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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自从退到台湾之日起，便念念不忘反攻大陆。早在1950年6月，蒋介石就已提出这样的战略性口号：
“一年准备，两年反攻，三年扫荡，五年完成。”
一年过去了，两年过去了，三年、五年过去了。蒋介石年年在号召反攻大陆，年年成了一句空话。不过，细细探究，倒也可以从中发现规律：每当国际形势发生不利于毛泽东的变化时，或者由于毛泽东的政策失误使大陆发生困难时，蒋介石的反攻大陆的调子就提高了。其中，到了大陆的“三年自然灾害”期间，达到了高潮。
“我们很快就要在全国胜利了……夺取这个胜利，已经是不要很久的时间和不要花费很大的气力了；巩固这个胜利，则是需要很久的时间和要花费很大的气力的事情。”
毛泽东在1949年6月30日发表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也这么说过：
“严重的经济建设任务摆在我们面前。我们熟悉的东西有些快要闲起来了，我们不熟悉的东西正在强迫我们去做。这就是困难。帝国主义算定我们办不好经济，他们站在一旁看，等待着我们的失败。”
毛泽东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还没有成立之前所说的这两段话，就把国共大决战结束之后的形势说得明明白白。
确实，“严重的经济建设任务”是毛泽东所“不熟悉的东西”。毛泽东不熟悉经济建设工作，发出了“向苏联学习”的口号。他照搬苏联模式，使他吃了大亏，使中国大陆吃了大亏。
其实，在国共大规模的决战结束之后，又在另一个战场上开始新的比试。这个新的战场，就是经济建设。
人祸天灾一起袭来，毛泽东陷入空前未有的困惑
蒋介石作为一位军人，对经济也并不在行。中国在他的统治之下，经济也一团糟。遇到台湾之后，蒋介石痛定思痛，在经济上倒是采取了一些有益的措施，使台湾经济慢慢复苏。比如，他实行和平土改政策，即政府用低息贷款给农民，购买地主的土地，实现耕者有其田，又规定地主把所得的钱必须购买股票，转人工商业，从而促使农业和工商业的发展。蒋介石还制定了一期又一期的“四年计划”，从宏观上引导经济各部门均衡发展……
经济的竞赛，不像战争那样“立竿见影”。毛泽东可以用一百多天的时间，接连发动了辽沈战役、淮海战役、平津战役，消灭了蒋介石主力，赢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大陆和台湾的经济竞赛，却是经历了相当长的时间，才慢慢显示出差距——最初，在五十年代，两岸的经济竞赛，并没有明显地显示出差距。
蒋介石在美国的帮助下，亦即靠着“美援”，实行四年计划，度过台湾经济最初最艰难的日子。毛泽东则在苏联“老大哥”的帮助下，靠着“苏援”，实行五年计划，度过大陆经济百废待兴的那些日子。
1957年11月，在庆祝苏联十月革命四十周年的日子里，毛泽东第二次访问苏联。赫鲁晓夫提出和美国进行和平竞赛：“今后十五年内不仅赶上并且超过美国。”
毛泽东立即响应，他在莫斯科说：“我也可以讲，十五年后，我们可能赶上或者超过英国。”
毛泽东定下了不切实际的高指标，把当年打仗那一套搬到经济建设上来。他以诗人的浪漫和军事家的决断搞建设，急于求成，于是来了个“大跃进”，来了个“大炼钢铁”，来了个“亩产万斤放卫星”
“大跃进”的虚火，使中国大陆的经济陷入了泥潭。彭德怀对毛泽东的“大跃进”提出批评，便遭撤职。
此时此际，毛泽东和“老大哥”的关系又日益紧张。毛泽东指斥赫鲁晓夫为“现代修正主义”。于是，中苏关系恶化。赫鲁晓夫撤走了派往中国的专家，撕毁了合同。
也就在此时此际，中国大陆又遭到了自然灾害。
于是，毛泽东陷入空前未有的困境，人祸天灾一齐袭来。
以打败蒋介石而在党内享有崇高声誉的毛泽东，不得不在1962年1月至2月在北京召开的“七千人大会”上作了自我检讨。所谓“七千人大会”，即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因有七千多人参加而得名。
毛泽东面对七千人说，他在去年6月12日中央工作会议上，“我讲了自己的缺点和错误”。这一回，他要在更大的范围中检查。毛泽东说：
“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
毛泽东坦率地承认自己对于经济的外行：
“拿我来说经济建设工作中间的许多问题，还不懂得。工业、商业，我就不太懂。对于农业，我懂得一点。但是也只是比较地懂得，还是懂得不多。”
毛泽东这话，其实也就是他在1949年所说的“我们不熟悉的东西正在强迫我们去做”。时间已经过去十三年，毛泽东对于他原先“不熟悉的东西”依然不熟悉!依然“还不懂得”!
