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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8日，中国作协官方网站公示了2009年度拟发展的409位新会员名单，其中包括查良镛（金庸）。金庸要加入中国作协的消息一出，立刻引来激烈争论。“金庸老糊涂了”，“大侠何必入作协这个破庙”，韩寒则说：“估计金庸老人家是香港人，不太了解内地的情况，他不知道作协是这样一个情况。“金庸和作协，究竟谁先找的谁？
6月24日是新一批作协会员名单公示的最后一天，从上午开始，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陈崎嵘就不断接到全国各地媒体的电话，询问金庸入作协是否已经铁板钉钉。陈崎嵘的回答无一例外都是一句话：“必须要等到今晚12点以后才能公布。”
次日清晨7点，新入作协会员的名单在中国作家网挂出，正式宣告金庸等408人加入中国作家协会。《文艺报》全文刊载了陈崎嵘答记者问，回应此次发展会员的各方面问题。有人注意到内地一位作家的名字悄悄从名单上消失，后经记者核实，这位作家因为被举报抄袭，被暂缓评议。然而没有多少人会关心这件事，大家的目光都聚焦在金大侠身上。
下午4点，陈崎嵘在中国作协自己的办公室里被一群找上门来的记者包围。因为了解作协一贯采取的回避态度，来自北京和广州四家媒体的记者没有事先电话联系，而选择了直接敲门“突然袭击”。略感诧异的陈很快平静下来，来者不拒地一一回答记者提问。
“金庸在评议会上是全票通过”，陈崎嵘终于松口，透露金庸加入作协的介绍人并非王蒙，而是邓友梅和陈祖芬。前者是中国作协名誉副主席，后者是中国作协主席团成员，介绍人的级别之高在作协发展会员历史上应属罕见。
“金庸先生与两位作家非常熟悉，是他在内地多年的好朋友。”据悉，是金庸主动找到邓陈两位老朋友做介绍人。1998年金庸到北京访问时，邓友梅和张贤亮就代表中国作协到机场迎接。此行中邓友梅和张贤亮就曾劝说金庸加入中国作协，可能时机尚未成熟，金大侠当时笑而不答，未置可否。
入会消息公布后，金庸秘书吴小姐称，金庸先生没有打算就此事向媒体发言。作家陈祖芬则称，目前网上炒得太热，此事最好采访金庸先生本人。
对于众人关心的金庸是否会成为中国作协名誉副主席一事，陈崎嵘称，“目前仅考虑金庸先生的入会问题，至于担任什么职务是以后的事情。但是我们相信，金庸加入中国作协以后肯定会发挥很好的特殊的作用。”而金庸的助手，香港《明报月刊》总编辑兼总经理潘耀明则表示，“以金庸先生的文学地位和成就，他加入中国作协不会是一个普通的会员。”据了解，如果金庸要成为作协副主席还需要一个程序，比如通过作家代表大会或主席团会议进行评议或投票。
但多数人对此事的反应，正如作者宣华华的说法最具代表性：“读着金庸老先生的武侠小说长大，眼睁睁看他笔下拼命调侃那些‘名门正派’，竟没能瞧出老先生有加入中国作协的怪念头。难道我们敬爱的金庸大侠是老糊涂了吗？”
中国作协称“金庸入会是一个自然互动的过程”
作协和金庸，究竟谁先找的谁？在许多金迷眼中，这是大是大非的问题。宣华华说，也许金老先生是碍于情面，被别人生拉硬扯进的。“果真如此，才算让人松一口气，不至于另眼相看金庸。”在他看来，如果是金庸主动靠拢，以期获得“主流、正统的认可”，那真是“昏头昏脑”至极了。
用潘耀明的说法是：“今年年初的时候，中国作协方面主动发出了邀请，金庸一听便欣然同意了。”中国作协方面，发言人陈崎嵘则这样表述：“今年我们决定重新恢复吸收港澳作家加入作协。我们将这个想法告诉香港澳门文学界的朋友，金庸知道此事后很高兴，也很主动地表达了愿意加入中国作协的意见。当然我们也很高兴很欢迎，双方达成意向。我觉得是一个很自然的，互动的过程，可以说是天时地利人和三者俱备”。
