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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先生在《建国方略》中提出要将武汉建成世界最大都市之一，20世纪武汉一度是中国内陆最大的城市，有“东方芝加哥”的美誉。武汉之大，当然并非仅面积之大……
中国当下，不论是从城市本身发展的定位、还是从区域经济发展的角度来看，“大”字当头几乎又有成为一种趋势之嫌。但是，可能只有一个城市被冠以“大”字是理所应当的，那就是武汉。
2007年中，美国著名的地理科学类杂志《国家地理》根据先进的测绘卫星定向遥测证实，武汉是中国最大的城市，“这里的城市建成区超过中国的首都北京，是上海的2倍、天津的3倍、南京的4倍、重庆的5倍、杭州的6倍、苏州的10倍，大连的20倍……”
武汉之大，当然也并非仅是面积之大。
新中国成立时，将直辖市“汉口市”、湖北省会“武昌市”和地级市“汉阳市”三市合并而成，诞生了当时中国最大的城市。 “一五”期间，国家又对这个中国唯一门类齐全基础雄厚的大都市进行了大规模的投资，如改造了当时远东最大的钢铁联合企业“汉阳汉冶萍钢铁联合股份公司”，并兴建了当时全国最大的武汉钢铁公司和长江第一桥“武汉长江大桥”；“二五”又启动了当时中国最大的汽车制造企业——中国第二汽车制造厂（现东风汽车公司）武汉制造基地的项目建设。多年的建设，使武汉一直承担着全国经济举足轻重的地位，相当长时间内都是中国最大的工商业城市之一。
邓小平同志“南巡谈话”的第一站来到武昌。其后，武汉在旧有的全国三大工业中心、三大交通商业中心、三大教育中心的基础上，建成了新的全国三大制造业中心、三大科技开发中心、三大金融贸易中心，被认为在全国经济中起着龙腰的作用，1992年取代上海成为中国第一大上缴税收城市，一度向中央税收总贡献量是广东省的4倍，发展连年突破16%，经济总量一直保持全国前三甲，城市规模始终排名全国城市第一，被美国《未来杂志》评为未来世界第一大城市。
从历史中走来，“大武汉”一直是为武汉人心中挥之不去的一个情结。但时光荏苒，近些年大武汉在越来越多“大”城市的崛起中，身份变得越来越模糊了。
暂退二线？
在GDP排名中，武汉早已被挤出全国前十名，2006年排行14，2007年，武汉市实现人均地区生产总值4700美元，仅基本接近于我国香港特区、台湾地区以及新加坡、韩国上世纪80年代初期的水平。
1988年，湖北省率先将“中部崛起”作为地方发展目标，18年之后，仍然是中部六省的共同目标。而武汉，作为湖北省省会，也就自然而然成了与郑州、长沙、南昌等相提并论的中部省会城市。
对于武汉的从一线退居二线，一位市领导也毫不讳言：“改革开放之初，武汉、广州处在同一个水平线上，但现在我们的生产总值、地方一般预算收入已不到广州一半。”
在中国城市发展一片大好形势中，一个特大城市的长期塌陷，这的确是个问题。
中国城市研究的权威专家中国中央政策研究室城市研究一室杜刚健教授曾经评论道：“所谓的GDP排名，不切实际夸大其词，甚至是新闻炒作，如某特区排第三、某华东中小城市排第四、某东北港口旅游城市排第八，连西部欠发达城市都排进了前十等；中央对这类不良现象非常重视，并明文取缔所谓的年度城市GDP排名，杜绝所谓的政绩攀比，使全国经济按客观规律发展。城市之间作用不同，地位不同，如果单纯的比较，是不客观的。”
杜教授的话多少能够减轻大武汉面临的外部舆论尴尬，但是人们也会直观地用城市更新的速度、房地产开发的力度（尤其是房价涨势）、工资和消费水平等指标来评价一个城市经济发展的好坏。
几乎所有被问及的武汉当地人都会告诉我们，这几年，武汉和自己比进步是明显的，但是和别的城市比，还是慢的。
