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同富裕的县域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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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广安市广安区发展现代农业产业,构建“2+6”产业体系,推进共同富裕。张国盛 摄

  “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共同富裕是全体人民的富裕”“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基础性制度安排”……8月17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中央财经委员会主任習近平主持召开的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上,研究扎实促进共同富裕问题,强调“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党的十八大以来,共同富裕已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尤其是党的十九大提出两个阶段性目标:到2035年“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到2050年“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基本实现”。
  促进并实现共同富裕,是党对人民的庄严承诺,是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人民谋幸福”的着力点。
  对县域而言,共同富裕是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目标和载体,是先富人群对后富人群、东部先富地区对中西部后富地区的带动和帮助,是县域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下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

 扎实促进共同富裕


  “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2000多年前,孔子就谈到“不均”对社会的危害。“不均”就含着“共同”之意,一如原始社会,“共同贫困”,方能“共同”度过社会危难。“均贫富”,从来都是封建社会农民起义的最高理想。
  社会发展至资本主义时期,“共同富裕”同样是崇高的社会理想,马克思、恩格斯构想,共产主义社会将“实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真正实现社会共享、实现每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如今,真正把“共同富裕”这一社会理想变为实际行动的社会实践,唯有我国才在扎实推进。这是全体中国人民的共同行动,是56个兄弟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的共同期许与梦想。
  经济秩序学认为,一个经济秩序的运行力量与其体量和运行速度成正比。当社会财富集中在极少数人手中时,势必造成财富的沉积,从而减慢其运行速度,最终导致整个经济社会难以运转,引发各种各样的社会危机。
  因而,土地高度集中的封建王朝的末期,以及财富高度集中于垄断资本、贫富两极分化极大的资本主义后期,都难以避免地陷入社会动荡,其根源正是社会财富集中并沉积在了极少数人手中,导致运行速度变慢甚至停滞不前的结果。
  “不是少数人的富裕”,而是“全体人民的富裕”,党的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上,“共同富裕”成为当前扎实促进的重要工作,已成为一个必须扎实推进的奋斗目标。

先富带后富的区域平衡发展格局


  我国已连续多年发布“区域蓝皮书”。最新的《区域蓝皮书: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报告(2020-2021)》显示,“产业转型升级和区域经济一体化将加速发展,区域发展新模式加快形成,创新在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中的驱动作用继续强化,更高层次的改革开放新局面加快形成”。
  东强西弱、南强北弱,2020年经济数据及我国“十三五”时期发展状态均显示,我国区域经济的发展很不平衡,虽然西部在加速追赶,但差距仍然很大。
  2020年31省区市GDP数据显示,广东和江苏双双突破10万亿元,超过世界上90%以上的国家。不过,西部排名第一的四川省GDP为48598.8亿元,仅是广东省的43.88%,差距明显。人均GDP方面,西部排名第一的重庆市,仅为排名第一的北京市的47.74%;西部排名第一的省份内蒙古,仅是东部排名第一的江苏省的53.70%,相差极大。
  “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富带后富、帮后富”,在当前,东部发达地区一些省份的经济总量已比肩一些发达国家和地区,已经到了可以带动后富、帮助后富的阶段,合理推进“三次分配”,构建“中间大、两头小”的橄榄型分配结构的时期已经到来。