“金庸与内地很多作家都有来往”，作家张贤亮告诉记者，他1985年从美国回来路经香港就拜会过金庸，金庸还送他一套《金庸全集》。陈崎嵘说，内地文学界跟港澳文学界的联系很早就有，而且很密切。金庸在2001年12月就以特邀嘉宾的身份，参加过中国作协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可以说中国主要的作家都与金庸先生有过交流”。
香港《文汇报》记者张俊峰从侧面印证了内地与香港作家的来往密切。近年来，内地知名作家到香港担任大学驻校作家的很多，比如曹乃谦、李锐夫妇、韩少功和余秋雨都担任过香港浸会大学文学院三个月的驻校作家；阿城和池莉担任过香港岭南大学的驻校作家。
“内地作家每次来都会在公私场合与香港作家聚会。香港作家联合会（简称“作联”）常常邀请这些著名作家去作联酒宴上演讲。如陈建功、章诒和、王安忆和余华等人都因为各种原因和作联座谈过”，张俊峰说。
金庸的助手潘耀明正是香港作家联合会的会长，潘耀明自己1980年即加入中国作协，香港作联与中国作协一向来往密切。这一次中国作协欲在港台发展会员，也是首先通过香港作联发出信息。此次加入中国作协的香港作家，张思鉴（张诗剑）、周密密（周蜜蜜）、蔡益怀三人都是香港作联的副会长，金庸则因潘耀明的关系与作联关系密切。
潘耀明和陈崎嵘都提及，大侠金庸并没有在入会程序上“搞特殊”。“一切都按程序办理，填表格、递交申请、专家组审议、公示，”陈崎嵘说，金庸等港澳作家除了要办入会手续，中国作协还要跟有关方面沟通，如向港澳工作的机构和领导部门汇报，有一个时间过程。“我们是严格按照特区基本法的规定来的”。
这是中国作协自1980年后首次招收港澳作家入会。潘耀明回忆，他是1980年经艾青和萧乾推荐加入中国作协的，同时加入的还有何达、何紫、刘以鬯、陶然等香港作家，此后即中断20余年。“作为港澳台文学界的‘带头大哥’，金庸加入中国作协，客观上能促进港澳台和大陆作家的交流和融合。”
根据《中国作家协会章程》，作协会员有“遵守本会章程，执行本会决议，参加本会活动，接受本会委托的工作，缴纳会费的义务；有选举权、被选举权，对本会工作及领导人的建议、批评和监督权，享用本会的福利设施等权利。会员有退会自由。”
网友一厢情愿的“江湖与庙堂之争”
对金庸入会，网友多数都感到郁闷和不解，原因是“大侠被招安了”，“江湖人士怎能入庙堂之门”。更形象的说法是，快意恩仇的金庸应该是眼里容不得沙子的大侠萧峰，不应该接受一个“乱象横生”的丐帮。
“什么叫江湖，什么叫庙堂？”河南省作协副主席、作家郑彦英说，金庸到了85岁高龄，想起加入中国作协，是有历史原因的。当年金庸的理想是当外交家，建国不久，他来到北京，未能如愿后才重返香港从事武侠小说的创作。1981年后金庸数次回大陆，先后受到邓小平、江泽民等领导人的接见，1985年任《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1986年被任命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政治体制”小组港方负责人。“如果江湖，就是和所谓庙堂的正统一方势不两立，那么，金庸怎么能和国家重要领导人亲切会谈、并欣然出任官方重要职务呢？”