武汉市有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这在国内外大城市中不多见。一是充足的水资源，全市江河纵横，湖汊交织，水域面积占全市总面积的25.79%，居全国大城市之首；二是素有鱼米之乡美誉，尤其是鱼类资源和水生动物资源十分丰富。在武汉的汉口江滩上，我们看到沿堤都是各种水生物的石刻，足以说明这座城市如何以此为傲。
武汉还有着经济发展最重要的条件之一：交通便利。历来被称为“九省通衢”之地，是中国内陆最大的水陆空交通枢纽。距离北京、上海、广州、成都、西安等中国大城市都在1000公里左右，是中国经济地理的“心脏”，具有承东启西、沟通南北、维系四方的作用。
欧洲亚洲发展委员会的一组关于武汉的数据显示，“这里是距离世界最大的水利发电枢纽三峡大坝最近的中国大城市，这里的能源成本是上海的1/3；这里是中国的经济地理中心，交通成本是上海的1/4；这里是中国最大的淡水中心，工业成本是北京的1/8。”
而且，作为曾经华中地区最大的工商业城市，工业体系一直保持完整，20世纪90年代，武汉就建成了一座城市的四大开发区：武汉东湖高新技术开发区、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东西湖台商投资区以及阳逻开发区。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聚集着以东风汽车总部、东风有限汽车总部、东风本田总部等一批知名的汽车企业总部和东风汽车技术中心，是中国最集中的汽车产业基地之一；武汉东湖高新技术开发区即是享誉海内外的“武汉·中国光谷”，有着中国最大最具实力的的光电子产业生产和研发基地。而在金融服务方面，武汉银行密度为全国第五，拥有自己的区域性银行汉口银行。
如此好的经济发展条件，却不能在城市发展中变成优势，武汉人越来越看清楚，辉煌的历史有时候也会变成沉重的包袱，无论是在精神上，还是在经济发展上——这也是武汉人越来越多用自嘲的口气提及“大武汉”的原因之一。
汉口古田地区，曾经是国有企业密集的工业重地，1984年11月，德国专家格里希出任武汉柴油机厂厂长，这一由西方专家首度执掌中国国有企业而兴起的冲击波，冲开了中国国有企业技术引进、智力引进的闸门，然而，二十年来，这里显得十分沉寂。
2003年，古田一带被武汉市定位为都市工业园区，并纳入大汉正街的体系之中。记者在这里看到了政府已经做了大量的规划工作，全是整齐划一的办公小楼，而当年弥漫在空气中的机油味道和机器轰鸣声都已不再，不过，产业要上规模和档次，还需要耐心等待。
汉阳的龟山脚下，当年的万人国有企业工人居住区绿树成荫，掩映着这里的落寞。工厂的衰落一度使这里大白天都麻将声声，近年来，在政府全民创业的倡导下，人们开始从“汉阳造”走出来，到一江之隔的汉正街，寻找属于自己的生意，头顶的汉江索道伴着他们寂寞的穿梭往来。
不过，汉正街却因此而不断扩大。自从明朝汉水改道形成汉口镇后，位于汉水和长江交汇处的汉口陆续出现了大小码头，在这些码头的附近形成了汉正街商品集散地，成为中国当时最重要的贸易中心和物流中心之一。
1979年9月，武汉市委、市政府批准口区重新恢复、开放汉正街小商品市场，并以减免税收、不收或少收管理费等政策鼓励个体户到汉正街集中经营。
从复开伊始，汉正街就表现出非凡的生命力，从沿江的马路一直延伸到小巷深处，一户人家前店后厂。后来，政府为了市场秩序的考虑修建了几座大楼，希望能够集中管理，虽然引来人们不少争议，但记者看到，即便如此，汉正街还在不断向西蔓延，而且似乎交易物流都更加繁忙了。
从龟山电视塔的制高点俯瞰，汉正街上密集的屋顶和汉江边的货船，时光仿佛倒流；“汉阳造”的那一边，则已经悄然换上了艺术区的牌子——这是时下最新的潮流。
有人曾总结，中部塌陷的三大原因：农业为重，非国有经济薄弱和交通能力有限。其实，武汉都不在其列，武汉只是在后来中国经济的好几次战略布局中，都因为没有及时完成自己的转型，而渐渐失落了——不过，大象转身总是会费力一些的。
