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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自然的“荒原”
“自然”是宇宙的存在形态。在鸿蒙、浩瀚的宇宙中，人类以及人类文明是其中的一抹亮色。人来自于自然，同时又存在于自然之中。因此，人与自然、自然与文化、自然与人类的精神，本然地或自然地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美国20世纪杰出的自然文学家亨利·贝斯特在其自然文学名著《遥远的房屋》一书再版序言中说：“自然是我们人性中的一部分，假若没有意识到和体验到自然神圣的奥秘，人便不再是人。”（亨利·贝斯特：《遥远的房屋》1949年版“作者序”，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年版）
在人类历史的早期阶段，曾存在短暂的活物论、泛神论、万物有灵论。人类对自然充满着近乎膜拜的敬畏，其源于蒙昧时代人类对于神秘多变却不可掌控的自然现象的恐惧心理。在当时，自然现象因在很大程度上能够决定人类的生死存亡而兼具了神性与禁忌的意味，强大的自然力让人类深深意识到自身的渺小。
西方进入中世纪以后，以上帝为中心的一元论取消了之前的多神信仰，进而建立了基督教的神学价值体系，而上帝作为人的形象的再造则隐晦地昭示着人对于自身力量的潜在认同，与这种肯定相对的则是自然的权威性被不断削弱。
近代以来，伴随着人自我意识的觉醒与高涨，人类逐步以理性、“我思”作为自身的标志以区别于自然界其他物种，神本主义让位于人本主义，权力中心得到转移。“康德的‘人为自然立法’成为启蒙现代性的标志。这种‘立法’，在主体层面表现为以理性克服身体的自然性，在对象方面则表现为对人认识自然、改造自然的坚定信心”（刘成纪：《自然美的哲学基础》，武汉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5页），于是人成为“主体”，自然成为“主体”的“对象”，其原本的自在性被消解。在这种主体性哲学与人学理论的视野下，不论在实用角度抑或是审美层面上，真正的自然被悬置，成为了一种缺席。
德国音乐社会学家和社会批评家、法兰克福学派第一代的代表人物西奥多·阿多诺首先指出了主体性哲学和理性主义在价值学和美学上的恶果——“自然美”的消失。他说：“自然美之所以从美学中消失，是由于人类自由和尊严在观念上不断扩展所致……其结果，在艺术中，就像在其他方面一样，没什么值得重视的东西，除非它将存在归功于自律的主体性。”（阿多诺：《美学理论》，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10页）
这种过度膨胀的主体性哲学和人学使人蒙上了自己的双眼，遂无法认识自身存在的异质性，预先将本应自律的自然纳入人的意识的构想中，构成了人类有关自然的臆想与幻景，致使人类无法正确地认识自然以及重估人与自然的关系。另一方面，它过分张扬理性而竭力驱逐人类天生的自然性、动物性的做法，否定了人作为自然的一部分以及人是肉体凡胎的事实，这种极端化的处理悖论性地表现出其理性一定程度上的徒有虚名。