如果真意识到自己对于经济建设不熟悉“不懂得”倒也罢，严重的问题是毛泽东在“不熟悉”“不懂得”的情况下，急于求成，造成了大陆经济跌入危机，亦即所谓“三年自然灾害。”也正如毛泽东早在1949年便已说过的那样：“帝国主义者算定我们办不好经济，他们站在一旁看，等待我们的失败。”
那时，毛泽东没有把“手下败将”蒋介石放在眼里。其实，蒋介石和“帝国主义者”们一样，也“站在一旁看”，等待着毛泽东的失败。
毛泽东陷入经济困境，使蒋介石兴高采烈。蒋介石这种幸灾乐祸之情，在1963年11月召开的国民党“九全”大会上，达到了高峰。
在“九全”大会上，由蒋介石的副手、国民党副总裁陈诚作政治报告。
陈诚说，由于“三面红旗”。毛泽东“惨重的失败了”。“造成空前未有的严重饥荒”，“使大陆经济全面破产”，“激起了大陆人民的强烈反抗”，“政权随时可以崩溃瓦解”。
陈诚还把1958年“八·二三”炮击金门以来，渐渐沉寂的炮声，称为国民党“台海炮战的辉煌胜利”，是“反攻复国斗争过程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里程碑”。
蒋介石则号召，“向反攻复国的目标迈步前进”。
国民党“九全”大会，通过了《关于对敌斗争与大陆革命工作之决议案》，并决定筹建“中华民国反共建国联盟”。
1964年12月2日，蒋介石视察金门发动了“勿忘在莒”运动。莒，今日山东莒县一带。公元前二八四年，燕国大将乐毅率兵大败齐国，齐国国土大部分丧失，只剩下莒和即墨两座城市。莒人不忘复仇，苦心经营五年，终于在齐国大将田单的率领下，打败燕军，反攻复国，获得大胜。蒋介石发动“勿忘在莒”运动，就是要台湾军民向莒人学习，反攻复国。
毛泽东呢?他喜欢中国古代寓言，他向来访的法国总理孚尔讲述了这样的故事。据孚尔回忆，毛泽东说：“中国有一则《鹬蚌相争》的寓言，鹬在海滩上啄起一只蚌，但是蚌也紧夹住鹬的嘴。他们开始争 论不休。蚌对鹬说，你会在三天之内死去。鹬也对蚌说，你没水喝，也会在三天之内死去。双方都不肯让步，这时渔夫经过，就把鹬蚌都捕捉去了。”
毛泽东把中国大陆和台湾比喻为鹬和蚌。而那渔夫，毛泽东说是长着高鼻子的——美国渔夫。
蒋介石和毛泽东都在那里寻找中国典故，他俩所选用的《勿忘在莒》和《鹬蚌相争》，正是表达了他们不同的政治意图。
在中国大陆“三年自然灾害”期间，蒋介石的反攻大陆日趋活跃。不过，他只能派小股部队骚扰，派飞机侦察、撒传单、空投特务。论军力，蒋介石无法跟毛泽东相比。因此，蒋介石的反攻大陆，只能以失败告终。
“文革”狂潮席卷大陆，蒋介石为大陆大动乱兴奋不已，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挥师此伐，必成必胜
毛泽东曾说，他的一生只做过两件大事：一是打败了蒋介石；二是发动了“文化大革命”。
1966年，由毛泽东发动的“文革”狂潮，席卷中国大陆。
1966年7月8日，毛泽东在给江青的那封信中，谈到了蒋介石，讲述了蒋介石“滚到一群海岛上去”的历史过程。紧接着，毛泽东在信中断言：
“中国如发生反共的右派政变，我断定他们也是不得安宁的，很可能是短命的……”