“公众希望金庸是一个跟主流对立的大侠，这基本上是一厢情愿”，上海同济大学文化批评研究所副教授王晓渔说，网民们对此事如此感兴趣，是因为他们认为金庸的形象是大侠一样超凡脱俗，与加入作协这个行为间有差异。而在王晓渔看来，金庸并不那么脱俗。“金庸加入作协，基本上是香港文化界统战工作的一部分，就像成龙是中国电影协会副主席，刘德华是中国电影协会理事。金庸入作协，很难说跟文学跟写作有什么关系。”
事实上，金庸早在2007年就被聘为中国文联荣誉委员，并与中国作协一直保持较为密切的关系。就潘耀明回忆，他就曾三次陪金庸到北京参与中国作协的文代会。去年11月底，香港作家联合会二十周年庆，中国作协由作协副主席金炳华、王安忆带队，专程组团来香港表示祝贺。金庸不仅出席庆典，还在某天晚上专门设宴欢迎来自内地的中国作协代表团。“现在回头看，去年11月底金庸宴请中国作协代表团，可能就和现在的这条入作协的新闻有一些关系。”张俊峰推测道。
张贤亮认为网友的划分毫无意义，是“把对一件公共事务的不同看法化为道德上的批判”。要说江湖，除了少数依靠体制领工资的作家外，几乎每一个作家都在江湖中。“中国作协这个体制内的机构愿意融入江湖，江湖人士也愿意融入体制，这不是很好吗？”
凤凰网的张恒说：“事实上，我们所着迷的只不过是那个金庸的武侠世界而已。现在，当这个世界的作者要转身进入体制内，加入为大多数人所不喜的作协，那只是作者一个人的事情，于那个武侠世界没有什么影响吧？”
作协需要金庸还是金庸需要作协？
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副院长裴毅然回忆，五六十年代中国作协的门槛甚高。胡山源、谭正璧等文化名人都曾因为屡次想入会而不得，耿耿于怀。当时作协会员不仅是一种政治身份，而且还直接带来许多福利。一张作协会员证可换来的福利包括：“几斤糖油面肉，一条‘飞马牌’以上档次的香烟，还有免费去北戴河疗养。”
上世纪80年代，许多先锋作家都被吸纳入中国作协，各种文学活动频繁而活跃，是作协的又一个鼎盛时期。而上世纪90年代以来，作协风光山河日下，人们听到最多的是80后拒绝作协，作家李锐、郑渊洁宣布退出作协一类的新闻。
6月25日新一批公布的作协成员名单上，除了85岁的金庸，还有8位80后作者。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网络作家，前年中国作协吸纳了安妮宝贝和张悦然，今年则吸收了《明朝那些事儿》的作者当年明月、千里烟、晴川等五六位网络作家。陈崎嵘说，网络文学的出现，不仅改变了人们阅读的方式，而且改变了传统的创作方式和作协的工作方式。“我们现在越来越重视网络文学，将它纳入我们的工作范围和领域。总之作协要向各个方向、各个门类、各个领域的作家敞开大门。”
陈崎嵘承认作协在年轻人中的影响减少，“我看到网上也有人骂我们的，说金庸老糊涂了，加入作协这个破庙干什么。但谁也不能否认，作协这个组织里面毕竟容纳了中国当代一大批有威望、有创作实力的作家。说实话，作协也是真心诚意地希望与时俱进来适应形势的发展。我们也在改进我们的作风和工作。包括人们批评的官僚化倾向，形式主义的做法或者一些脱离实际的方法。”
“其实从这次发展会员，我们看到作协自救的一种努力。”王晓渔说，明显可以看到，作协试图改变其在公众中的形象，非常努力地让金庸这样有巨大影响力的作家加入作协，也对80后作家和网络作家敞开大门。然而作协成员中本来就有很多优秀作者，人们对作协的批评主要是针对作协的机制而不是会员的组成，“因此这种自救并不能改变大家眼中对作协的印象。作为一个用纳税人的钱建立的机构，作协应该是开放的，但我们看到它还是一个封闭的、官僚化的机构。”