主体性哲学和理性主义在工业主义的发展模式中展现出其线性思维的致命局限，即在个人主义的行为中宣泄其功利主义的欲望。的确应该肯定的是，在一定意义上，理性主义在近代科学革命和工业革命中宣示了其逻辑的力量和历史合理性。但是，工业文明的产生和发展使得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也表现出更为深刻的二重性。工业生产作为超越农业生产和自然经济的一种生产和技术形态，在创造丰富的物质财富的同时，却严重地破坏了自然环境。工业生产的标准化、专业化、同步化、集中化、规模化，造成工业污染和资源的大量消耗。特别是20世纪，人类在经济和技术方面的“大发展”带来了对环境、对自然的“大破坏”，自然被片面的技术理性和工具理性所控制而趋向终结（参见威廉·莱斯：《自然的控制》，重庆出版社1993年版，以及比尔·麦克基本：《自然的终结》，吉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成为艾略特笔下的死寂的干旱的“荒原”。
当代生态文学奠基者、美国海洋生物学家蕾切尔·卡森发表于1962 年的作品《寂静的春天》描述了人类因为化学制剂，特别是杀虫剂之类的农药的使用，可能将面临一个没有鸟、蜜蜂和蝴蝶的世界。这本不寻常的书，在世界范围内引起人们对野生动物的关注，唤起了人们的环境意识，引发了公众对环境问题的注意，也把环境保护问题提到了各国政府面前。正是这本书的出版，促成了美国第一批民间环保组织的建立。美国国家环境保护署在1970年成立，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基于蕾切尔·卡森所唤起的意识和关怀。（蕾切尔·卡森：《寂静的春天》，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年版，“引言”）
在《寂静的春天》一书的末尾，蕾切尔·卡森直面“控制自然”这样一个荒诞的哲学命题。她说：“‘控制自然’这个词是一个妄自尊大的想象产物，是当生物学和哲学还处于低级幼稚阶段时的产物，当时人们设想中的‘控制自然’就是要大自然为人们的方便有利而存在。‘应用昆虫学’上的这些概念和做法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咎于科学上的蒙昧。”（《寂静的春天》，第294页）
美国前总统阿尔·戈尔在给《寂静的春天》写的序言中更直接地阐明了蕾切尔·卡森要恢复的哲学和价值观念。他说：“蕾切尔·卡森的影响已超越了她在《寂静的春天》中所谈及问题的疆界。她将我们带回到一个基本观念，这个观念在现代文明中已丧失到令人震惊的地步。这个观念就是：人类与大自然的融洽相处。《寂静的春天》犹如一道闪电，第一次向人们显示什么才是我们这个时代最重要的事情。”
二、自然的回归与文学新形态
蕾切尔·卡森的生态批评及其所激发的新行动主义之所以具有强劲的力量，就在于其根植于深厚的精神土壤之中——美国悠久的自然文学传统。蕾切尔·卡森首先是一个自然文学家，描绘和表现大自然的强度、活力和能动性、适应性是她的最大乐趣。上世纪40年代开始，她根据自己对海底生活的观察开始写作。她以自己1937年发表在《大西洋月刊》上的一篇随笔为基础而写的《在海风的吹拂下》因其自身将科学的准确性与优美的抒情散文风格的奇妙结合而颇受好评，从而登上了《纽约时报》的畅销书排行榜。1943、1944年又出版了《来自海里的食物：新英格兰的鱼类和水生有壳动物》和《来自海里的食物：南大西洋的鱼类和水生有壳动物》。1951年的《围绕我们的海洋》为她带来了很大的荣誉：不但连续数十周登《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还获得了“国家图书奖”，被翻译成几十种文字。 自然文学不同于西方文学史上的自然主义文学，后者兴起于19世纪末期的法国，受实证主义哲学影响，以对琐屑的现实进行客观冷静的描写为特征，重视遗传学与生理学对于人物行动的影响。自然文学作为一个文学意义上的流派，在20世纪下半叶，尤其是80年代以来在美国出现。但它是在一个相当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形成的，有其深刻的历史根源和传统——“源于17世纪欧洲第一代移民对美国这一新大陆自然景象的描画，奠基于19世纪以爱默生和梭罗为代表的关于自然的充满人文主义和道德理想主义的写作。”