这样，毛泽东把中共内部的右派，跟蒋介石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毛泽东发动“文革”，其矛头所向是“走资派”。毛泽东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所要解决的根本矛盾，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矛盾。运动的重点，是斗争那些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1968年4月10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社论《芙蓉国里尽朝晖》，发表了毛泽东一段“最新指示”，则把“文革”视为国共两党斗争的继续：“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实质上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广大革命人民群众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斗争的继续，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阶级斗争的继续。”
这么一来，也就把“走资派”视为国民党反动派在中共党内的代理人。
这么一来，也就在全国开展“清理阶级队伍”运动，要把那些“国民党的残渣余孽”清理出去。
这么一来，毛泽东也就把他平生所做的两件大事联系在一起，即“文革”是打败蒋介石的继续。
在“文革”中，还经常引用毛泽东1955年6月10日在《<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第三批材料>按语》里的一段关于蒋介石的话：
“在地球上全部剥削阶级彻底灭亡之后多少年内，很可能还会有蒋介石王朝的代表人物在各地活动着。这些人中的最死硬分子是永远不会承认他们的失败的。”
这么一来，“文革”也就成了一场继续和国民党斗争的运动，成了一场继续和蒋介石斗争的运动。
自然，在那样的岁月，国共之间很难找到共同的语言。
在海峡彼岸，“文革”的风潮，激起蒋介石反攻大陆的狂热之情。
中国大陆在“文革”中，出现大规模的武斗，出现全国性的混乱局面，铁路阻断，生产停滞。蒋介石陷于兴奋之中，认为这是他“卧薪尝胆”多年，终于到来的反攻大陆的最好时机。
1966年3月，蒋介石第四次当选总统。他就大陆的“文革”对美国记者说，目前是给予毛泽东“致命打击的最好时机”。
蒋介石表示，“一日不收复大陆，一日誓不罢休”。
蒋介石主持召开了国民党九届三中全会。蒋介石在开幕词中号召“反攻复国”，在闭幕词中强调“当前反共形势，我操必胜”。
这次全会针对大陆“文革”，制定了《大陆重建工作基本方针》。
美国国务卿杜勒斯曾说过一句广为流传的话：他把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在中国的第三代身上。
由于“文革”的到来，使蒋介石确信，复辟的希望并不那么遥远。他断言，中国大陆正处于“全面混乱”、“全面暴动”、“全面动摇”、“全面崩溃”之中。
这时，蒋介石挂在口头的一句话是：“挥师北伐，必成必胜。”
于是，1967年初，上海的造反派在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的率领下一举夺权，毛泽东欢呼：“一月革命胜利万岁!”；而1967年2月7日的台湾《中央日报》则以为大陆大乱，政权落在造反者手中，也为之欢呼：“中国历史上的春天来了!”
台湾驻美大使周书楷这时宣称：“1967年很可能成为光复大陆的决定年!”