大商业，小市民
这个过程中，一直支撑武汉经济表面繁荣的是商业。商业是武汉的传统优势，商品零售总额仅次于四个直辖市及广州、深圳之后，位列第七。
武汉仅本地商业零售企业有中百、中商、武商、汉商等国内知名企业，还有沃尔玛、家乐福、麦德龙等世界500强企业。
据了解，宜家武汉店的规划也基本完成。宜家将在武汉投资3亿欧元，建宜家家居中心以及亚洲最大的购物中心，以武汉为核心辐射武汉城市圈乃至中部五省，并把中西部物流中心放在武汉，而且最终还将把生产制造中心也放在武汉。
武汉的商业市场容量似乎是无穷的。不管城市中心如何转移和分化，以汉口江汉路商圈和武昌司门口商圈为代表的老商业区并没有凋落的迹象，而新起的商业中心也以非常快的速度崛起，如徐东商圈、光谷商圈等；武汉商业的包容性也超出一些投资人的想象。有报道说，宜家在武汉考察的时候曾经担心汉正街会使自己无利可赚。最后，它还是选择了扎根武汉。
有武汉人戏称，武汉别的不多，就是人多，指的就是商业街上人头攒动的盛景。“不是逛街，就是打牌。”他们说因为武汉的商家“活动”特别多。
表面是折扣的吸引，实际上，商品零售业，恐怕是武汉经济体制改革领域最彻底和成熟的领域。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武汉市商业体制改革开始起步。1984年，武汉市被中央确定为经济体制改革试点城市，武汉市商业体制改革步伐加快，主要进行了商业行政管理组织机构及其职能的改革，发展商业行业中介组织，实行行业自律的改革，推进国有、集体商业企业改制，加快发展非公有制商业，实行对外开放，发展中外合资(独资)商业企业和推行新的经营方式等改革。这些改革使武汉商业从计划经济体制逐步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推进传统商业向现代商品流通业转变。
武汉商场于1986年在国内率先进行股份制改造。1992年，“鄂武商”股票在深交所上市，武汉武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成为全国首家异地上市公司。此后的四年间，“汉商”、“中百”、“中商”、“武石油”、“六百”等商业股份制集团公司陆续上市。2007年，武商、中百、中商三大集团实现企业联合重组，建立武商联集团，成为资产过百亿元的商业航母企业集团。
武汉还是1992年国家试点商业开放的城市之一，1994年，武汉首家外资（港资）零售企业——新世界百货店进驻，至此揭开新的开放一页。目前，外资包括港澳台商业已经基本完成大规模布局武汉中部区域市场的战略意图，全球最大或最有影响的大型商业企业基本上已经登陆武汉。
所以，是制度的转变和激烈的竞争，令武汉商业脱颖而出。
朱国，武汉人，毕业于北京商学院（后来的北京工商大学），理想是在商业领域干出一番事业，毕业后他考虑良久回到武汉，“因为武汉的商业环境不错。”之后在家乡的十年，他几乎转遍了驻汉的所有全球大超市，从职员到部门经理。现在，他在新世界百货集团下管理一家超市，他的超市里销售的几乎全部是进口商品。
但是，这也带来另一个问题。
在一份2007年中国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的统计表格中，武汉市排在株洲和唐山之后，名列47——数字或许有不同的统计口径，但其揭示的相对位置却值得思考。
在个人购买力与整体消费欲望之间有距离的时候，往往会有一种名叫“小市民”的城市文化类型悄然兴起。
消费文化的升级换代，会带动整个城市商业环境的进一步提升。
有数据显示，近年来，武汉市居民消费升级步伐也在加快，住房、汽车消费继续快速增长，消费信贷规模也不断扩大。
不过，大武汉而小市民，这样的组合之于这座城市的未来发展的影响，并不仅仅是商业发展的问题，它还将直接影响整个城市精神的重塑。