（参见程虹：《寻归荒野》，三联书店2011年版，第8—13页）自然文学在传统上受到西方浪漫主义与超验主义的影响，以描写自然，探索人与自然关系为主题，其形式一般为非小说的散文文体。自然文学在其自身的发展过程中，实现了“文学是人学”这一主流命题的转向——将人与自然视为平等并置的统一体，甚至出现了以自然为中心的论调，进而完美地诠释了自然文学的思想先驱爱默生所提倡的古代箴言“认识你自己”与现代格言“研习自然”的合二为一。
美国早期自然文学起源于对新大陆自然景观的惊异和敬畏。这种惊异中也包含着对欧洲大陆文明的反思。在17世纪欧洲移民作家威廉·布雷德雷等人的著作中，新大陆的自然景象既是“富饶的伊甸园”，也是“咆哮的荒野”。在《普利茅斯开发史》一书中，布雷德雷以“荒凉野蛮的色调”以及“咆哮和凄凉的荒野”来描画梭罗和贝斯特后来都深情留恋的大西洋海岸的科德角。早期美国自然文学，在惊艳于上帝赐予的新的伊甸园之神奇和美丽的同时，也力图在新大陆的开拓和建设中弥合欧洲大陆文明中越来越严重的文化分裂，在一个崭新的地基上建设一种新的文明。因此，在美国自然文学中潜藏的一个深刻的文化主题是现代文明的批判和超越。
在任何体系化的文明中，都隐含着自然与文明、财富与精神、个体与社会等等之间的内在张力，这种张力带给特定历史时代的人们巨大的选择空间，也赋予了文化以多样性的风格和无数思想精英以特立独行的风采。在这种文化张力中，中国的道家和老庄，希腊的犬儒学派和第欧根尼以及中世纪西方的隐士传统，都曾极大地开拓和提升了文化结构中的精神和灵魂的维度，升华了人类的道德和价值的空间。
到了近代市场文明和工业文明的时代，无论是德国的文学家歌德还是英国的维多利亚文化批评家约翰·罗斯金和威廉·莫里斯等等，面对工业化和市场化的强大力量，更无情地批判科学、理性和工业、市场的野蛮和低俗。在歌德的《浮士德》中有两个灵魂，它们总想分道扬镳：一个怀着一种强烈的情欲，以它的卷须紧紧攀附着现世；另一个却拼命要脱离尘俗，高飞到崇高的先辈居地。罗斯金在英国被人称为“美的使者”达50年之久，其一生都在为“美”而战斗。罗斯金在课堂上力陈美的必要性、劳动的崇高性以及机械的丑陋，曾经倾倒了英国大文豪王尔德。受罗斯金学说的启发，设计师威廉·莫里斯宣扬工匠主观能动性的天然美学作用。他决意复兴在他看来已经几近被工业革命摧毁的手工业传统，大力鼓吹手工劳作，其工作过程本身就能为工匠创造愉悦。莫里斯有感于1854年英国万国博览会展出之工业品的粗糙，与罗斯金等人主导了美术工艺运动，一改维多利亚时代以来的流行和工业复制的风格品位，成为美术工艺运动的主导者。1868年至1870年间出版的叙事诗集《地上乐园》，借古希腊到中世纪的传说一抒胸中块垒。
在美国形成和得以彰显其深刻价值的自然文学，其根本的意义首先是对既有文明模式的反思和对新文明的探索。在这种意义上，大卫·梭罗是美国自然文学发展脉络上熠熠生辉的作家。作为最有影响力的自然文学作家，梭罗本身已然成为一种人与自然亲密无间的生活方式的象征与文化精神遗产。梭罗作为欧洲隐士传统的继承者同时也是新文明的探索者，果决地远离城市文明的一切，全然抛弃“戚戚于名利，汲汲于富贵”的市侩哲学，似乎在沿着瓦尔登湖湖畔的散步与沉思中花掉了毕生的时间，尽管他只在那里生活了两年。在《瓦尔登湖》中对“声”的描述显示出“梭罗的听觉是非凡的。许多生活的欢乐，都是以声波的形式传给他的。夜间林中画眉鸟的歌声，清晨公鸡的啼叫，傍晚瓦尔登湖的蛙鸣，甚至一片树叶悄然落地，都会令他心醉神迷”（程虹：《寻归荒野》，三联书店2011年版，第105页）。这种自然之声给梭罗带来的是一种灵魂的回归，他的内心与自然在同一个方向跳动与涌现。同时，从这种众声喧哗中可以看见巴赫金文艺理论的“复调”意味，其内核在于一种给予所有在场者平等的发声权利。没有主宰者，每一个在场者都是自在的生命，在此，人的主体性便自然而然地得到消解，实现了人的转向。梭罗的行为和写作之所以在今天仍然具有无穷的感染力，就在于体现了某种文化突围和灵魂超拔的勇气和力量。
