广播电视艺术学专业硕士研究生。
[关键词] 《最爱》 生命 理想 现实
2011年5月10日，顾长卫执导的电影《最爱》在国内上映，首周票房突破4000万，这在文艺电影向来举步维艰的中国电影市场，算是一记相当漂亮的开门红。
说起我国观众对于文艺电影的印象，好像一直是：没有大场面、没有大制作、没有好票房，带点爱情故事、带点色情场面、带点艺术氛围又看不太懂的，就是文艺电影。其实，这是多年来媒体错误的灌输和电影人带点儿自嘲的辩解直接导致的误区。关于文艺电影，目前尚没有明确的定义，上世纪50年代末，“文艺片”的概念首次在香港被提出，其被定义为“用以界定那些非动作性，较偏重于感情性、现实性、甚至思想性的电影”[1]。
我国大部分文艺电影受困于制作经费不足、规模不大，票房自然也没法和《阿凡达》、《泰坦尼克号》等重金打造的商业大片相比，但从“性价比”方面考核，文艺电影并不一定比商业大片差，也不一定就是票房毒药。从近两年中国的文艺电影市场来看，票房与口碑齐飞的影片不在少数，像李安的《色·戒》三周票房1.07亿，张艺谋的《山楂树之恋》累计票房8300万，李玉的《观音山》票房近8000万，王家卫的《2046》票房逾3000万。
今天，虽然中国部分文艺电影摆脱了“叫好不叫座”的名声，在社会影响和经济收益上取得了双赢，但绝大多数文艺电影仍然步履艰难。就国外文艺电影的成功经验来看，一部好的文艺片必定在题材和风格上有着自己强烈鲜明的特点，比如《天使爱美丽》的精致与时尚。而电影《最爱》则把导演顾长卫一贯的人文特点表现得淋漓尽致，从而征服了观众，也征服了票房。
一、理想是美好的
《最爱》延续了导演顾长卫在《孔雀》和《立春》中惯用的写实手法，一如既往的保持了其冷峻风格，在浪漫、诗意、唯美的情境之下，叙述了一段阴暗、冰冷又残酷的现实，反映了生命中的梦想、挣扎与无奈[2]。影片选取了艾滋病这个极为敏感的话题。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我国改革开放初期，由于非法卖血导致艾滋病在农村爆发性传播，这不仅仅是因为贫困，还与经济增长、官员腐败等问题息息相关，可以说表面上的“热病”，传播的却是深层次的“基因缺失”。然而，这并不是一部关于生存的悲剧，而是一群小人物顽强又带着心酸的故事，他们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无法实现的梦想——活下去。
全片最理想化、也最美好的地方，便是同为艾滋病人的赵得意和商琴琴那近乎看得到头的爱情，这段绝境萌生并且不被世人理解与祝福的爱情，却在各方压力之下，用他们最后的生命证明了爱有多难，就有多灿烂。
在避风港一样的小学里，所有病人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赵得意与商琴琴在这里产生的爱情一开始更多地反映为人的原始冲动。如黑格尔所说：“尽管各种旨趣，情欲和人物性格显出差异和冲突，通过人类的行为，毕竟可以变成一种协调一致的实际生活”[3]。当穿着红棉袄的琴琴出现在小学门口时，立刻成为屋内所有男人的焦点，同为病友，同样由于得病而倍受家人冷落的琴琴很快和得意由相怜发展到相恋。在他们的爱情里，最原始的欲望得到了最彻底的释放，同时，他们又在这份爱里寻觅着生命的气息与精神的慰藉。“我是不要脸，可我没死，我得活着，跟得意结婚，就算过半年，半个月，我们也是夫妻，死了也能堂堂正正地埋在一块儿，也是个家。”琴琴这句话，让人感受到了一种无比绝望之下的希望，这不但是对于爱情的大胆追求，更是对于生命的无限眷恋。
影片最后，生与死的主题通过极为性感的画面表现出来，得意用自己的血满足了琴琴死后不穿寿衣的心愿，从门下面渗出的鲜红的血液，以极端刺眼的方式诠释了如夏花般绚烂的生命。“人物最终处于无奈的孤独状态，这并不标志他的所有理想全线崩溃且受到亵渎，而是说他已经认识到内心与世界的差异。他不得已接受了社会的生活形式，把自己封闭起来，将只能在内心实现的东西严密封存，从而和社会达成和解”[4]，至此，心中那无法实现的梦想，在残酷的现实面前，终究幻灭。