任何一座现代化城市，都不可能置身于激烈的竞争环境之外。今天，旅游业正在成为一个城市文明的战场。不论城市大小，经受得住旅游者的考验的城市，才是一座有型有款的城市。
一位武汉市民在“汉网”上慨叹到：如果武汉早早就确定旅游城市的定位，现在恐怕就不一样了……
武汉于第二批成为全国优秀旅游城市，在此之前，与之平级的14个副省级市都已经被第一批入选。目前，旅游总收入占武汉市GDP的比例仅达到10%～20%，武汉街头的房地产广告仍然大大超过了城市形象和旅游推广的广告。
无论如何，近年来，武汉市民开始为政府在秩序转变方面做的努力叫好，比如“麻木”从街头的消失，还有江滩的治理，许多外来人也感受到了武汉的变化。
事实上，武汉两江三镇的历史格局，早就为其留下了雄伟大气的城市文明遗产。
1889年，张之洞任湖广总督期间，大力推行洋务运动，兴建汉阳铁厂、湖北枪炮厂，刺激了武汉近代工业兴起和城市商品经济的发展；张还主持修建了芦汉铁路（京汉铁路前身），兴办教育，创建了两湖书院等新式学堂，推动教育；更有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首义于武昌，结束了统治中国两千年的封建王朝；1923年2月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京汉铁路工人为争人权、争自由、反帝反封建进行了一次震惊中外的“二七”大罢工，第一次显示了中国工人阶级的强大力量；1927年，作为中共中央农委书记的毛泽东积极倡导并在武昌红巷13号主办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推动了中国农民运动的发展。
而这一切并不仅存于历史记载的文字中，遗址遍布武汉三镇，散落民间的是那种开天辟地的浩然大气而已。
“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现在看来，这首让黄鹤楼千古留名的古诗词，仿佛慨叹的是这座城市的现在。
大武汉，要崛起，需要能够助推其经济转型和精神再造的契机。
中国当下，不论是从城市本身发展的定位、还是从区域经济发展的角度来看，“大”字当头几乎又有成为一种趋势之嫌。但是，可能只有一个城市被冠以“大”字是理所应当的，那就是武汉。
2007年中，美国著名的地理科学类杂志《国家地理》根据先进的测绘卫星定向遥测证实，武汉是中国最大的城市，“这里的城市建成区超过中国的首都北京，是上海的2倍、天津的3倍、南京的4倍、重庆的5倍、杭州的6倍、苏州的10倍，大连的20倍……”
武汉之大，当然也并非仅是面积之大。
新中国成立时，将直辖市“汉口市”、湖北省会“武昌市”和地级市“汉阳市”三市合并而成，诞生了当时中国最大的城市。 “一五”期间，国家又对这个中国唯一门类齐全基础雄厚的大都市进行了大规模的投资，如改造了当时远东最大的钢铁联合企业“汉阳汉冶萍钢铁联合股份公司”，并兴建了当时全国最大的武汉钢铁公司和长江第一桥“武汉长江大桥”；“二五”又启动了当时中国最大的汽车制造企业——中国第二汽车制造厂（现东风汽车公司）武汉制造基地的项目建设。多年的建设，使武汉一直承担着全国经济举足轻重的地位，相当长时间内都是中国最大的工商业城市之一。
邓小平同志“南巡谈话”的第一站来到武昌。其后，武汉在旧有的全国三大工业中心、三大交通商业中心、三大教育中心的基础上，建成了新的全国三大制造业中心、三大科技开发中心、三大金融贸易中心，被认为在全国经济中起着龙腰的作用，1992年取代上海成为中国第一大上缴税收城市，一度向中央税收总贡献量是广东省的4倍，发展连年突破16%，经济总量一直保持全国前三甲，城市规模始终排名全国城市第一，被美国《未来杂志》评为未来世界第一大城市。
从历史中走来，“大武汉”一直是为武汉人心中挥之不去的一个情结。但时光荏苒，近些年大武汉在越来越多“大”城市的崛起中，身份变得越来越模糊了。