其次，美国自然文学的意义并不只是其隐逸风格和精神的批判性和启发作用，其更深刻的内蕴是它包含了一种“土地伦理”和“土地美学”。“土地伦理的形成”来自于20世纪著名自然文学家约翰·利奥波德《沙乡年鉴》。该书以散文体的形式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讲述了人们在威斯康辛“沙乡”农场的简朴乡土生活；第二部分以旅行为背景，作者介绍了威斯康辛其他乡野、故乡衣阿华、亚利桑那和新墨西哥山区、俄勒冈和犹他以及加拿大的风景与自然概况，同时指出现代人对其生态系统的破坏，字里行间充满了一种深沉的悲哀与愤懑。而在最后一部分，作者提出了自己的自然观。利奥波德指出，土地是一个复杂的有机体，人类与土壤、河流、动物、植物同为这个社区的组成部分，每个部分都有属于自身的位置，土地社区的维持依靠于社区各成员在生物链上的合作，从而否定了人类总将自身视为主人的狂妄自大。由此，利奥波德在人与自然之间建立起一种和谐共处的伦理关系，以一种道德上的责任感规约人类的行为，呼吁人们学会与土地社区的其他成员相互尊重、相互爱护。于是“优胜劣汰”的逻辑转化为了一种“共生主义”。
最后，自然文学的精神还表现在个体与自然的交融中所形成的一种生活态度和生活方式。特丽·威廉斯的《心灵的慰藉》呈现了自然文学的“荒野观”，对个体心灵无法用逻辑来描述的积极心理学的作用。《心灵的慰藉》在一定程度上则融合了梭罗与利奥波德的主题。它讲述了一个人类与鸟类共同面对生存危机的故事：大盐湖水位的上涨威胁着鸟类的生存，而不可医治的家族遗传病也同样使人类面临着悲剧。在癌症的折磨下，作者的母亲并未选择就医而是在生命的最后阶段奔赴了科罗拉多大峡谷。在自然与生俱来的疗愈作用下，母亲实现了精神的复活。同样患有癌症的威廉斯本人将这个故事看做自己的“归程”，她在令人不安与恐惧的现实中寻找心灵的避难所，最终将目光投向自然。《心灵的慰藉》开篇的诗歌《雁群》（玛丽·奥利弗）昭示了自然是一个家庭整体，人类是其中的一位成员，人类应该转变一直将自然看做是改造对象的视角，而灌注以类似于亲人般的情感体验，互相关怀。
“自然”是宇宙的存在形态。在鸿蒙、浩瀚的宇宙中，人类以及人类文明是其中的一抹亮色。人来自于自然，同时又存在于自然之中。因此，人与自然、自然与文化、自然与人类的精神，本然地或自然地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美国20世纪杰出的自然文学家亨利·贝斯特在其自然文学名著《遥远的房屋》一书再版序言中说：“自然是我们人性中的一部分，假若没有意识到和体验到自然神圣的奥秘，人便不再是人。”（亨利·贝斯特：《遥远的房屋》1949年版“作者序”，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年版）
在人类历史的早期阶段，曾存在短暂的活物论、泛神论、万物有灵论。人类对自然充满着近乎膜拜的敬畏，其源于蒙昧时代人类对于神秘多变却不可掌控的自然现象的恐惧心理。在当时，自然现象因在很大程度上能够决定人类的生死存亡而兼具了神性与禁忌的意味，强大的自然力让人类深深意识到自身的渺小。
西方进入中世纪以后，以上帝为中心的一元论取消了之前的多神信仰，进而建立了基督教的神学价值体系，而上帝作为人的形象的再造则隐晦地昭示着人对于自身力量的潜在认同，与这种肯定相对的则是自然的权威性被不断削弱。