潘耀明说，金庸以85岁高龄加入中国作协，对他自己没有任何实际上的名利收获。对于金庸为何要加入中国作协的主观原因有各种推测，“渴望获得主流认可”说，“叶落归根”说，“统战”说等等。郑彦英认为，“人老了，许多事情是需要整理的，香港在手续上已经回归了，难道金庸不能一起回归吗？”最终答案，只有金庸先生自己清楚了。
6月24日是新一批作协会员名单公示的最后一天，从上午开始，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陈崎嵘就不断接到全国各地媒体的电话，询问金庸入作协是否已经铁板钉钉。陈崎嵘的回答无一例外都是一句话：“必须要等到今晚12点以后才能公布。”
次日清晨7点，新入作协会员的名单在中国作家网挂出，正式宣告金庸等408人加入中国作家协会。《文艺报》全文刊载了陈崎嵘答记者问，回应此次发展会员的各方面问题。有人注意到内地一位作家的名字悄悄从名单上消失，后经记者核实，这位作家因为被举报抄袭，被暂缓评议。然而没有多少人会关心这件事，大家的目光都聚焦在金大侠身上。
下午4点，陈崎嵘在中国作协自己的办公室里被一群找上门来的记者包围。因为了解作协一贯采取的回避态度，来自北京和广州四家媒体的记者没有事先电话联系，而选择了直接敲门“突然袭击”。略感诧异的陈很快平静下来，来者不拒地一一回答记者提问。
“金庸在评议会上是全票通过”，陈崎嵘终于松口，透露金庸加入作协的介绍人并非王蒙，而是邓友梅和陈祖芬。前者是中国作协名誉副主席，后者是中国作协主席团成员，介绍人的级别之高在作协发展会员历史上应属罕见。
“金庸先生与两位作家非常熟悉，是他在内地多年的好朋友。”据悉，是金庸主动找到邓陈两位老朋友做介绍人。1998年金庸到北京访问时，邓友梅和张贤亮就代表中国作协到机场迎接。此行中邓友梅和张贤亮就曾劝说金庸加入中国作协，可能时机尚未成熟，金大侠当时笑而不答，未置可否。
入会消息公布后，金庸秘书吴小姐称，金庸先生没有打算就此事向媒体发言。作家陈祖芬则称，目前网上炒得太热，此事最好采访金庸先生本人。
对于众人关心的金庸是否会成为中国作协名誉副主席一事，陈崎嵘称，“目前仅考虑金庸先生的入会问题，至于担任什么职务是以后的事情。但是我们相信，金庸加入中国作协以后肯定会发挥很好的特殊的作用。”而金庸的助手，香港《明报月刊》总编辑兼总经理潘耀明则表示，“以金庸先生的文学地位和成就，他加入中国作协不会是一个普通的会员。”据了解，如果金庸要成为作协副主席还需要一个程序，比如通过作家代表大会或主席团会议进行评议或投票。
但多数人对此事的反应，正如作者宣华华的说法最具代表性：“读着金庸老先生的武侠小说长大，眼睁睁看他笔下拼命调侃那些‘名门正派’，竟没能瞧出老先生有加入中国作协的怪念头。难道我们敬爱的金庸大侠是老糊涂了吗？”
中国作协称“金庸入会是一个自然互动的过程”
作协和金庸，究竟谁先找的谁？在许多金迷眼中，这是大是大非的问题。宣华华说，也许金老先生是碍于情面，被别人生拉硬扯进的。“果真如此，才算让人松一口气，不至于另眼相看金庸。”在他看来，如果是金庸主动靠拢，以期获得“主流、正统的认可”，那真是“昏头昏脑”至极了。
用潘耀明的说法是：“今年年初的时候，中国作协方面主动发出了邀请，金庸一听便欣然同意了。”中国作协方面，发言人陈崎嵘则这样表述：“今年我们决定重新恢复吸收港澳作家加入作协。我们将这个想法告诉香港澳门文学界的朋友，金庸知道此事后很高兴，也很主动地表达了愿意加入中国作协的意见。当然我们也很高兴很欢迎，双方达成意向。我觉得是一个很自然的，互动的过程，可以说是天时地利人和三者俱备”。
