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圣诞节，我们陷入了恐惧。
　　那是1944年，对我们家来说，战争似乎永远不会结束。电报是8月份到的，随后，鲍伯的几件私人物品、一面曾经掩盖过他的遗体的旗子、他在菲律宾岛上坟墓的位置图以及一枚飞行荣誉十字勋章接踵而至，这使我们内心的悲痛不断加深。
　　我哥哥鲍伯生长于广袤无垠的大草原，自从他第一次看见飞机，他就梦想着有朝一日能够驾驶飞机飞上美丽的蓝天。二战爆发时，鲍伯去最近的空军基地应征，被帕斯科的训练学校评为“出色舵手”，后来偶然加入了加州圣玛丽的“毛虫俱乐部”（意思是引擎故障紧急救援）。
　　母亲担心得整天为他祈祷，她知道他天生就无所畏惧。毕业前，他申请转到位于佛罗里达州的海上空军军团去了。
　　他们说鲍伯是被一架从新几内亚飞过去的敌机射中身亡的。
　　我在心中为他勾画了一幅震颤着机翼穿过重重云层的图画。在我的图画中，他正在做他最想做的事，碧蓝的眼睛里闪着光芒。
　　我从未为他而哭泣，但是，为了那从没有在我父母的眼睛里消失过的悲伤，我不知哭过多少回。
　　母亲的信念一直支撑着她，但父亲却日渐衰老。我们知道父亲内心很痛苦，他强迫自己每天工作，却对一切都失去了兴趣，包括他以前最爱参加的共济会会员俱乐部活动。他曾经非常想要一枚共济会会员的戒指，并且已经开始攒钱。鲍伯死后，这件事当然也停止了。
　　我对即将到来的圣诞节感到恐惧。以前鲍伯很爱过圣诞节，他的热情常常能够感染我们。没有鲍伯，圣诞节还有什么意思呢？
　　爸爸静静地一坐就是很长时间，独自沉默地注视着窗外。母亲的心则由于担忧变得越发沉重……
　　12月23日，又一只官方包裹寄来了。我父亲板着脸看着母亲打开包裹，里面是鲍伯的一套蓝色军服。“过了这么久，为什么，噢，为什么，看在上帝的份上，他们为什么还要寄来他的军服呢？”我痛苦地想。
　　当母亲准备把军服重新叠好收起来时，她习惯性地摸了摸他的口袋。在他上衣的一个小小的口袋里，母亲摸到了一张折叠得整整齐齐、干干净净的5美元钞票，另外还有一张小字条，字条上有母亲极为熟悉的笔迹:“给爸爸买共济会会员戒指。”即使我活到100岁，也绝不会忘记当时父亲脸上的表情。那是某种美丽的转变:惊奇，喜悦，然后是心灵的平静。噢，这就是爱的威力！他呆呆地站在那里，盯着字条，他手里那张叠得整整齐齐、干干净净的5美元钞票似乎是一件不朽的圣物。然后，他走到悬挂在墙上的鲍伯的画像前，庄严地致了个礼。
　　“圣诞节快乐，儿子。”他低声祈祷，一滴大大的泪珠悄悄地滑落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