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20岁出头的我被派往非洲中部国家乍得。这是个1960年才摆脱法国殖民统治的国家，社会和经济发展水平很低，卫生条件也很恶劣。再加上乍得十分炎热，疟疾、霍乱等疾病肆虐。人生地不熟，第一次驻外的我难免有些紧张。
　　结果到乍得第三天，我就碰上当地的武装冲突。那段时间，乍得几个武装组织你争我斗，百姓苦不堪言。但外交官不能言苦，只能克服种种困难坚守岗位。使馆20多号人总不能因为打仗没饭吃吧？为了改善生活，我们一起开荒种地、操刀宰猪。现在说“外交官杀猪”像笑话，但当时是真事。
　　1980年3月，乍得首都恩贾梅纳依旧战火纷飞。到了3月下旬，市区多次发生炮击。法国、苏联、美国等国使馆纷纷开始撤人。而中国大使馆附近有两个反动武装指挥部，使館的墙壁早已弹痕累累，商务处的办公地还被两枚炮弹击中。
　　领导们经过慎重研究，决定将全体成员转移到邻国喀麦隆。我会开车，就成了司机。
　　3月28日，是我们首批疏散人员准备撤离的日子。结果那天，两个武装组织在距离我使馆200多米处激烈交火，连火炮都架上了。
　　怎么办？！车是不能开了。我立即招呼车上的人一个个下来，躲到还没被炸毁的建筑旁。我最后一个下车。当我准备撤离时，流弹破空袭来，直冲我左耳，穿过胸腔打入背部。后面发生了什么，我完全没了印象。
　　据同事描述，我当时浑身是血，昏迷倒地。
　　他们忙把我送往当地法国军队的医院救治。我流血太多，医生只注意到我耳部的枪伤，误以为我摔伤了脖子，忽略了我背部的伤口。经过一番匆忙抢救，我总算暂时脱离危险。但撤离一刻也不能耽搁，我跟经历了生死劫的同事们颠簸300公里土路，终于到了喀麦隆。
　　在喀麦隆治疗期间，我耳部的伤势渐趋好转。但没想到，子弹一直悄悄留在了我体内……
　　伤愈后，我很快又投入到新的工作中。
　　2003年9月，我在国内参加了一次例行体检。拍X光的医生突然叫住我，说我左肺部后方有一块金属异物。经复查，医生确定此物是一颗步枪子弹头。我这才明白，为什么自己常常提重物时气喘吁吁、脸色蜡黄。我总以为，是自己太劳累的缘故。
　　后来，医生把那颗长3.5厘米、锈蚀变形的子弹头取了出来。
　　这件事过去几十年了，依然会有小同事好奇地问我：“当年您在非洲中弹，没留下疤痕吗？”“是呀。”我说着，脱下衣服给他看。确实，要是不仔细看，根本看不出有疤。
　　“您怎么坚持下来的？”
　　“我当年受驻乍得的苗九瑞大使影响很深。苗大使是1937年参加革命的老党员，经常教育年轻人‘轻伤不下火线’。跟苗大使他们比，我受这么一点枪伤，算得了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