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中国当代艺术的另一种生存轨迹。他们本生长于拥有自己文化的土壤,远离市场,可是为了追随那个能带来名和利的方向,北京的798和宋庄成为了他们的圣地,而身边的文化则逐渐成了装裱甚至负累
　　
　　
　　一条瘦长的台阶从展厅里蜿蜒出来,形成一个环形再流入展厅——模仿着机场行李提取处的传送带。“传送带”上摆放着十几个打开的黑色行李箱,里边分别盛放着十年来在西安举办过的当代艺术展的现场照片;“传送带”另一侧是一个粉红色的充气装置作品,制作成人类胃口的形状,这属于某次西安本土展览的遗产。旁边的楼上悬挂着口号“一个又软,又硬,天天生产艺见的流动群落”。
　　这是北京宋庄艺术区安静的一隅。第五届宋庄艺术节以“群落!群落!”作为主题,邀请西安、青岛、昆明等地的艺术家群落参展。艺术节试图借此使中国自由艺术家群落由早期的流浪状态向落地生根转变。作为总召集人,著名当代艺术批评家栗宪庭解释了展览的示范性企图,“90年代初,自由艺术家被驱赶、流浪,不能展览。宋庄已提供了一个样本,艺术家改变了当地的经济结构,与当地形成了相互依存的状态。”——策划人和艺术家希望通过这样的展览,展示出艺术家可以为一个地区提供的能量,从而使政府给艺术家以宽容、支持和理解。
　　
　　从钟楼到变形金刚
　　
　　岳路平跳上传送带,指着一幅幅展览照片如数家珍,“这是一个瑞士艺术家到西安做驻地访问的时候拍的,那个是我和张楚一起做的一个展览,那边那个是早期的一个行为艺术家的展览,让过路人把墨汁、醋、酒什么的都混合起来,艺术家必须喝下去……”岳路平是本次西安群落的策展人,也是活跃西安当代艺术圈十年的“元老”,虽然他只有34岁。
　　岳路平在传送带的一端向展厅走去,脚下的照片也是西安当代艺术十年的脉络——从极端的身体行为实验逐渐转为温和与国际化。他从传送带上蹦下来,迎面是一个四肢着地的猛兽,只是相貌被置换成为孔子,下面的标示牌上写着:吼子。“会叫的孔子。”岳路平笑笑说,这是他自己的作品。作品中包含着诸多隐喻:中国本土文化的重新发声或者中国在崛起中带给世界的危险感觉。装置背后,是一个庞大的展厅,摆放着西安艺术家们当下的作品。
　　展览空间被岳路平特意做了区划,取名为“变”和“艺术家 家”。这是两组似乎截然对立的作品形态,反映着两代西安艺术家的分野。
　　“变”意味着与传统割裂,这个版块中有一组拼贴而成的作品《相似之妙》,由十数张照片组成,照片中的人物原本为姚明,经过逐渐PS,在最后的图像中已经成为了李宇春微笑的脸庞。创作者席红哲两年前刚从西安美院毕业,“这来源于网友自己的制作。我现在的作品基本上都来源于网络的现成品,我再进行转化和改造。”他代表着一批生于80年代艺术家的思路,利用网络和数码技术拼贴出有趣的和具有时代感的图像,彻底消解了重大的意义。《相似之妙》的旁边,充满了类似的作品:有调侃而古怪的世界新闻联播,也有充满梦幻气质的观念摄影,还有举重若轻的小幻想——将西安钟楼经过几次折叠成为变形金刚。