暂退二线？
在GDP排名中，武汉早已被挤出全国前十名，2006年排行14，2007年，武汉市实现人均地区生产总值4700美元，仅基本接近于我国香港特区、台湾地区以及新加坡、韩国上世纪80年代初期的水平。
1988年，湖北省率先将“中部崛起”作为地方发展目标，18年之后，仍然是中部六省的共同目标。而武汉，作为湖北省省会，也就自然而然成了与郑州、长沙、南昌等相提并论的中部省会城市。
对于武汉的从一线退居二线，一位市领导也毫不讳言：“改革开放之初，武汉、广州处在同一个水平线上，但现在我们的生产总值、地方一般预算收入已不到广州一半。”
在中国城市发展一片大好形势中，一个特大城市的长期塌陷，这的确是个问题。
中国城市研究的权威专家中国中央政策研究室城市研究一室杜刚健教授曾经评论道：“所谓的GDP排名，不切实际夸大其词，甚至是新闻炒作，如某特区排第三、某华东中小城市排第四、某东北港口旅游城市排第八，连西部欠发达城市都排进了前十等；中央对这类不良现象非常重视，并明文取缔所谓的年度城市GDP排名，杜绝所谓的政绩攀比，使全国经济按客观规律发展。城市之间作用不同，地位不同，如果单纯的比较，是不客观的。”
杜教授的话多少能够减轻大武汉面临的外部舆论尴尬，但是人们也会直观地用城市更新的速度、房地产开发的力度（尤其是房价涨势）、工资和消费水平等指标来评价一个城市经济发展的好坏。
几乎所有被问及的武汉当地人都会告诉我们，这几年，武汉和自己比进步是明显的，但是和别的城市比，还是慢的。
武汉市有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这在国内外大城市中不多见。一是充足的水资源，全市江河纵横，湖汊交织，水域面积占全市总面积的25.79%，居全国大城市之首；二是素有鱼米之乡美誉，尤其是鱼类资源和水生动物资源十分丰富。在武汉的汉口江滩上，我们看到沿堤都是各种水生物的石刻，足以说明这座城市如何以此为傲。
武汉还有着经济发展最重要的条件之一：交通便利。历来被称为“九省通衢”之地，是中国内陆最大的水陆空交通枢纽。距离北京、上海、广州、成都、西安等中国大城市都在1000公里左右，是中国经济地理的“心脏”，具有承东启西、沟通南北、维系四方的作用。
欧洲亚洲发展委员会的一组关于武汉的数据显示，“这里是距离世界最大的水利发电枢纽三峡大坝最近的中国大城市，这里的能源成本是上海的1/3；这里是中国的经济地理中心，交通成本是上海的1/4；这里是中国最大的淡水中心，工业成本是北京的1/8。”
而且，作为曾经华中地区最大的工商业城市，工业体系一直保持完整，20世纪90年代，武汉就建成了一座城市的四大开发区：武汉东湖高新技术开发区、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东西湖台商投资区以及阳逻开发区。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聚集着以东风汽车总部、东风有限汽车总部、东风本田总部等一批知名的汽车企业总部和东风汽车技术中心，是中国最集中的汽车产业基地之一；武汉东湖高新技术开发区即是享誉海内外的“武汉·中国光谷”，有着中国最大最具实力的的光电子产业生产和研发基地。而在金融服务方面，武汉银行密度为全国第五，拥有自己的区域性银行汉口银行。
如此好的经济发展条件，却不能在城市发展中变成优势，武汉人越来越看清楚，辉煌的历史有时候也会变成沉重的包袱，无论是在精神上，还是在经济发展上——这也是武汉人越来越多用自嘲的口气提及“大武汉”的原因之一。
汉口古田地区，曾经是国有企业密集的工业重地，1984年11月，德国专家格里希出任武汉柴油机厂厂长，这一由西方专家首度执掌中国国有企业而兴起的冲击波，冲开了中国国有企业技术引进、智力引进的闸门，然而，二十年来，这里显得十分沉寂。