虽说蒋介石为中国大陆的大动乱而兴奋不已，但是，随着毛泽东渐渐控制了局势，他的兴奋度也就随之降低，转为“静观其变”，转为谴责“文革”惨绝人寰、生灵涂炭……
那时，毛泽东对蒋介石的称谓为“蒋帮”；蒋介石对毛泽东的称谓为“毛酋”、“毛共”。
“一年准备，两年反攻，三年扫荡，五年完成。”
一年过去了，两年过去了，三年、五年过去了。蒋介石年年在号召反攻大陆，年年成了一句空话。不过，细细探究，倒也可以从中发现规律：每当国际形势发生不利于毛泽东的变化时，或者由于毛泽东的政策失误使大陆发生困难时，蒋介石的反攻大陆的调子就提高了。其中，到了大陆的“三年自然灾害”期间，达到了高潮。
“我们很快就要在全国胜利了……夺取这个胜利，已经是不要很久的时间和不要花费很大的气力了；巩固这个胜利，则是需要很久的时间和要花费很大的气力的事情。”
毛泽东在1949年6月30日发表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也这么说过：
“严重的经济建设任务摆在我们面前。我们熟悉的东西有些快要闲起来了，我们不熟悉的东西正在强迫我们去做。这就是困难。帝国主义算定我们办不好经济，他们站在一旁看，等待着我们的失败。”
毛泽东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还没有成立之前所说的这两段话，就把国共大决战结束之后的形势说得明明白白。
确实，“严重的经济建设任务”是毛泽东所“不熟悉的东西”。毛泽东不熟悉经济建设工作，发出了“向苏联学习”的口号。他照搬苏联模式，使他吃了大亏，使中国大陆吃了大亏。
其实，在国共大规模的决战结束之后，又在另一个战场上开始新的比试。这个新的战场，就是经济建设。
人祸天灾一起袭来，毛泽东陷入空前未有的困惑
蒋介石作为一位军人，对经济也并不在行。中国在他的统治之下，经济也一团糟。遇到台湾之后，蒋介石痛定思痛，在经济上倒是采取了一些有益的措施，使台湾经济慢慢复苏。比如，他实行和平土改政策，即政府用低息贷款给农民，购买地主的土地，实现耕者有其田，又规定地主把所得的钱必须购买股票，转人工商业，从而促使农业和工商业的发展。蒋介石还制定了一期又一期的“四年计划”，从宏观上引导经济各部门均衡发展……
经济的竞赛，不像战争那样“立竿见影”。毛泽东可以用一百多天的时间，接连发动了辽沈战役、淮海战役、平津战役，消灭了蒋介石主力，赢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大陆和台湾的经济竞赛，却是经历了相当长的时间，才慢慢显示出差距——最初，在五十年代，两岸的经济竞赛，并没有明显地显示出差距。
蒋介石在美国的帮助下，亦即靠着“美援”，实行四年计划，度过台湾经济最初最艰难的日子。毛泽东则在苏联“老大哥”的帮助下，靠着“苏援”，实行五年计划，度过大陆经济百废待兴的那些日子。
1957年11月，在庆祝苏联十月革命四十周年的日子里，毛泽东第二次访问苏联。赫鲁晓夫提出和美国进行和平竞赛：“今后十五年内不仅赶上并且超过美国。”
毛泽东立即响应，他在莫斯科说：“我也可以讲，十五年后，我们可能赶上或者超过英国。”
毛泽东定下了不切实际的高指标，把当年打仗那一套搬到经济建设上来。他以诗人的浪漫和军事家的决断搞建设，急于求成，于是来了个“大跃进”，来了个“大炼钢铁”，来了个“亩产万斤放卫星”
“大跃进”的虚火，使中国大陆的经济陷入了泥潭。彭德怀对毛泽东的“大跃进”提出批评，便遭撤职。
此时此际，毛泽东和“老大哥”的关系又日益紧张。毛泽东指斥赫鲁晓夫为“现代修正主义”。于是，中苏关系恶化。赫鲁晓夫撤走了派往中国的专家，撕毁了合同。
也就在此时此际，中国大陆又遭到了自然灾害。
于是，毛泽东陷入空前未有的困境，人祸天灾一齐袭来。
以打败蒋介石而在党内享有崇高声誉的毛泽东，不得不在1962年1月至2月在北京召开的“七千人大会”上作了自我检讨。所谓“七千人大会”，即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因有七千多人参加而得名。
毛泽东面对七千人说，他在去年6月12日中央工作会议上，“我讲了自己的缺点和错误”。这一回，他要在更大的范围中检查。毛泽东说：
“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
毛泽东坦率地承认自己对于经济的外行：
“拿我来说经济建设工作中间的许多问题，还不懂得。工业、商业，我就不太懂。对于农业，我懂得一点。但是也只是比较地懂得，还是懂得不多。”
毛泽东这话，其实也就是他在1949年所说的“我们不熟悉的东西正在强迫我们去做”。时间已经过去十三年，毛泽东对于他原先“不熟悉的东西”依然不熟悉!依然“还不懂得”!