近代以来，伴随着人自我意识的觉醒与高涨，人类逐步以理性、“我思”作为自身的标志以区别于自然界其他物种，神本主义让位于人本主义，权力中心得到转移。“康德的‘人为自然立法’成为启蒙现代性的标志。这种‘立法’，在主体层面表现为以理性克服身体的自然性，在对象方面则表现为对人认识自然、改造自然的坚定信心”（刘成纪：《自然美的哲学基础》，武汉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5页），于是人成为“主体”，自然成为“主体”的“对象”，其原本的自在性被消解。在这种主体性哲学与人学理论的视野下，不论在实用角度抑或是审美层面上，真正的自然被悬置，成为了一种缺席。
德国音乐社会学家和社会批评家、法兰克福学派第一代的代表人物西奥多·阿多诺首先指出了主体性哲学和理性主义在价值学和美学上的恶果——“自然美”的消失。他说：“自然美之所以从美学中消失，是由于人类自由和尊严在观念上不断扩展所致……其结果，在艺术中，就像在其他方面一样，没什么值得重视的东西，除非它将存在归功于自律的主体性。”（阿多诺：《美学理论》，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10页）
这种过度膨胀的主体性哲学和人学使人蒙上了自己的双眼，遂无法认识自身存在的异质性，预先将本应自律的自然纳入人的意识的构想中，构成了人类有关自然的臆想与幻景，致使人类无法正确地认识自然以及重估人与自然的关系。另一方面，它过分张扬理性而竭力驱逐人类天生的自然性、动物性的做法，否定了人作为自然的一部分以及人是肉体凡胎的事实，这种极端化的处理悖论性地表现出其理性一定程度上的徒有虚名。
主体性哲学和理性主义在工业主义的发展模式中展现出其线性思维的致命局限，即在个人主义的行为中宣泄其功利主义的欲望。的确应该肯定的是，在一定意义上，理性主义在近代科学革命和工业革命中宣示了其逻辑的力量和历史合理性。但是，工业文明的产生和发展使得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也表现出更为深刻的二重性。工业生产作为超越农业生产和自然经济的一种生产和技术形态，在创造丰富的物质财富的同时，却严重地破坏了自然环境。工业生产的标准化、专业化、同步化、集中化、规模化，造成工业污染和资源的大量消耗。特别是20世纪，人类在经济和技术方面的“大发展”带来了对环境、对自然的“大破坏”，自然被片面的技术理性和工具理性所控制而趋向终结（参见威廉·莱斯：《自然的控制》，重庆出版社1993年版，以及比尔·麦克基本：《自然的终结》，吉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成为艾略特笔下的死寂的干旱的“荒原”。
当代生态文学奠基者、美国海洋生物学家蕾切尔·卡森发表于1962 年的作品《寂静的春天》描述了人类因为化学制剂，特别是杀虫剂之类的农药的使用，可能将面临一个没有鸟、蜜蜂和蝴蝶的世界。这本不寻常的书，在世界范围内引起人们对野生动物的关注，唤起了人们的环境意识，引发了公众对环境问题的注意，也把环境保护问题提到了各国政府面前。正是这本书的出版，促成了美国第一批民间环保组织的建立。美国国家环境保护署在1970年成立，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基于蕾切尔·卡森所唤起的意识和关怀。（蕾切尔·卡森：《寂静的春天》，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年版，“引言”）
在《寂静的春天》一书的末尾，蕾切尔·卡森直面“控制自然”这样一个荒诞的哲学命题。她说：“‘控制自然’这个词是一个妄自尊大的想象产物，是当生物学和哲学还处于低级幼稚阶段时的产物，当时人们设想中的‘控制自然’就是要大自然为人们的方便有利而存在。‘应用昆虫学’上的这些概念和做法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咎于科学上的蒙昧。”（《寂静的春天》，第294页）
