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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日，江苏省宜兴市官林镇中心小学校园，喧闹中透着凝重。一场特殊见面会从早上７时开始在这里进行。一方是来自天南地北的男男女女，另一方是本地的老老少少。
所有人胸前都挂着写有个人资料的“身份牌”，所有人都流露渴望和期待的眼神，他们为了同一个梦聚在一起——“寻亲”。
摄人心魄的场面
“这已经是我第10次出门找寻亲生父母了。来宜兴之前，我到过无锡、南京、上海等地的孤儿院，打听自己的身世。”提到寻亲经历，郭金华的眼泪直往下掉。今年已经44岁的她坐了两天火车才从河南济源到达宜兴。
像很多弃儿一样，郭金华至今不知道自己在哪里出生？怎么被送走？自己的亲生父母是谁？带着这些问题，她找了20年。她说，刚开始不好意思跟家里人说，偷偷托人打听，后来在家人的支持下，开始公开寻找亲生父母。
执着的寻亲者远不止郭金华一个人，在不大的官林小学操场上，挤满了来自全国许多地方的寻亲者。他们中，有的是组团结伴而来，有的携家人而来，有的是瞒着家人来的。这些人年龄大多50岁上下，有机关干部，大学教师，有农民，也有下岗工人。
记者在现场看到，寻亲者自发排成长排。每个人胸前的“身份牌”上，贴着发黄的黑白照片，有的还附上了孤儿院领养证明，有的干脆将自己现在的照片放得很大挂起来，以方便亲人寻找。
1964出生的杜玉玲在寻亲队伍中，算是年龄比较小的。她在一家公司做财务，家庭生活幸福，但寻找亲生父母的想法一直就没有断过。她的个人资料显示，她是7月5日出生的，出生两个月后被父母遗弃，后被杜姓人家从当时的上海育儿院领养。
杜玉玲说，自己花了500元特地做了一张很大的近照带来，目的是便于认亲，她还把仅存的1岁时的2张黑白照片放在中间，以帮助亲人辨认。
“这次前来寻亲，我是以出差为借口过来的。我也知道，找到亲人的希望非常渺茫，但是不来看看，又不死心。毕竟这样集中寻亲的机会太难得了。” 场外的气温已经升到32摄氏度，杜玉玲始终举着自己的照片。
不让失望打败自己
“有人找到了！”这句看似不经意的话，引发了整个人群的骚动。杜玉玲马上踮起了脚尖张望。杜玉玲已经站了2个小时，前来询问的人不多，大多数人一看年龄，就走开了。前来认亲的人中，寻找20世纪50年代末出生的人比较多。
感人的一幕出现在上午9时左右。家住江苏无锡的陆建勤早晨6时赶到寻亲现场，寻找姐姐。由于姐姐失散时，自己还没有出生，所以他只能凭父母回忆的特征找姐姐。陆建勤在人群中足足转了10圈，也没有发现体貌特征相似的人。然而，一个巨大的惊喜正在向他走来：一名叫汪爱胜的中年妇女，站在人群中目光也在不停地寻找，不经意中，陆建勤看见了这位与自己长得较像的陌生人的眼睛。
陆建勤主动走上去，询问很多情况，再仔细瞧瞧，长相更加坚定了他认亲的想法。“姐姐！”当他脱口而出时，两个人紧紧拥抱在一起，幸福而激动的泪水流淌着……
原来，陆建勤的姐姐6岁时，也就是1959年，一个人出门玩耍时“丢”了，后来从孤儿院转辗到河南兰考县，被火车站的一位职工领养。她多次出来寻亲，但都没有打听到父母的下落。4月28日那天她还通过电台寻亲，也没有结果，没想到在这样一个场合实现了梦想。看着这对姐弟手拉手远去的背影，不少人情不自禁地热烈鼓掌。
来自山东淄博的吴静华也是幸运者。她是抱着试试看的想法来的，没想到，竟然被已85岁高龄的父母认出来了。吴静华跪着抱住母亲久久不放，泪水流淌不止。是一个小花兜成全了这一家人的团聚。吴静华1岁被送走时，穿着这件小花兜，小花兜被保留了下来，而亲生父母也牢牢记着这件物品。