如果真意识到自己对于经济建设不熟悉“不懂得”倒也罢，严重的问题是毛泽东在“不熟悉”“不懂得”的情况下，急于求成，造成了大陆经济跌入危机，亦即所谓“三年自然灾害。”也正如毛泽东早在1949年便已说过的那样：“帝国主义者算定我们办不好经济，他们站在一旁看，等待我们的失败。”
那时，毛泽东没有把“手下败将”蒋介石放在眼里。其实，蒋介石和“帝国主义者”们一样，也“站在一旁看”，等待着毛泽东的失败。
毛泽东陷入经济困境，使蒋介石兴高采烈。蒋介石这种幸灾乐祸之情，在1963年11月召开的国民党“九全”大会上，达到了高峰。
在“九全”大会上，由蒋介石的副手、国民党副总裁陈诚作政治报告。
陈诚说，由于“三面红旗”。毛泽东“惨重的失败了”。“造成空前未有的严重饥荒”，“使大陆经济全面破产”，“激起了大陆人民的强烈反抗”，“政权随时可以崩溃瓦解”。
陈诚还把1958年“八·二三”炮击金门以来，渐渐沉寂的炮声，称为国民党“台海炮战的辉煌胜利”，是“反攻复国斗争过程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里程碑”。
蒋介石则号召，“向反攻复国的目标迈步前进”。
国民党“九全”大会，通过了《关于对敌斗争与大陆革命工作之决议案》，并决定筹建“中华民国反共建国联盟”。
1964年12月2日，蒋介石视察金门发动了“勿忘在莒”运动。莒，今日山东莒县一带。公元前二八四年，燕国大将乐毅率兵大败齐国，齐国国土大部分丧失，只剩下莒和即墨两座城市。莒人不忘复仇，苦心经营五年，终于在齐国大将田单的率领下，打败燕军，反攻复国，获得大胜。蒋介石发动“勿忘在莒”运动，就是要台湾军民向莒人学习，反攻复国。
毛泽东呢?他喜欢中国古代寓言，他向来访的法国总理孚尔讲述了这样的故事。据孚尔回忆，毛泽东说：“中国有一则《鹬蚌相争》的寓言，鹬在海滩上啄起一只蚌，但是蚌也紧夹住鹬的嘴。他们开始争 论不休。蚌对鹬说，你会在三天之内死去。鹬也对蚌说，你没水喝，也会在三天之内死去。双方都不肯让步，这时渔夫经过，就把鹬蚌都捕捉去了。”
毛泽东把中国大陆和台湾比喻为鹬和蚌。而那渔夫，毛泽东说是长着高鼻子的——美国渔夫。
蒋介石和毛泽东都在那里寻找中国典故，他俩所选用的《勿忘在莒》和《鹬蚌相争》，正是表达了他们不同的政治意图。
在中国大陆“三年自然灾害”期间，蒋介石的反攻大陆日趋活跃。不过，他只能派小股部队骚扰，派飞机侦察、撒传单、空投特务。论军力，蒋介石无法跟毛泽东相比。因此，蒋介石的反攻大陆，只能以失败告终。
“文革”狂潮席卷大陆，蒋介石为大陆大动乱兴奋不已，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挥师此伐，必成必胜
毛泽东曾说，他的一生只做过两件大事：一是打败了蒋介石；二是发动了“文化大革命”。
1966年，由毛泽东发动的“文革”狂潮，席卷中国大陆。
1966年7月8日，毛泽东在给江青的那封信中，谈到了蒋介石，讲述了蒋介石“滚到一群海岛上去”的历史过程。紧接着，毛泽东在信中断言：
“中国如发生反共的右派政变，我断定他们也是不得安宁的，很可能是短命的……”
这样，毛泽东把中共内部的右派，跟蒋介石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毛泽东发动“文革”，其矛头所向是“走资派”。毛泽东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所要解决的根本矛盾，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矛盾。