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看上去无形无色，却决定了我们的社会从何处来，往哪里去。
　　文化，是公民社会的那块黏土吧!离离原上草，从此中萌芽。
　　我们制作《流浪乞讨人群调查》时，看到无臂的男人在闷热的西安街头，坐在地上，嘴里衔着毛笔写“雄关漫道真如铁……”他对着镜头说：“我不需要慈善，要帮的话，请帮助我有尊严地活下去。”
　　我们制作《注射隆胸调查》时，把希波拉底誓言用在片尾：“我愿尽我能力及判断力之所及，遵守为病家谋利益之信条，并检讨一切堕落及害人行为。我不得将危害药品给予他人，并不做此项之指导。即使人请求亦必不与人……为病家谋幸福，并检点吾身，不做各种害人及恶劣行为……”
　　我们制作《被起诉的杂志社》时，判媒体赢的法官说：“对媒体的容忍有多大，社會的进步就有多大。”
　　《新闻调查》十年了，从办公室的窗口看出去，当初细嫩的榆树春绿冬白，一年一年长大。然而一棵树，不管怎样生长，最上端的树叶饱含的仍然是同样的土壤的成分。
　　文化，看似只是不起眼的泥土，然而我们期待的文明而有尊严的社会，就是从这里生根，抽芽，一片叶子一片叶子长出来的。
　　二十岁的我，是个刚刚读完财会专业的女生。
　　我不知道十二岁的胡适，背诵抄写的是《新民说》、《天演论》、《群已权界论》，老师们出的作文题目是“论日本之所由强”和“言论自由”。
　　在采访陈丹青离职事件时，他说：“我们的政治考试是反政治的，没有人尊敬这个学科。”
　　年轻，是对社会的参与最有热情的阶段，可是，我用了十年的时间，才开始去面对和了解一些最基本的问题——政治和我有着什么关系?教育是用来干什么的?政府的存在是为了什么?人与人之间有什么样的联系?
　　夜里翻书，才发现我的问题，胡适早在1930年就问过：“少年的朋友们，请仔细想想，你进学校是为什么?你进一个政党是为什么?革命是为了什么而革命?政府是为了什么而存在?”
　　但是快一个世纪过去了，今天的少年人，仍然像我当年一样，不讨论时事，不关心松花江的水污染，不了解什么是矿难，不清楚自己班里的干部选举和自己有什么关系……
　　文化，都由一个一个的人组成，而文化的生命力来自于这一个个的人是否有独立的能力和批判的能力。
　　1934年，十六岁的瑞典少年印格玛·伯格曼看到纳粹的领袖。他和千万人一起大声欢呼，泪流满面。当人们后来已不再怀疑纳粹确实屠杀了数百万犹太人的时候，他还固执地说那是反纳粹的恶毒宣传。
　　许多年之后，电影导演伯格曼突然想通了自己为什么会那样拥戴希特勒：“我们从来没尝过自由的滋味。在一个权威体系里，所有的门，都是关着的。”
　　不管是一片青草、一个人、一个节目、一座村庄或是一个时代，成熟生长，都不是与岁月俱来的——除非土壤中饱含养分，枝叶经过风吹雨打，沉实厚重。还有，门打开着，自由，如春风自然流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