看到已经破烂的小花兜，父母二话没说，就认了这个失散50年的女儿。老夫妇不停地抚摩女儿的头，忘记了赶快回家。
那些已有多年寻亲经历的人知道，即便是这样一个大规模的寻亲会，找到亲人的人也只能是极少数。事实也是这样。上午的见面会，只成功寻亲4对，有的是否有真正的血缘关系，还要看DNA鉴定。也就是说，不远千里赶来，绝大多数人最后还是落得失望。
不过，对这些把寻亲作为生活一部分的人来说，不会轻易说失望的。只要自己的脚不停下来，希望总是存在心中。来自山西的贾拴娥清楚地记得，她6岁时是父母从上海浦东送走的。这几年，随着年龄增大，她越来越思念亲生父母。到宜兴之前，她已在上海找了一个月。
贾拴娥说，她的村子里就有3个从上海来的弃儿，有两个在找父母。虽然，他们与自己的养父母关系都很好，但始终不能放弃寻找亲生父母的想法。
真情在传递
“能举行这样一个见面会，多亏了吕大姐，不是她的热情和操心，我们就又少了一次寻亲的机会。”来自唐山的寻亲者刘宝麟说。
人群中，有一位头发花白，个子不高的老人在忙碌。她，就是这次寻亲活动的组织者吕顺芳老人，也就是那个被寻亲者亲切称为“吕大姐”的人。据介绍，吕顺芳是因为在找寻自己失散多年的妹妹过程中，了解到还有很多人与她有类似的经历，而想到组织寻亲活动的。
吕顺芳从2000年开始主动帮助弃儿和失散家属搜集资料，并穿针引线组织面对面的寻亲活动。老人说这已经是第6次举办类似活动了。为了这次见面会，她从年初就开始准备，给弃儿打电话，通过媒体发布消息，家里的电话也成了“寻亲热线”，甚至还把一些经济条件较差的寻亲者接到家中居住。
“我们这些人有个共同的心愿，就是找到失散亲人。尽管自己还没有找到妹妹，但也非常想通过自己的努力，帮助他人实现这个心愿。我现在已经成功地帮助50多个家庭团聚。”由于每天要接许多电话，吕顺芳说话的声音都嘶哑了。
吕顺芳所帮助的寻亲者，大多是出生于20世纪50年代中期到60年代初期的苏浙沪一带的弃儿。大部分人是因为家庭困难，无法抚养而被遗弃，后被孤儿院收养，再转而送往山东、河南、河北、辽宁等地，被当地人家领养。吕顺芳朝思暮想的妹妹也是在这种情况下被父母送走的，因为不送走就面临饿死的危险。
这次寻亲活动能够顺利举行，与当地小学的支持分不开。学校不仅提供了场所，还安排了志愿者为寻亲者服务，同时提供喝水、盒饭、医疗等保障服务。
这次寻亲活动能够成功进行，还与各地媒体帮助有关。许多媒体免费刊登这次活动的相关信息，并派记者跟踪报道。一些人还表示，要支持寻亲者建立一个网站，把所有人的资料、照片都放上去，让更多的人知道这个群体，帮助这个群体。
背景资料：寻亲人
20世纪50年代中期到60年代初，由于天灾等原因，不少地方和家庭经济困难，生活艰难，特别是1960年前后的三年自然灾害，使得鱼米之乡的江南地区陷入了贫穷境地，许多家庭不得不舍弃年幼的孩子，这些孩子有的被遗弃街边，有的被偷偷放在孤儿院门口。资料显示，上海、无锡、常州等地几十个孤儿院收弃儿较多。后来在政府组织下，很多弃儿被送到种粮条件较好的山东、河北、辽宁、内蒙古等地。他们中大多数人被人家领养。
这些人长大成人了解了自己的身世后，萌生了“见见亲生父母”的念头；“生父生母”们也在条件好转后想寻找自己的孩子，于是出现了“寻亲人”。
寻亲活动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90年代以后规模越来越大。现在北方很多城市都成立了寻亲团，进行集体寻亲活动。