2003年，古田一带被武汉市定位为都市工业园区，并纳入大汉正街的体系之中。记者在这里看到了政府已经做了大量的规划工作，全是整齐划一的办公小楼，而当年弥漫在空气中的机油味道和机器轰鸣声都已不再，不过，产业要上规模和档次，还需要耐心等待。
汉阳的龟山脚下，当年的万人国有企业工人居住区绿树成荫，掩映着这里的落寞。工厂的衰落一度使这里大白天都麻将声声，近年来，在政府全民创业的倡导下，人们开始从“汉阳造”走出来，到一江之隔的汉正街，寻找属于自己的生意，头顶的汉江索道伴着他们寂寞的穿梭往来。
不过，汉正街却因此而不断扩大。自从明朝汉水改道形成汉口镇后，位于汉水和长江交汇处的汉口陆续出现了大小码头，在这些码头的附近形成了汉正街商品集散地，成为中国当时最重要的贸易中心和物流中心之一。
1979年9月，武汉市委、市政府批准口区重新恢复、开放汉正街小商品市场，并以减免税收、不收或少收管理费等政策鼓励个体户到汉正街集中经营。
从复开伊始，汉正街就表现出非凡的生命力，从沿江的马路一直延伸到小巷深处，一户人家前店后厂。后来，政府为了市场秩序的考虑修建了几座大楼，希望能够集中管理，虽然引来人们不少争议，但记者看到，即便如此，汉正街还在不断向西蔓延，而且似乎交易物流都更加繁忙了。
从龟山电视塔的制高点俯瞰，汉正街上密集的屋顶和汉江边的货船，时光仿佛倒流；“汉阳造”的那一边，则已经悄然换上了艺术区的牌子——这是时下最新的潮流。
有人曾总结，中部塌陷的三大原因：农业为重，非国有经济薄弱和交通能力有限。其实，武汉都不在其列，武汉只是在后来中国经济的好几次战略布局中，都因为没有及时完成自己的转型，而渐渐失落了——不过，大象转身总是会费力一些的。
大商业，小市民
这个过程中，一直支撑武汉经济表面繁荣的是商业。商业是武汉的传统优势，商品零售总额仅次于四个直辖市及广州、深圳之后，位列第七。
武汉仅本地商业零售企业有中百、中商、武商、汉商等国内知名企业，还有沃尔玛、家乐福、麦德龙等世界500强企业。
据了解，宜家武汉店的规划也基本完成。宜家将在武汉投资3亿欧元，建宜家家居中心以及亚洲最大的购物中心，以武汉为核心辐射武汉城市圈乃至中部五省，并把中西部物流中心放在武汉，而且最终还将把生产制造中心也放在武汉。
武汉的商业市场容量似乎是无穷的。不管城市中心如何转移和分化，以汉口江汉路商圈和武昌司门口商圈为代表的老商业区并没有凋落的迹象，而新起的商业中心也以非常快的速度崛起，如徐东商圈、光谷商圈等；武汉商业的包容性也超出一些投资人的想象。有报道说，宜家在武汉考察的时候曾经担心汉正街会使自己无利可赚。最后，它还是选择了扎根武汉。
有武汉人戏称，武汉别的不多，就是人多，指的就是商业街上人头攒动的盛景。“不是逛街，就是打牌。”他们说因为武汉的商家“活动”特别多。
表面是折扣的吸引，实际上，商品零售业，恐怕是武汉经济体制改革领域最彻底和成熟的领域。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武汉市商业体制改革开始起步。1984年，武汉市被中央确定为经济体制改革试点城市，武汉市商业体制改革步伐加快，主要进行了商业行政管理组织机构及其职能的改革，发展商业行业中介组织，实行行业自律的改革，推进国有、集体商业企业改制，加快发展非公有制商业，实行对外开放，发展中外合资(独资)商业企业和推行新的经营方式等改革。这些改革使武汉商业从计划经济体制逐步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推进传统商业向现代商品流通业转变。
武汉商场于1986年在国内率先进行股份制改造。1992年，“鄂武商”股票在深交所上市，武汉武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成为全国首家异地上市公司。此后的四年间，“汉商”、“中百”、“中商”、“武石油”、“六百”等商业股份制集团公司陆续上市。2007年，武商、中百、中商三大集团实现企业联合重组，建立武商联集团，成为资产过百亿元的商业航母企业集团。
