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气候变化是世界各国面临的共同威胁，但基于“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的集体行动绩效不佳。不同于国际政治理论所预测的国家间通过相互合作来应对共同威胁，单个国家或地区往往会主动采取国内单边气候规制；也不同于国际经济理论所预测的在公共产品不足情形下将出现搭便车行为，率先实施国内单边气候规制的国家往往会激励其他国家跟随并采纳高水平高标准的气候规制措施。作者借用国际政治经济学中的结构性权力分析框架解释不断涌现的、镶嵌在全球多边气候治理框架下的各类单边气候规制，研究发现：国内单边气候规制有助于从能源供给安全、低碳生产结构、绿色金融体系和低碳技术知识四方面产生绿色结构性权力。这种绿色结构性权力赋予一国推行跨境单边气候规制的能力，一旦国家层面的跨境单边气候规制得以成功实施，则意味着绿色霸权的生成。碳边境调节机制作为当前最具争议的绿色霸权工具之一，建立在绿色结构性权力和进口市场权力相互依托的基础之上，利用不同市场的碳价差异抽取“租金”,不仅意图实现绿色结构性权力的“变现”,而且将拉大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绿色实力差距。这是绿色结构性权力借由贸易渠道转化为绿色霸权的可能过程。发达国家率先发起的国内单边气候规制具有全球公共产品属性，但其跨境单边气候规制具有霸权属性，发展中国家必须在明晰这一逻辑的前提下制定应对策略，高度防范跨境单边气候规制成为守成国规锁崛起国的一种新的制度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