目前，他们的寻亲活动得到了社会的一些帮助，但仍有许多困难。他们希望政府能够帮助他们搭建寻亲平台，让他们更快地实现心愿。
所有人胸前都挂着写有个人资料的“身份牌”，所有人都流露渴望和期待的眼神，他们为了同一个梦聚在一起——“寻亲”。
摄人心魄的场面
“这已经是我第10次出门找寻亲生父母了。来宜兴之前，我到过无锡、南京、上海等地的孤儿院，打听自己的身世。”提到寻亲经历，郭金华的眼泪直往下掉。今年已经44岁的她坐了两天火车才从河南济源到达宜兴。
像很多弃儿一样，郭金华至今不知道自己在哪里出生？怎么被送走？自己的亲生父母是谁？带着这些问题，她找了20年。她说，刚开始不好意思跟家里人说，偷偷托人打听，后来在家人的支持下，开始公开寻找亲生父母。
执着的寻亲者远不止郭金华一个人，在不大的官林小学操场上，挤满了来自全国许多地方的寻亲者。他们中，有的是组团结伴而来，有的携家人而来，有的是瞒着家人来的。这些人年龄大多50岁上下，有机关干部，大学教师，有农民，也有下岗工人。
记者在现场看到，寻亲者自发排成长排。每个人胸前的“身份牌”上，贴着发黄的黑白照片，有的还附上了孤儿院领养证明，有的干脆将自己现在的照片放得很大挂起来，以方便亲人寻找。
1964出生的杜玉玲在寻亲队伍中，算是年龄比较小的。她在一家公司做财务，家庭生活幸福，但寻找亲生父母的想法一直就没有断过。她的个人资料显示，她是7月5日出生的，出生两个月后被父母遗弃，后被杜姓人家从当时的上海育儿院领养。
杜玉玲说，自己花了500元特地做了一张很大的近照带来，目的是便于认亲，她还把仅存的1岁时的2张黑白照片放在中间，以帮助亲人辨认。
“这次前来寻亲，我是以出差为借口过来的。我也知道，找到亲人的希望非常渺茫，但是不来看看，又不死心。毕竟这样集中寻亲的机会太难得了。” 场外的气温已经升到32摄氏度，杜玉玲始终举着自己的照片。
不让失望打败自己
“有人找到了！”这句看似不经意的话，引发了整个人群的骚动。杜玉玲马上踮起了脚尖张望。杜玉玲已经站了2个小时，前来询问的人不多，大多数人一看年龄，就走开了。前来认亲的人中，寻找20世纪50年代末出生的人比较多。
感人的一幕出现在上午9时左右。家住江苏无锡的陆建勤早晨6时赶到寻亲现场，寻找姐姐。由于姐姐失散时，自己还没有出生，所以他只能凭父母回忆的特征找姐姐。陆建勤在人群中足足转了10圈，也没有发现体貌特征相似的人。然而，一个巨大的惊喜正在向他走来：一名叫汪爱胜的中年妇女，站在人群中目光也在不停地寻找，不经意中，陆建勤看见了这位与自己长得较像的陌生人的眼睛。
陆建勤主动走上去，询问很多情况，再仔细瞧瞧，长相更加坚定了他认亲的想法。“姐姐！”当他脱口而出时，两个人紧紧拥抱在一起，幸福而激动的泪水流淌着……
原来，陆建勤的姐姐6岁时，也就是1959年，一个人出门玩耍时“丢”了，后来从孤儿院转辗到河南兰考县，被火车站的一位职工领养。她多次出来寻亲，但都没有打听到父母的下落。4月28日那天她还通过电台寻亲，也没有结果，没想到在这样一个场合实现了梦想。看着这对姐弟手拉手远去的背影，不少人情不自禁地热烈鼓掌。
来自山东淄博的吴静华也是幸运者。她是抱着试试看的想法来的，没想到，竟然被已85岁高龄的父母认出来了。吴静华跪着抱住母亲久久不放，泪水流淌不止。是一个小花兜成全了这一家人的团聚。吴静华1岁被送走时，穿着这件小花兜，小花兜被保留了下来，而亲生父母也牢牢记着这件物品。
看到已经破烂的小花兜，父母二话没说，就认了这个失散50年的女儿。老夫妇不停地抚摩女儿的头，忘记了赶快回家。