武汉还是1992年国家试点商业开放的城市之一，1994年，武汉首家外资（港资）零售企业——新世界百货店进驻，至此揭开新的开放一页。目前，外资包括港澳台商业已经基本完成大规模布局武汉中部区域市场的战略意图，全球最大或最有影响的大型商业企业基本上已经登陆武汉。
所以，是制度的转变和激烈的竞争，令武汉商业脱颖而出。
朱国，武汉人，毕业于北京商学院（后来的北京工商大学），理想是在商业领域干出一番事业，毕业后他考虑良久回到武汉，“因为武汉的商业环境不错。”之后在家乡的十年，他几乎转遍了驻汉的所有全球大超市，从职员到部门经理。现在，他在新世界百货集团下管理一家超市，他的超市里销售的几乎全部是进口商品。
但是，这也带来另一个问题。
在一份2007年中国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的统计表格中，武汉市排在株洲和唐山之后，名列47——数字或许有不同的统计口径，但其揭示的相对位置却值得思考。
在个人购买力与整体消费欲望之间有距离的时候，往往会有一种名叫“小市民”的城市文化类型悄然兴起。
消费文化的升级换代，会带动整个城市商业环境的进一步提升。
有数据显示，近年来，武汉市居民消费升级步伐也在加快，住房、汽车消费继续快速增长，消费信贷规模也不断扩大。
不过，大武汉而小市民，这样的组合之于这座城市的未来发展的影响，并不仅仅是商业发展的问题，它还将直接影响整个城市精神的重塑。
任何一座现代化城市，都不可能置身于激烈的竞争环境之外。今天，旅游业正在成为一个城市文明的战场。不论城市大小，经受得住旅游者的考验的城市，才是一座有型有款的城市。
一位武汉市民在“汉网”上慨叹到：如果武汉早早就确定旅游城市的定位，现在恐怕就不一样了……
武汉于第二批成为全国优秀旅游城市，在此之前，与之平级的14个副省级市都已经被第一批入选。目前，旅游总收入占武汉市GDP的比例仅达到10%～20%，武汉街头的房地产广告仍然大大超过了城市形象和旅游推广的广告。
无论如何，近年来，武汉市民开始为政府在秩序转变方面做的努力叫好，比如“麻木”从街头的消失，还有江滩的治理，许多外来人也感受到了武汉的变化。
事实上，武汉两江三镇的历史格局，早就为其留下了雄伟大气的城市文明遗产。
1889年，张之洞任湖广总督期间，大力推行洋务运动，兴建汉阳铁厂、湖北枪炮厂，刺激了武汉近代工业兴起和城市商品经济的发展；张还主持修建了芦汉铁路（京汉铁路前身），兴办教育，创建了两湖书院等新式学堂，推动教育；更有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首义于武昌，结束了统治中国两千年的封建王朝；1923年2月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京汉铁路工人为争人权、争自由、反帝反封建进行了一次震惊中外的“二七”大罢工，第一次显示了中国工人阶级的强大力量；1927年，作为中共中央农委书记的毛泽东积极倡导并在武昌红巷13号主办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推动了中国农民运动的发展。
而这一切并不仅存于历史记载的文字中，遗址遍布武汉三镇，散落民间的是那种开天辟地的浩然大气而已。
“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现在看来，这首让黄鹤楼千古留名的古诗词，仿佛慨叹的是这座城市的现在。
大武汉，要崛起，需要能够助推其经济转型和精神再造的契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