8月27日,在沐川县委组织部的指导下,“七碗茶山”党建联盟成立。崔前东 摄


8月15日,四川省广安市广安区花桥镇上游村党员志愿服务小分队为71岁的弱劳户沈承珍家抢收水稻。张力盛 罗青山 摄


浙江省湖州市南浔区与四川省广安市广安区建立东西部扶贫协作关系,在广安投资15.3亿元建设产业园推进产业梯度转移。张国盛 摄

共同富裕的浙江示范


  如何实现共同富裕?
  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从古至今全球范围内都没有样本,也从没有过成功案例。即使是公元前柏拉图设计的理想国中,人数也仅数千人。因而,这是人类仍需要“摸着石头过河”的前所未有的探索和实践,这样的实践,在东部沿海的浙江省已经铺开。
  6月10日,《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支持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意见》发布,明确到2025年,浙江省推动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取得明显实质性进展,到2035年,浙江省基本实现共同富裕。与全国到2050年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相比,提前整整15年。   先期一步进行探索和实践,浙江不仅将成为全国的示范,还会成为全球的示范。
  浙江是幸运的,从来不缺创新精神、敢闯敢试的浙江人,又担当起了党和人民的重托。敢立潮头唱大风,扬帆奋楫勇争先。从确定试点到方案出台,仅仅不到3个月时间,浙江就推出了首批试点方案:6大领域、28个试点县(市、区)同步推进试点。从此,浙江开启了奔向共同富裕的新征程。
  温州泰顺县被确定为缩小地区差距领域试点。泰顺是一个典型的山区县,26万余人,2020年其GDP在浙江90个县(市、区)中排名第82位。要缩小地区差距,这就需要泰顺县努力追赶先进富裕县,换种说法就是:泰顺县需要“增富”。如何“增富”?我们注意到,泰顺县最近推出了“产业+、人才+、帮扶+、资源+”四条致富通道,未来5年,计划投资22亿元,推进31个生态大搬迁项目建设。泰顺县的做法就是:把散布于山区的贫困人口搬迁出来,集中到一起,打造“小县优城”。
  台州三门县是公共服务优质共享领域试点。三门县位于沿海较为发达地区,2019年12月确定为全国乡村治理体系建设试点县。生活富裕了,提高品质成为迫切需要。三门县提出以科技为未来之核,打造科技型、生态型、湾区型的长三角卫星城。三门的农民收入增长超过城市居民,口袋鼓起来了,农民富了以后怎么办?三门县正探索“艺术乡建”模式,用三门县委书记李昌明的话来说,就是“文化下乡,艺术点亮乡村,在实践中不断前行”。
  城乡差距是一个不容轻视的难题,也是实现共同富裕的痛点和难点。缩小城乡差距领域,浙江确定了湖州市、杭州淳安县、宁波慈溪市、金华义乌市、台州路桥区、台州仙居县、丽水松阳县作为试点。
  仙居县安岭乡是唯一一个畲族聚居地,全乡确定“产业创富”的目标,全乡少数民族户种植茶叶面积达100多亩,2021年全乡茶叶产值可达6000万元。
  到2035年,浙江省推进共同富裕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但其实践已经开始,并一步一步推向深入,必会探索出更多的可供借鉴、推广复制的经验和路径。浙江示范,也将成为人类实现共同富裕的范本。


8月30日,四川省内江市东兴区双才镇高屋村华俊种植专业合作社桃园里,果农采摘已成熟的蜜桃。兰自涛 摄

从“带动”向“帮助”的自觉转变


  中央提出“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基础性制度安排”,其中“三次分配”尤为引起各界关注。这与“先富带后富、帮后富”异曲同工。
  先富带动后富,先富帮助后富,前者是先富被动地发挥出引领示范作用,而后者则是要求先富担负起相应的责任,主动担负起帮扶后富的义务。这个“先富”的群体,其一是指先富的人,其二是指先富的地区。
  我国地域广袤,与地形地貌呈阶梯状分布相适应,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也呈阶梯状推进:东部最富,中部次之,西部最穷。如果没有东部最富的人和地区来带动、帮助中西部的人和地区实现富裕,那么,西部内陆地区不仅难以摆脱贫困,甚至会加剧贫困,最终造成富裕的东部更加富裕,贫困的西部更加贫困,两极差距愈来愈大。
  “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是党的根本宗旨,举国体制下,先富带后富、帮后富成为必然选择。
  那么,东部地区先富起来的企业家,其思想意识和行动就要从“带动”向“帮助”自觉转变。别想着为了节约一点成本就向东南亚国家和地区进行产业转移,应该主动承担起责任,把产业向西部内陆落后地区转移。


7月13日,浙江省诸暨市、四川省沐川县联合举办2021年“诸暨-沐川”东西部劳务协作暨高校毕业生现场招聘会。杨宝 黄俊烨 摄

 由先富地區帮助后富地区


  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已显示出极大的制度优势。从汶川大地震后的灾后重建“一省帮一重灾县”模式,到精准扶贫、脱贫奔康深入实施“东西部扶贫协作和对口支援”,都是举国体制下兄弟省市相互帮扶共克时艰的典范。
  尤其是“东西部扶贫协作”,其本质正是先富帮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目标。脱贫奔康路上,一个都不能少。
  此次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再次强调“先富带后富、帮后富”“增强区域发展的平衡性”,未来在探索出成功经验后,不排除继续推行东西部共同富裕协作,由东部先富地区的县(市、区)协作带动、帮助后富地区的县(市、区),以有形的大手,引导东部发达地区的资金、技术、产业等向中西部后富地区有序流动,从而构建平衡、协调、包容的更加普惠公平的社会。
  这样的协作帮扶已经有了雏形。2021年初,浙江省援疆指挥部出台《助力阿克苏地区和兵团第一师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百村提升十村示范”行动计划》,双方共同携手,探索共同富裕的援疆新路。
  截至9月初,受援地的36个村已和浙江省湖州市安吉县余村、宁波市奉化区滕头村等强村结对,以东部强村、富村帮扶西部弱村、穷村的形式,全面推进当地的乡村振兴。
  一场推进全社会“共同富裕”的社会实践正在我国扎实展开,在这场实现人类最高理想的行动中,县域正整装待发,构建更加公平、高效的县域环境,筑牢底部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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