　　“这些年轻艺术家的创作大多都与网络有关,与西安本身的文化毫无关系,他们没有这个负担。”策展人岳路平指着另一侧说,“所以我特意做了这样的对比”。那些充满网络气息的作品隔壁,是“艺术家 家”版块。这里有明显的厚重气息:面貌稍作修改的铜铸狮子,充满古典花纹的透明盾牌,如兵马俑般站立一处的人体模型……这些作品的主人大多35至40岁,出生并一直居住于西安,甚至有人就工作在兵马俑和汉阳陵博物馆。“他们的作品和西安本土、和西安古典文化,是自然的滋养关系。”岳路平说,他们来到北京之后不几天就急着回到西安,北京是中国当代艺术的大本营,但他们并不感到舒适。而同行的年轻艺术家更愿意多在北京停留。“我对北京倒没有仰视,是好奇吧。”生于1985年的女艺术家苏丹一边不停用手机拍照一边笑着说道。
　　
　　千年古城与10年当代艺术
　　
　　苏丹的身后是她自己的作品——斑斓的色块涂抹成的电脑键盘,按键拥挤而扭曲,一个挺拔的回车键毫无理由地植入中间——这是她对西安这座城市印象的转喻。另一幅油画是纵横交错的水纹,蓝色与土黄,深不可测,闪电般交杂。旁边有一幅照片:白墙裸砖,满地颜料,那是她的工作室。和其他很多作品的形态一致,三幅作品夹在一起,被装进一个标准大小,正好可以放进行李箱的框子内。
　　“就像一个西安肉夹馍,对城市的印象和工作室照片夹着自己的作品。”策展人岳路平说。这些置于行李箱的作品和照片隐喻了一个偏安西北城市的艺术群落的聚集和流动。
　　苏丹照片中的工作室,与北京艺术家的并无二致,有裸露的砖墙、金属管道以及房子外面荒凉的铁轨。这里被称作纺织城艺术区。与由德国援建的北京798厂房相似,西安纺织城艺术区50年代由苏联援建,市场经济转型之后,巨大的纺织城逐渐衰败。纺织城距离西安市中心20分钟车程,在当地被视为远郊,开始无人看好。
　　2006年,策展人岳路平野心勃勃地带领西安一批艺术家寻找安身之处。起初他们幻想与房地产商合作,并且将著名旅美当代艺术家谷文达拉来助阵,房地产商问谷文达:“你认为当代艺术是什么?”谷文达说,“当代艺术是对社会伦理、现状、文化进行的不断挑战。”
　　可商人不需要挑战社会。合作失败。但房产老板给岳路平留下了一间办公室。他以此为据点,在带领艺术家比较了乱糟糟的洗车场和正拆迁的光电研究所之后,终于无奈选择了纺织城。彼时是2007年2月,11名西安艺术家进驻纺织城,成为这个古城艺术区的第一批住客。而那时的北京798已经成为时尚旅游景点。
　　北京老厂房的“成功”经验成为西北艺术家的一个参照。对于生长于西安的这些70后和80后艺术家来说,北京艺术家在90年代被驱赶于东村以及圆明园的历史更像涂抹着灰色光环的传说。轰轰烈烈的八五美术思潮中,西安艺术家并未出现太多身影;直到1999年,国画专业的岳路平将自己的装置作品放入西安美院的毕业展,当代艺术才在西安登堂入室。
　　与北京798命运相似,西安纺织城中的艺术家面临厂房拆与不拆的惶恐;不同的是,他们没有经历颠沛流离。仅4个月,厂房抢租一空。在北京、上海等地高调支持创意产业园区的背景下,西安市长“微服私访”纺织城后,发出同样的“振兴”口号,纺织城得以保留下来,并修建了公交线路。厂长面对变化瞠目结舌,同时迅速将房租从每平米每月5.5元上涨到11元——虽然这个价格在798只能负担一天的租金。
　　现在,纺织城艺术区的近3万平米厂房分为ABC三区,均出租出去,三分之一为职业艺术家,他们大多像苏丹和席红哲这样,刚毕业不久,靠家人资助和自己做些零工为生,寄希望于未来功成名就。其他人则多数有一份工作,或为设计师、商业摄影师,或在博物馆,当代艺术只是他们半职业的爱好。