“金庸与内地很多作家都有来往”，作家张贤亮告诉记者，他1985年从美国回来路经香港就拜会过金庸，金庸还送他一套《金庸全集》。陈崎嵘说，内地文学界跟港澳文学界的联系很早就有，而且很密切。金庸在2001年12月就以特邀嘉宾的身份，参加过中国作协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可以说中国主要的作家都与金庸先生有过交流”。
香港《文汇报》记者张俊峰从侧面印证了内地与香港作家的来往密切。近年来，内地知名作家到香港担任大学驻校作家的很多，比如曹乃谦、李锐夫妇、韩少功和余秋雨都担任过香港浸会大学文学院三个月的驻校作家；阿城和池莉担任过香港岭南大学的驻校作家。
“内地作家每次来都会在公私场合与香港作家聚会。香港作家联合会（简称“作联”）常常邀请这些著名作家去作联酒宴上演讲。如陈建功、章诒和、王安忆和余华等人都因为各种原因和作联座谈过”，张俊峰说。
金庸的助手潘耀明正是香港作家联合会的会长，潘耀明自己1980年即加入中国作协，香港作联与中国作协一向来往密切。这一次中国作协欲在港台发展会员，也是首先通过香港作联发出信息。此次加入中国作协的香港作家，张思鉴（张诗剑）、周密密（周蜜蜜）、蔡益怀三人都是香港作联的副会长，金庸则因潘耀明的关系与作联关系密切。
潘耀明和陈崎嵘都提及，大侠金庸并没有在入会程序上“搞特殊”。“一切都按程序办理，填表格、递交申请、专家组审议、公示，”陈崎嵘说，金庸等港澳作家除了要办入会手续，中国作协还要跟有关方面沟通，如向港澳工作的机构和领导部门汇报，有一个时间过程。“我们是严格按照特区基本法的规定来的”。
这是中国作协自1980年后首次招收港澳作家入会。潘耀明回忆，他是1980年经艾青和萧乾推荐加入中国作协的，同时加入的还有何达、何紫、刘以鬯、陶然等香港作家，此后即中断20余年。“作为港澳台文学界的‘带头大哥’，金庸加入中国作协，客观上能促进港澳台和大陆作家的交流和融合。”
根据《中国作家协会章程》，作协会员有“遵守本会章程，执行本会决议，参加本会活动，接受本会委托的工作，缴纳会费的义务；有选举权、被选举权，对本会工作及领导人的建议、批评和监督权，享用本会的福利设施等权利。会员有退会自由。”
网友一厢情愿的“江湖与庙堂之争”
对金庸入会，网友多数都感到郁闷和不解，原因是“大侠被招安了”，“江湖人士怎能入庙堂之门”。更形象的说法是，快意恩仇的金庸应该是眼里容不得沙子的大侠萧峰，不应该接受一个“乱象横生”的丐帮。
“什么叫江湖，什么叫庙堂？”河南省作协副主席、作家郑彦英说，金庸到了85岁高龄，想起加入中国作协，是有历史原因的。当年金庸的理想是当外交家，建国不久，他来到北京，未能如愿后才重返香港从事武侠小说的创作。1981年后金庸数次回大陆，先后受到邓小平、江泽民等领导人的接见，1985年任《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1986年被任命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政治体制”小组港方负责人。“如果江湖，就是和所谓庙堂的正统一方势不两立，那么，金庸怎么能和国家重要领导人亲切会谈、并欣然出任官方重要职务呢？”
“公众希望金庸是一个跟主流对立的大侠，这基本上是一厢情愿”，上海同济大学文化批评研究所副教授王晓渔说，网民们对此事如此感兴趣，是因为他们认为金庸的形象是大侠一样超凡脱俗，与加入作协这个行为间有差异。而在王晓渔看来，金庸并不那么脱俗。“金庸加入作协，基本上是香港文化界统战工作的一部分，就像成龙是中国电影协会副主席，刘德华是中国电影协会理事。金庸入作协，很难说跟文学跟写作有什么关系。”
