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中的罗荣桓性格内向，爱读书、喜书法，不抽烟，也不喝酒，不题词，不爱照相，生活严谨，宽厚待人，他教育孩子讲得最多的话是“不能忘本”。其长子罗东进曾回忆说，有一次父亲的部队打了胜仗，他捡了个日本鬼子的破防毒面具戴在头上，跑到街上又蹦又喊，把老乡的孩子都吓哭了。这件事情被罗荣桓知道后，他严厉地批评罗东进道：“你寄养到老乡家的时候，路都不会走，是老乡用高粱煎饼把你养大的，老乡待你像亲生儿女一样。可你刚从老乡家里回来，就忘了本！你知道什么叫群众纪律吗……”说完后，又叫罗东进在屋内反省，以便牢牢记住这件事。
　　罗东进上小学时，子弟学校离家很远，每星期回家一次，都是机关用大轿车集体接送。有一个星期六，学校放学晚了，家里人便派罗荣桓的车去接了一次。罗荣桓发现后，把全家叫到一起，严肃地说：“汽车是组织上给我工作用的，不是接送你们上学的，你们平时已经享受了不少你们不应当享受的待遇，如果再不自觉就不好，那样会害了你们自己。”他又吩咐工作人员：“以后绝对不准用小车接送孩子，让他们搭公共汽车也是个锻炼嘛！”此事影响极深，以至于后来有一次罗东进和妹妹放学回家，没有搭上公共汽车，便走了回来。当时天已经很晚，甚为担心的罗荣桓在问清原因后，高兴地表扬他们说：“好，好，你们做得对，今天你们搭不上车走着回来，不怕苦，不怕累，这种精神要发扬，要长久地保持下去。”
　　1959年，罗东进报考了著名的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学习导弹工程专业。儿子临走前，罗荣桓嘱咐道：“你要走了，爸爸妈妈很为你高兴，希望你在学校接受正规的军事科学技术教育，在政治上更快地进步，将来为我们的国防建设做一点贡献，为人民做一点有益的事，而决不是要你当什么官，出来摆威风。”到了学校后，担心儿子会以“高干子弟”自居，1961年4月14日，罗荣桓还在百忙中抽出时间给罗东进写了一封信，信中专门叮嘱说：“你在引用我的话‘要依靠自己吃饭’，看在什么问题上讲的，那不是要把个人与集体存在对立的说法。干部子弟有些不争气，须要互相帮助改正，不要轻易给人戴上‘腐化’帽子。”如此一纸普通家书，见证了一位父亲的良苦用心。
　　对于从老家出来的大女儿罗玉英，罗荣桓要求也非常严格。1954年，罗玉英要分配工作了。对子女要求一贯十分严格的罗荣桓并没有为她在城里机关找一个工作，却要求她到基层去锻炼。不久，组织上便分配罗玉英到郊区一个农场工作，条件艰苦，交通也不便。周末，罗玉英要步行十多里然后乘公共汽车回家。但在父亲的教诲下，罗玉英并没有怨言，她在农场进步很快，第二年便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严厉之余，罗荣桓也常常与孩子们促膝谈心，“喜欢和孩子们谈谈玩玩，问问他们学习和思想情况，帮助他们算一道数学题，或者纠正他们的英语发音”。他常常说道，一个家庭也要有民主作风，孩子们思想要活跃。每逢寒暑假，罗荣桓总要求孩子们组成临时家庭小组，由罗玉英任小组长。除坚持学习和帮助工作人员一起搞家务外，他还规定，每周开一次小组会，互相开展批评，主动征求工作人员的意见。在一次小组会上罗玉英把妹妹批评哭了，气氛一下子紧张起来。罗荣桓当时也参加了儿女们的小组会，他先看了看小女儿，然后笑着对罗玉英说：“看来你这个小组长群众威信不高，不然你提意见别人怎么不愿接受呢？”听到这诙谐的话语，小女儿破涕为笑。
　　作为人民军队的老政治工作者，罗荣桓不但自己深入细致地做群众思想工作，同时也反复教育儿女们要吸取政治营养，筑好思想防线。有一年冬天，林月琴给罗东进买了顶棉布帽子，东进嫌样子不好看不愿戴，要买一顶皮的。罗荣桓知道了，把东进喊来狠狠批评了一顿：“小小年纪就讲究这，讲究那，这还了得！”他告诉林月琴以后对孩子们的生活不要过多操心，在政治思想上要多关心一点。他曾经说：“教育孩子，是件麻烦的事情。急躁不行，夸奖太多了也不好。不过有一条，做父母的完全可以办到，那就是，只要发现有一点不好的苗头，就指出来，要他们改正，不让它发展下去。”
　　罗荣桓元帅临终时对守候在病榻前的子女们说：“我没有什么遗产留给你们，爸爸就给你们一句话，坚信共产主义这一伟大真理，永远干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