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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稳步实施，宏观经济企稳向好的势头有所巩固，
我们尝到了改革的甜头，改革已经在正确的轨道上前行
党的十九大作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重要判断，毫无疑问，我国改革发展同样进入了新时代。如何认识和把握新时代的改革？
新时代的改革具备良好的条件
第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稳步实施，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取得突破性进展，供求关系正在发生实质性变化，新动能、新业态加快成长，宏观经济企稳向好的势头有所巩固，我们尝到了改革的甜头，改革已经在正确的轨道上前行。
第二，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反腐、扶贫等工作取得显著成效，为改革营造了稳定的社会环境。
第三，党的十九大将忠诚、能干、有担当的人放到合适的位置，为改革的顺利推进做了充分的人才准备。
新时代的改革面临新的挑战
从经验上看，渐进式改革思路是我国改革开放取得成功的重要原因。这种改革模式摩擦成本小、见效快，有利于新制度、新秩序的培养，“以时间换空间”，切合改革开放之初的中国实际。但是，经过近四十年的改革发展，易于推行、具有帕累托优化属性的改革目前大多已经完成，改革的顶层设计、“四梁八柱”的基本框架也已确立，下一步改革面临的基本上都是涉及改变现有体制运行、触动既存利益格局的体制机制难题，比如国有企业改革、财税体制改革、扩大双向开放等。因此，新时代的改革绝不是水到渠成的自然过程，必须主动突破“心理舒适区”，要对困难和挑战甚至重大风险有充分的认识和准备。
新时代的改革需要啃硬骨头
由于我国相当长一段时间处在经济高速增长阶段，规模快速扩张，渐进式、增量改革的成绩显著，但存量矛盾还未得到真正解决。比如，我国目前面临的产能过剩、高杠杆和房地产领域的诸多问题。
因此，十九大报告要求“必须坚持质量第一、效益优先，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我的理解是要纠正过度强调增量扩张目标的倾向，从“铺摊子”转变为“上台阶”，从简单的加减法转变为重在提高质量和效率的乘法和除法，从过度依靠短期行政手段转变为体制机制建设，通过质量、效率、动力“三个变革”，解决不平衡不充分发展问题。这就需要我们拿出改革的决断和勇气，力争在一些事关改革发展大局的重点问题上有所突破。这些硬骨头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国有企业改革问题
近年来，国企改革的部分举措并没有紧紧围绕主要矛盾。当前国有企业面临的主要矛盾是治理结构不完善，一些企业效率不高、盈利能力不强是我国经济“大而不强”的具体体现。党的十九大报告要求“推动国有资本做强做优做大”，改革的方向非常明确，“强-优-大”的顺序一目了然。如何保持国有企业的机体健康？首先是通过以国有资本为纽带完善公司治理，实现国有企业提质增效。
然而，近年来推动的“债转股”改革，还没有从根本上改善企业公司治理，解决企业盈利不足的问题。“债转股”是“当商业银行的贷款对象出现一定问题时， 商业银行所采取的一种资产保全方式”，是企业重组的一种方式。表面上看，“债转股”能产生降低企业债务负担、避免直接破产重组、商业银行保全资产的短期收益。但从根本上讲，“债转股”的要旨在于改变贷款对象的法人治理结构，以便恢复贷款对象的盈利能力。只有实现企业经营状况的改善，才能真正实现优于直接破产清算的结果，达到债权人与债务人双赢的改善。
诸多“债转股”国际实践中，鼓励债权人转换身份、作为股东主导或参与企业的重组是成功案例的共同特点。然而，近年来的“债转股”改革更多停留在债务重组的财务层面，交了学费，却没有解决体制机制的问题。商业银行只是实现了“名义上”的身份转换，仍然很难在企业的经营管理中享有与其投资额相匹配的话语权，只是“债转债”，债权人无法参与企业日常经营，改善公司治理从而改善企业经营也就无从谈起了。
现有的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措施，更多只是強调引入民间资本，在充分发挥股权多元化对公司治理的改善上，还有不到位的情况。混合所有制改革是一个新概念，但其实质内容并不陌生。本世纪初，我国国有商业银行改革就曾采取引进战略机构投资者，实现国有资本与非国有资本的融合，但这只是手段，不是目的。国有商业银行改革的根本目标是推动商业银行内部改革和严格外部监督，促使其真正建立现代金融企业制度。