那些已有多年寻亲经历的人知道，即便是这样一个大规模的寻亲会，找到亲人的人也只能是极少数。事实也是这样。上午的见面会，只成功寻亲4对，有的是否有真正的血缘关系，还要看DNA鉴定。也就是说，不远千里赶来，绝大多数人最后还是落得失望。
不过，对这些把寻亲作为生活一部分的人来说，不会轻易说失望的。只要自己的脚不停下来，希望总是存在心中。来自山西的贾拴娥清楚地记得，她6岁时是父母从上海浦东送走的。这几年，随着年龄增大，她越来越思念亲生父母。到宜兴之前，她已在上海找了一个月。
贾拴娥说，她的村子里就有3个从上海来的弃儿，有两个在找父母。虽然，他们与自己的养父母关系都很好，但始终不能放弃寻找亲生父母的想法。
真情在传递
“能举行这样一个见面会，多亏了吕大姐，不是她的热情和操心，我们就又少了一次寻亲的机会。”来自唐山的寻亲者刘宝麟说。
人群中，有一位头发花白，个子不高的老人在忙碌。她，就是这次寻亲活动的组织者吕顺芳老人，也就是那个被寻亲者亲切称为“吕大姐”的人。据介绍，吕顺芳是因为在找寻自己失散多年的妹妹过程中，了解到还有很多人与她有类似的经历，而想到组织寻亲活动的。
吕顺芳从2000年开始主动帮助弃儿和失散家属搜集资料，并穿针引线组织面对面的寻亲活动。老人说这已经是第6次举办类似活动了。为了这次见面会，她从年初就开始准备，给弃儿打电话，通过媒体发布消息，家里的电话也成了“寻亲热线”，甚至还把一些经济条件较差的寻亲者接到家中居住。
“我们这些人有个共同的心愿，就是找到失散亲人。尽管自己还没有找到妹妹，但也非常想通过自己的努力，帮助他人实现这个心愿。我现在已经成功地帮助50多个家庭团聚。”由于每天要接许多电话，吕顺芳说话的声音都嘶哑了。
吕顺芳所帮助的寻亲者，大多是出生于20世纪50年代中期到60年代初期的苏浙沪一带的弃儿。大部分人是因为家庭困难，无法抚养而被遗弃，后被孤儿院收养，再转而送往山东、河南、河北、辽宁等地，被当地人家领养。吕顺芳朝思暮想的妹妹也是在这种情况下被父母送走的，因为不送走就面临饿死的危险。
这次寻亲活动能够顺利举行，与当地小学的支持分不开。学校不仅提供了场所，还安排了志愿者为寻亲者服务，同时提供喝水、盒饭、医疗等保障服务。
这次寻亲活动能够成功进行，还与各地媒体帮助有关。许多媒体免费刊登这次活动的相关信息，并派记者跟踪报道。一些人还表示，要支持寻亲者建立一个网站，把所有人的资料、照片都放上去，让更多的人知道这个群体，帮助这个群体。
背景资料：寻亲人
20世纪50年代中期到60年代初，由于天灾等原因，不少地方和家庭经济困难，生活艰难，特别是1960年前后的三年自然灾害，使得鱼米之乡的江南地区陷入了贫穷境地，许多家庭不得不舍弃年幼的孩子，这些孩子有的被遗弃街边，有的被偷偷放在孤儿院门口。资料显示，上海、无锡、常州等地几十个孤儿院收弃儿较多。后来在政府组织下，很多弃儿被送到种粮条件较好的山东、河北、辽宁、内蒙古等地。他们中大多数人被人家领养。
这些人长大成人了解了自己的身世后，萌生了“见见亲生父母”的念头；“生父生母”们也在条件好转后想寻找自己的孩子，于是出现了“寻亲人”。
寻亲活动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90年代以后规模越来越大。现在北方很多城市都成立了寻亲团，进行集体寻亲活动。
目前，他们的寻亲活动得到了社会的一些帮助，但仍有许多困难。他们希望政府能够帮助他们搭建寻亲平台，让他们更快地实现心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