二、现实是无奈的
影片伊始没有按照人物的出场铺开叙述，是经由赵小鑫的视角引出整个故事，而过渡部分的旁白也是借助赵小鑫，由“另一个世界”来看现实世界里这些疯狂的人做出的疯狂的事。一个被上了毒的象征着欲望的西红柿，带走了无辜的小鑫，欲望则牵引着贪婪的人们走向死亡。同时，这个鲜红的西红柿也暗示了影片的另一条主线——血液，就这样，欲望在每个人的血液里传播开来……
《最爱》里面最出彩也是被塑造的最成功的角色莫过于濮存昕饰演的赵齐全，他是一个利欲熏心、唯利是图的商人，他贪得无厌、冷酷无情、不知廉耻，充分诠释了人性的自私与贪婪。为了发家致富，他干起非法卖血的勾当，把“热病”带进了原本安静的娘娘村；面对村民的死亡，他毫无悲悯之心，赚完活人的钱又惦记上死人的钱，迅速由卖血改为“卖棺”；后来还利用儿子赵小鑫的冥婚，搭上县长的亲戚，做起开发陵园的生意。可以说，赵齐全骨子里的生意经跨越阴阳两界，欲望已将他的灵魂完全吞噬。
同样，那些染病的村民，也被各自的欲望羁绊着。由于患病受到排斥而住进一所小学被隔离起来的人们，同病相怜理应相处融洽，谁知来到这里的每个人都各怀心事，小小的避风港也始终风波不断。随着琴琴的红棉袄被偷、村长的小本本丢失、粮房婶私吞大米等事件的出现，众人的贪念和私欲逐一暴露，到后来瘸厮和黄鼠狼私自强分学校财产，又因禁不住诱惑被赵齐全利用去私伐林木而达到顶峰，一处美好的乌托邦就这样彻底的分崩离析。直到嚷嚷着“我的喇叭没电了，我也快没电了”的粮房婶都离去了，影片才终于用生命的重量去拷问了被欲望湮没的良心，粮房婶是因为追打肥猪而骑上了猪背，却又因为无法驾驭而摔落在地，第二天便离开人世，这犹如一个隐喻，暗示了无法控制的欲望终将吞噬掉美丽的生命。
弗洛伊德曾经说过，爱欲冲动和死亡本能是人类的两大心理动力。影片《最爱》借艾滋病这一话题，通过种种极端的人生处境表现了受两大心理动力驱使的人生百态。影片无意给出一个对错、善恶的明确结论，也无意给出一片充满希望的灿烂未来，只是用冷峻的眼光，看着这些人的顽强、贪婪、达观、自私、倔强、生死由天以及和命运的抗争。
引人关注的题材，悉心创作的剧本，加上导演带有人文关怀的执导，以及演员深入又极具张力的表演，再配以恰到好处的音乐和舞美，《最爱》的成功为我国文艺电影树立了一个高品质的典范。然而，酒香也怕巷子深，《最爱》的团队深谙这一道理。由于文艺电影在高校学生中越来越受欢迎，历届大学生电影节的各大奖项大多被文艺电影收入囊中。于是他们主动走进高校，开辟高校文艺电影市场，这不仅扩充了影片的固定观影人群，也为日后的创作提供了方向。
路漫漫其修远兮，我国文艺电影要想开拓出一片属于自己的天地，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但只要文艺电影人们坚持不懈、取长补短、形成自己独树一帜的风格，只要社会多一些理解、支持与鼓励，未来的中国电影市场一定会出现更多像《最爱》一样成功，甚至比《最爱》更加成功的文艺电影。
参考文献
[1] 吴昊，《邵氏光影系列：文艺·歌舞·轻喜剧》，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2004年版；
[2] 秦喜清，《<最爱>欲望世界的一曲挽歌》，艺术评论[J]，2011年第6期；
[3] 黑格尔（德），《美学》第3册下卷，朱光潜译，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295 页；
[4] 卢卡奇（匈），《卢卡奇早期文选》，张亮、吴勇立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01 頁。
作者简介
郭璇，西北师范大学传媒学院2010级广播电视艺术学专业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