一些具体问题也值得深入思考。一是具有垄断性质的大企业，是引入民间资本作股东更有利于提质增效，还是放开竞争性业务准入更有利于企业做强做优？二是引进的民间资本是否局限于境内资本，“一视同仁”地引进境外战略投资者是否能有更好的效果，更有利于信心的建立和巩固？
（二）中央和地方的财政关系
中央与地方是我国改革中的一对重要关系，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系统性改革。改革开放的成功经验，就是充分调动个人和地方政府的积极性，发挥地方的信息优势。用“松绑”、“搞活”等放权让利的办法，给予各种各样的激励，发挥地方政府的首创精神，推动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经济特区建设、财政包干体制等改革，激发了经济活力。但近年来，中央与地方关系也有一些问题。
中央地方关系的系统性和复杂性决定了不从财权、事权、激励机制等方面入手，仅仅依靠地方政府债务整顿，单个领域“单兵突进”很难从根本上解决深层次问题。完善中央地方关系，必须加强顶层设计，统筹协调推进各相关领域的制度建设。
（三）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长效机制建设
过去，房地产市场过多的作为短期调控工具，基础性制度和长效机制建设进展不足。房地产市场与国民经济各部门广泛联系，涉及民生福利、财富分配、社会稳定等重要问题，是具有系统性的重要市场。正是由于与宏观经济紧密的关联性，房地产市场一度被视为经济增长的“支柱行业”，甚至在以往的宏观调控中被作为调控工具：一旦房价上涨，则担心风险，采取限购、限贷等行政化手段抑制需求；而一旦经济走弱，希望以房地产投资提振经济增长的时候，又会采取反向措施促进房地产发展。 但“促进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的长效机制”尚未真正建立。房价过快上涨带来了挤出消费、挤出投资、阻碍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制约经济转型与健康发展的问题，这也是一些金融风险的源头。为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应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探寻房价持续上涨的宏观经济影响以及结构性体制性根源，构建房地产市场基础性制度和长效机制。
这些改革需要处理复杂利益关系，必须具有改革担当、事业担当、责任担当，在关键问题上敢下决心、敢于拍板。
（四）处置僵尸企业和风险点的市场出清问题
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市场经济体制，什么是“好的市场经济体制”？关键是正确认识和处理政府与市场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对于金融机构以及金融市场体系，正确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尤为重要。在存款保险制度已经建立的情況下，应尽快探索建立起优胜劣汰的金融机构市场退出机制，强化金融机构外部约束，促进其实现审慎稳健经营和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举措。
改革的“改革”
新时代的改革不能“新瓶装旧酒”、“穿新鞋、走老路”，在属于“硬骨头”的重点改革领域要充分吸取过去的经验教训，沿着已经明确的改革方向一以贯之。
科学合理的方案设计是改革目标得以实现的重要保障。改革政策能否取得预期效果，关键在于是否尊重和顺应了市场经济的客观规律，是否全面考虑政策的期望效果及其“副作用”，是否对市场主体的预期和反应有充分估计。
改革时不待我，从国际看，主要经济体都在推行结构改革，谁改革的步子走得更坚定更扎实，谁就在未来的国际竞争格局中占据优势。从国内看，党的十九大要求，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改革必须勇于决断，改革一定会有阻力和风险，不能盲动，更不能求稳求全，尤其不能夸大风险，不敢触动既有利益格局，不敢改变现有体制机制。改革推进中要有序改革，保持战略定力。
改革必须确保改革方案的科学性，并在机制上保证其严格按照改革方案执行。改革方案不能以各方妥协一致为前提，更不能因利益博弈的复杂而停止，不能大而化之，缺乏细节。改革方案的执行要有第三方评估，确保正确改革方案执行一以贯之。