运动的重点，是斗争那些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1968年4月10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社论《芙蓉国里尽朝晖》，发表了毛泽东一段“最新指示”，则把“文革”视为国共两党斗争的继续：“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实质上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广大革命人民群众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斗争的继续，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阶级斗争的继续。”
这么一来，也就把“走资派”视为国民党反动派在中共党内的代理人。
这么一来，也就在全国开展“清理阶级队伍”运动，要把那些“国民党的残渣余孽”清理出去。
这么一来，毛泽东也就把他平生所做的两件大事联系在一起，即“文革”是打败蒋介石的继续。
在“文革”中，还经常引用毛泽东1955年6月10日在《<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第三批材料>按语》里的一段关于蒋介石的话：
“在地球上全部剥削阶级彻底灭亡之后多少年内，很可能还会有蒋介石王朝的代表人物在各地活动着。这些人中的最死硬分子是永远不会承认他们的失败的。”
这么一来，“文革”也就成了一场继续和国民党斗争的运动，成了一场继续和蒋介石斗争的运动。
自然，在那样的岁月，国共之间很难找到共同的语言。
在海峡彼岸，“文革”的风潮，激起蒋介石反攻大陆的狂热之情。
中国大陆在“文革”中，出现大规模的武斗，出现全国性的混乱局面，铁路阻断，生产停滞。蒋介石陷于兴奋之中，认为这是他“卧薪尝胆”多年，终于到来的反攻大陆的最好时机。
1966年3月，蒋介石第四次当选总统。他就大陆的“文革”对美国记者说，目前是给予毛泽东“致命打击的最好时机”。
蒋介石表示，“一日不收复大陆，一日誓不罢休”。
蒋介石主持召开了国民党九届三中全会。蒋介石在开幕词中号召“反攻复国”，在闭幕词中强调“当前反共形势，我操必胜”。
这次全会针对大陆“文革”，制定了《大陆重建工作基本方针》。
美国国务卿杜勒斯曾说过一句广为流传的话：他把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在中国的第三代身上。
由于“文革”的到来，使蒋介石确信，复辟的希望并不那么遥远。他断言，中国大陆正处于“全面混乱”、“全面暴动”、“全面动摇”、“全面崩溃”之中。
这时，蒋介石挂在口头的一句话是：“挥师北伐，必成必胜。”
于是，1967年初，上海的造反派在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的率领下一举夺权，毛泽东欢呼：“一月革命胜利万岁!”；而1967年2月7日的台湾《中央日报》则以为大陆大乱，政权落在造反者手中，也为之欢呼：“中国历史上的春天来了!”
台湾驻美大使周书楷这时宣称：“1967年很可能成为光复大陆的决定年!”
虽说蒋介石为中国大陆的大动乱而兴奋不已，但是，随着毛泽东渐渐控制了局势，他的兴奋度也就随之降低，转为“静观其变”，转为谴责“文革”惨绝人寰、生灵涂炭……
那时，毛泽东对蒋介石的称谓为“蒋帮”；蒋介石对毛泽东的称谓为“毛酋”、“毛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