事实上，金庸早在2007年就被聘为中国文联荣誉委员，并与中国作协一直保持较为密切的关系。就潘耀明回忆，他就曾三次陪金庸到北京参与中国作协的文代会。去年11月底，香港作家联合会二十周年庆，中国作协由作协副主席金炳华、王安忆带队，专程组团来香港表示祝贺。金庸不仅出席庆典，还在某天晚上专门设宴欢迎来自内地的中国作协代表团。“现在回头看，去年11月底金庸宴请中国作协代表团，可能就和现在的这条入作协的新闻有一些关系。”张俊峰推测道。
张贤亮认为网友的划分毫无意义，是“把对一件公共事务的不同看法化为道德上的批判”。要说江湖，除了少数依靠体制领工资的作家外，几乎每一个作家都在江湖中。“中国作协这个体制内的机构愿意融入江湖，江湖人士也愿意融入体制，这不是很好吗？”
凤凰网的张恒说：“事实上，我们所着迷的只不过是那个金庸的武侠世界而已。现在，当这个世界的作者要转身进入体制内，加入为大多数人所不喜的作协，那只是作者一个人的事情，于那个武侠世界没有什么影响吧？”
作协需要金庸还是金庸需要作协？
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副院长裴毅然回忆，五六十年代中国作协的门槛甚高。胡山源、谭正璧等文化名人都曾因为屡次想入会而不得，耿耿于怀。当时作协会员不仅是一种政治身份，而且还直接带来许多福利。一张作协会员证可换来的福利包括：“几斤糖油面肉，一条‘飞马牌’以上档次的香烟，还有免费去北戴河疗养。”
上世纪80年代，许多先锋作家都被吸纳入中国作协，各种文学活动频繁而活跃，是作协的又一个鼎盛时期。而上世纪90年代以来，作协风光山河日下，人们听到最多的是80后拒绝作协，作家李锐、郑渊洁宣布退出作协一类的新闻。
6月25日新一批公布的作协成员名单上，除了85岁的金庸，还有8位80后作者。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网络作家，前年中国作协吸纳了安妮宝贝和张悦然，今年则吸收了《明朝那些事儿》的作者当年明月、千里烟、晴川等五六位网络作家。陈崎嵘说，网络文学的出现，不仅改变了人们阅读的方式，而且改变了传统的创作方式和作协的工作方式。“我们现在越来越重视网络文学，将它纳入我们的工作范围和领域。总之作协要向各个方向、各个门类、各个领域的作家敞开大门。”
陈崎嵘承认作协在年轻人中的影响减少，“我看到网上也有人骂我们的，说金庸老糊涂了，加入作协这个破庙干什么。但谁也不能否认，作协这个组织里面毕竟容纳了中国当代一大批有威望、有创作实力的作家。说实话，作协也是真心诚意地希望与时俱进来适应形势的发展。我们也在改进我们的作风和工作。包括人们批评的官僚化倾向，形式主义的做法或者一些脱离实际的方法。”
“其实从这次发展会员，我们看到作协自救的一种努力。”王晓渔说，明显可以看到，作协试图改变其在公众中的形象，非常努力地让金庸这样有巨大影响力的作家加入作协，也对80后作家和网络作家敞开大门。然而作协成员中本来就有很多优秀作者，人们对作协的批评主要是针对作协的机制而不是会员的组成，“因此这种自救并不能改变大家眼中对作协的印象。作为一个用纳税人的钱建立的机构，作协应该是开放的，但我们看到它还是一个封闭的、官僚化的机构。”
潘耀明说，金庸以85岁高龄加入中国作协，对他自己没有任何实际上的名利收获。对于金庸为何要加入中国作协的主观原因有各种推测，“渴望获得主流认可”说，“叶落归根”说，“统战”说等等。郑彦英认为，“人老了，许多事情是需要整理的，香港在手续上已经回归了，难道金庸不能一起回归吗？”最终答案，只有金庸先生自己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