（本文系徐忠局长最近发表的主题关于如何认识和把握新时代改革的演讲）
我们尝到了改革的甜头，改革已经在正确的轨道上前行
党的十九大作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重要判断，毫无疑问，我国改革发展同样进入了新时代。如何认识和把握新时代的改革？
新时代的改革具备良好的条件
第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稳步实施，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取得突破性进展，供求关系正在发生实质性变化，新动能、新业态加快成长，宏观经济企稳向好的势头有所巩固，我们尝到了改革的甜头，改革已经在正确的轨道上前行。
第二，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反腐、扶贫等工作取得显著成效，为改革营造了稳定的社会环境。
第三，党的十九大将忠诚、能干、有担当的人放到合适的位置，为改革的顺利推进做了充分的人才准备。
新时代的改革面临新的挑战
从经验上看，渐进式改革思路是我国改革开放取得成功的重要原因。这种改革模式摩擦成本小、见效快，有利于新制度、新秩序的培养，“以时间换空间”，切合改革开放之初的中国实际。但是，经过近四十年的改革发展，易于推行、具有帕累托优化属性的改革目前大多已经完成，改革的顶层设计、“四梁八柱”的基本框架也已确立，下一步改革面临的基本上都是涉及改变现有体制运行、触动既存利益格局的体制机制难题，比如国有企业改革、财税体制改革、扩大双向开放等。因此，新时代的改革绝不是水到渠成的自然过程，必须主动突破“心理舒适区”，要对困难和挑战甚至重大风险有充分的认识和准备。
新时代的改革需要啃硬骨头
由于我国相当长一段时间处在经济高速增长阶段，规模快速扩张，渐进式、增量改革的成绩显著，但存量矛盾还未得到真正解决。比如，我国目前面临的产能过剩、高杠杆和房地产领域的诸多问题。
因此，十九大报告要求“必须坚持质量第一、效益优先，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我的理解是要纠正过度强调增量扩张目标的倾向，从“铺摊子”转变为“上台阶”，从简单的加减法转变为重在提高质量和效率的乘法和除法，从过度依靠短期行政手段转变为体制机制建设，通过质量、效率、动力“三个变革”，解决不平衡不充分发展问题。这就需要我们拿出改革的决断和勇气，力争在一些事关改革发展大局的重点问题上有所突破。这些硬骨头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国有企业改革问题
近年来，国企改革的部分举措并没有紧紧围绕主要矛盾。当前国有企业面临的主要矛盾是治理结构不完善，一些企业效率不高、盈利能力不强是我国经济“大而不强”的具体体现。党的十九大报告要求“推动国有资本做强做优做大”，改革的方向非常明确，“强-优-大”的顺序一目了然。如何保持国有企业的机体健康？首先是通过以国有资本为纽带完善公司治理，实现国有企业提质增效。
然而，近年来推动的“债转股”改革，还没有从根本上改善企业公司治理，解决企业盈利不足的问题。“债转股”是“当商业银行的贷款对象出现一定问题时， 商业银行所采取的一种资产保全方式”，是企业重组的一种方式。表面上看，“债转股”能产生降低企业债务负担、避免直接破产重组、商业银行保全资产的短期收益。但从根本上讲，“债转股”的要旨在于改变贷款对象的法人治理结构，以便恢复贷款对象的盈利能力。只有实现企业经营状况的改善，才能真正实现优于直接破产清算的结果，达到债权人与债务人双赢的改善。
诸多“债转股”国际实践中，鼓励债权人转换身份、作为股东主导或参与企业的重组是成功案例的共同特点。然而，近年来的“债转股”改革更多停留在债务重组的财务层面，交了学费，却没有解决体制机制的问题。商业银行只是实现了“名义上”的身份转换，仍然很难在企业的经营管理中享有与其投资额相匹配的话语权，只是“债转债”，债权人无法参与企业日常经营，改善公司治理从而改善企业经营也就无从谈起了。
现有的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措施，更多只是強调引入民间资本，在充分发挥股权多元化对公司治理的改善上，还有不到位的情况。混合所有制改革是一个新概念，但其实质内容并不陌生。本世纪初，我国国有商业银行改革就曾采取引进战略机构投资者，实现国有资本与非国有资本的融合，但这只是手段，不是目的。国有商业银行改革的根本目标是推动商业银行内部改革和严格外部监督，促使其真正建立现代金融企业制度。