　　西安的艺术家有着长安画派的传统,同时又生活于一个积淀深厚的城市,传统的学院教育艺术家应该与古老文明发生关系,而生活于网络世界的年轻人,又在主动割裂自己与这座城市的关联。“他们的感觉就是只是偶然生活在西安而已。”岳路平说。这很像西安秦岭中的小群落与纺织城的对应,西安的一些中年艺术家在秦岭修建宅院,安宁生活,与世无争;而他们的子女很多从事艺术,则将工作室设立在纺织城,积极参与北京的展览,追求成功。
　　
　　市场之外的自我突围
　　
　　艺术节开幕已经一周,席红哲和苏丹还留守宋庄的展厅里,有时,像方力钧这样的宋庄“地头老大”会独自到展馆转转。岳路平走上去和他聊天,方力钧不说话,笑着用小相机拍照,席红哲和苏丹则怯怯地叫一声“方老师”,然后退守一边。
　　
　　没有“大腕”在的时候,这些年轻艺术家则会很自信地评价自己,“说实话,我很想把西安的文化和我自己的作品扯到一块,算是一种策略吧。”席红哲不避讳地说,“如果不考虑策略的话,我的作品和西安本身没有关系。”
　　席红哲和苏丹分别出生于咸阳和宝鸡,呆在纺织城艺术区的艺术家大多数是西北人,他们毕业于西安美院或者在当地文化圈工作,但西安本地人并不很多。
　　在北京,艺术区的发展与市场直接相连,大批艺术家进驻艺术区的企图就是为了引起藏家和批评家的关注。但在西安的艺术家和市场的关联不大,直到现在,西安尚无经营当代艺术的画廊。岳路平曾邀请如希克、费大为、顾振清等知名的藏家和批评家来到西安,试图为他们的作品打开市场,但他承认“这样成本太高”。
　　于是,岳路平根据自己参加国际驻地艺术家计划的经验,有了做“前店后厂”的想法。他们联手在毗邻宋庄小堡的辛店租下一座院子,西安纺织城的艺术家们轮流进驻,作为西安艺术家们的“前店”,与北京互通有无。
　　这是一个由原木做房梁,挖了鱼池,种满植物的院落。席红哲和苏丹这段时间就住在这里。另外还有两名4年前从西安美院毕业后就来到宋庄的艺术家。他们的作品大多也与网络、卡通有关。不过主攻卡通绘画的艺术家开始嘟囔着,“前两年卖得还可以,现在市场不行了。”
　　居住在西安群落展区不远处的艺术家李伦,也去观看了后辈的展览。他认同这种艺术家群落对于年轻人的帮助,“这种艺术家群落能激励一个人去画画。”他坐在自己满是风景画的工作室里说。但是因为年龄差距,李伦并不喜欢这些作品。今年已经68岁的李伦代表着新中国最早的美术创作思想, 60年代进学院系统学习绘画,毕业后从事教育和宣传工作的他,认为绘画“一定要表达真善美”,所以,他至今仍然选择与政治无关的风景油画,走遍中国名人故居,用记录方式将其逐一呈现,且对于年轻一代的政治波普或者网络灵感的创作并不感冒。而早在80年代开始,西方美术思潮席卷中国,当代艺术理论已彻底接管了年轻的一代。 ★
　　
　　上世纪80年代初,中国的年轻艺术家开始探讨和尝试当代艺术,并通过1985年左右的“八五新潮”运动达到高峰。其间,各地青年艺术家自发形成了如“厦门达达”“北方群体”“西南艺术研究群体”“新野性画派”等多个现代艺术团体,现已成名的张晓刚、王广义等人均为当时活跃人物。
　　“1989现代艺术大展”上,这些群体聚集中于国美术馆形成庞大的总结式展览。进入90年代,随着政治、经济等大气候的变化,这些现代艺术群体纷纷沉寂,有些人以自由艺术家身份聚集北京圆明园、东村等地,有些放弃当代艺术实验。
　　进入21世纪后,中国当代艺术的市场价格在西方资本裹挟下迅速走高,一批“八五新潮”运动的中坚人物成为了当代艺术明星,其他人则逐渐在大众视野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