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回乡过年，每一天都会吃很多祭，这是春节的保留节目。祭在吾乡潮州，担负的身份不仅是食品，还是逢年过节祭拜的重要供品。潮汕人在祭祖拜神上极为隆重，祭代言了一部分的虔诚。大年廿九这一天，家家主妇都要集中精力，在这一天里制作出上百个祭。
　　
　　祭的种类极为繁多。从味道分，有甜的咸的淡的半咸半甜的。从形状分，有圆的方的六角形的花朵形的还有不规则形状的。从祭皮的材料分，有的用糯米粉有的用黏米粉有的半糯半黏还要混合一些植物汁液（比如鼠壳茸）。从祭里面包裹的内容来分，有绿豆沙有芋泥有花生芝麻酱有糯米饭
　　于是，祭在游子的心目中，与工夫茶、潮绣、潮剧一样，渐渐变成一种文化符号。很多时候，游子们的乡愁可以在吃一个祭的时候得到解决。但如果客观去看，味道并不稀奇。
　　一个祭的原材料何等平淡，它的复杂，全在于制作过程，在于它的形式。这种形式背后，自有人类学意义。
　　祭是吾乡祖先在食物贮存上想到的最好方式：用各式米粉加植物汁液，包裹最平常可见的材料，一来使它们美观，二来让它们便于储存。
　　从人类学的角度上讲，食物贮存方式的多样化，是决定这个族群发展的关键，是狩猎采集社会与农耕社会的重大区别。狩猎采集社会里，人们不需要并不懂得贮存食物，而农耕社会，人们需要它。后者因为有了贮存物，而有了固定居所，而缩短了生育期，开始放任地生育，于是人口稠密，反过来又使得劳动力更加便宜。
　　与此同时，因为能够贮存食物，人们因此产生出更多的闲职，比如神职人员、手艺人、抄写员;行政上层人物就可以控制别人生产的粮食，维护征税的权利，无需去养活自己。有没有贮存粮食，很可能是一个族群在征服其他族群上的重要优势之一。
　　基于这样的思考来看待吾乡潮汕地区的诸多美食，会发现很多的食物，与祭有同样的制作思路，以及制作目标。比如说，杂咸。
　　杂咸也是为了便于贮存而产生的。
　　杂咸的原材料比祭更加廉价，无非是各式蔬菜帮子，晒干的萝卜、橄榄等。光以橄榄而论，就可以做出油橄榄、黑橄榄、橄榄糁等。萝卜也有各种做法，包括老萝卜、新萝卜、咸菜、酸咸菜和贡菜，都是由蔬菜帮子制作出来的。这些极为廉价的原材料，是加上盐，或者糖，或者酒，或者鱼露酱油之类的各种酱料，并因其发酵程度不同产生了截然不同的风味。
　　杂咸和祭，有着起码两个以上的共同点，第一，是便于贮存。第二，是非常普通的食材加上非常精致复杂的做法工序，好比在麻袋上绣出花来。
　　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变化和细节呢？从人类学上找原因，则是人口红利。潮汕地少人多，人们对人力资源的信奉达到了一种难以置信的程度，所以这里成为一块超计划生育严重的土地。在对他人的祝福中，“添丁”甚至比“发财”更加重要。人口众多的环境下，时间，就变成一种可供无尽消遣的东西。
　　工夫茶的出现，也是在时间过多、无以排遣的情况下产生的。潮绣也一样，极尽精细;潮剧更不用说，缓慢的程度无法用文字细描，唱腔里一个婉转的“啊”字，足以让人上一趟厕所。
　　时间多，人口多，相应地，物资就少了。时间和人力不值钱，就发展出来一种粗菜细做的功力。地里的野菜可以上宴席，只要做法够精致。祭光是模子就有十几种，分类如此繁多，人们在每一个节气做的祭也不同，要拜的神也不同，神的分工也不同，这么繁琐的日常生活，足以耗掉生生不息的人口，以及生生不息的时间。
　　如果真的有那么多的神，它们在这片繁忙的土地上空，看到繁忙而密集的人们，在一些简单的食材上用盡才智和心力，一定会愉快地笑。它们在人间各司其职，在每一片土地上因材施教，万物万事都在它们的轨道上，呈现出最合理的姿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