一些具体问题也值得深入思考。一是具有垄断性质的大企业，是引入民间资本作股东更有利于提质增效，还是放开竞争性业务准入更有利于企业做强做优？二是引进的民间资本是否局限于境内资本，“一视同仁”地引进境外战略投资者是否能有更好的效果，更有利于信心的建立和巩固？
（二）中央和地方的财政关系
中央与地方是我国改革中的一对重要关系，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系统性改革。改革开放的成功经验，就是充分调动个人和地方政府的积极性，发挥地方的信息优势。用“松绑”、“搞活”等放权让利的办法，给予各种各样的激励，发挥地方政府的首创精神，推动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经济特区建设、财政包干体制等改革，激发了经济活力。但近年来，中央与地方关系也有一些问题。
中央地方关系的系统性和复杂性决定了不从财权、事权、激励机制等方面入手，仅仅依靠地方政府债务整顿，单个领域“单兵突进”很难从根本上解决深层次问题。完善中央地方关系，必须加强顶层设计，统筹协调推进各相关领域的制度建设。
（三）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长效机制建设
过去，房地产市场过多的作为短期调控工具，基础性制度和长效机制建设进展不足。房地产市场与国民经济各部门广泛联系，涉及民生福利、财富分配、社会稳定等重要问题，是具有系统性的重要市场。正是由于与宏观经济紧密的关联性，房地产市场一度被视为经济增长的“支柱行业”，甚至在以往的宏观调控中被作为调控工具：一旦房价上涨，则担心风险，采取限购、限贷等行政化手段抑制需求；而一旦经济走弱，希望以房地产投资提振经济增长的时候，又会采取反向措施促进房地产发展。 但“促进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的长效机制”尚未真正建立。房价过快上涨带来了挤出消费、挤出投资、阻碍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制约经济转型与健康发展的问题，这也是一些金融风险的源头。为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应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探寻房价持续上涨的宏观经济影响以及结构性体制性根源，构建房地产市场基础性制度和长效机制。
这些改革需要处理复杂利益关系，必须具有改革担当、事业担当、责任担当，在关键问题上敢下决心、敢于拍板。
（四）处置僵尸企业和风险点的市场出清问题
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市场经济体制，什么是“好的市场经济体制”？关键是正确认识和处理政府与市场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对于金融机构以及金融市场体系，正确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尤为重要。在存款保险制度已经建立的情況下，应尽快探索建立起优胜劣汰的金融机构市场退出机制，强化金融机构外部约束，促进其实现审慎稳健经营和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举措。
改革的“改革”
新时代的改革不能“新瓶装旧酒”、“穿新鞋、走老路”，在属于“硬骨头”的重点改革领域要充分吸取过去的经验教训，沿着已经明确的改革方向一以贯之。
科学合理的方案设计是改革目标得以实现的重要保障。改革政策能否取得预期效果，关键在于是否尊重和顺应了市场经济的客观规律，是否全面考虑政策的期望效果及其“副作用”，是否对市场主体的预期和反应有充分估计。
改革时不待我，从国际看，主要经济体都在推行结构改革，谁改革的步子走得更坚定更扎实，谁就在未来的国际竞争格局中占据优势。从国内看，党的十九大要求，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改革必须勇于决断，改革一定会有阻力和风险，不能盲动，更不能求稳求全，尤其不能夸大风险，不敢触动既有利益格局，不敢改变现有体制机制。改革推进中要有序改革，保持战略定力。
改革必须确保改革方案的科学性，并在机制上保证其严格按照改革方案执行。改革方案不能以各方妥协一致为前提，更不能因利益博弈的复杂而停止，不能大而化之，缺乏细节。改革方案的执行要有第三方评估，确保正确改革方案执行一以贯之。
（本文系徐忠局长最近发表的主题关于如何认识和把握新时代改革的演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