美国前总统阿尔·戈尔在给《寂静的春天》写的序言中更直接地阐明了蕾切尔·卡森要恢复的哲学和价值观念。他说：“蕾切尔·卡森的影响已超越了她在《寂静的春天》中所谈及问题的疆界。她将我们带回到一个基本观念，这个观念在现代文明中已丧失到令人震惊的地步。这个观念就是：人类与大自然的融洽相处。《寂静的春天》犹如一道闪电，第一次向人们显示什么才是我们这个时代最重要的事情。”
二、自然的回归与文学新形态
蕾切尔·卡森的生态批评及其所激发的新行动主义之所以具有强劲的力量，就在于其根植于深厚的精神土壤之中——美国悠久的自然文学传统。蕾切尔·卡森首先是一个自然文学家，描绘和表现大自然的强度、活力和能动性、适应性是她的最大乐趣。上世纪40年代开始，她根据自己对海底生活的观察开始写作。她以自己1937年发表在《大西洋月刊》上的一篇随笔为基础而写的《在海风的吹拂下》因其自身将科学的准确性与优美的抒情散文风格的奇妙结合而颇受好评，从而登上了《纽约时报》的畅销书排行榜。1943、1944年又出版了《来自海里的食物：新英格兰的鱼类和水生有壳动物》和《来自海里的食物：南大西洋的鱼类和水生有壳动物》。1951年的《围绕我们的海洋》为她带来了很大的荣誉：不但连续数十周登《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还获得了“国家图书奖”，被翻译成几十种文字。 自然文学不同于西方文学史上的自然主义文学，后者兴起于19世纪末期的法国，受实证主义哲学影响，以对琐屑的现实进行客观冷静的描写为特征，重视遗传学与生理学对于人物行动的影响。自然文学作为一个文学意义上的流派，在20世纪下半叶，尤其是80年代以来在美国出现。但它是在一个相当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形成的，有其深刻的历史根源和传统——“源于17世纪欧洲第一代移民对美国这一新大陆自然景象的描画，奠基于19世纪以爱默生和梭罗为代表的关于自然的充满人文主义和道德理想主义的写作。”（参见程虹：《寻归荒野》，三联书店2011年版，第8—13页）自然文学在传统上受到西方浪漫主义与超验主义的影响，以描写自然，探索人与自然关系为主题，其形式一般为非小说的散文文体。自然文学在其自身的发展过程中，实现了“文学是人学”这一主流命题的转向——将人与自然视为平等并置的统一体，甚至出现了以自然为中心的论调，进而完美地诠释了自然文学的思想先驱爱默生所提倡的古代箴言“认识你自己”与现代格言“研习自然”的合二为一。
美国早期自然文学起源于对新大陆自然景观的惊异和敬畏。这种惊异中也包含着对欧洲大陆文明的反思。在17世纪欧洲移民作家威廉·布雷德雷等人的著作中，新大陆的自然景象既是“富饶的伊甸园”，也是“咆哮的荒野”。在《普利茅斯开发史》一书中，布雷德雷以“荒凉野蛮的色调”以及“咆哮和凄凉的荒野”来描画梭罗和贝斯特后来都深情留恋的大西洋海岸的科德角。早期美国自然文学，在惊艳于上帝赐予的新的伊甸园之神奇和美丽的同时，也力图在新大陆的开拓和建设中弥合欧洲大陆文明中越来越严重的文化分裂，在一个崭新的地基上建设一种新的文明。因此，在美国自然文学中潜藏的一个深刻的文化主题是现代文明的批判和超越。
在任何体系化的文明中，都隐含着自然与文明、财富与精神、个体与社会等等之间的内在张力，这种张力带给特定历史时代的人们巨大的选择空间，也赋予了文化以多样性的风格和无数思想精英以特立独行的风采。在这种文化张力中，中国的道家和老庄，希腊的犬儒学派和第欧根尼以及中世纪西方的隐士传统，都曾极大地开拓和提升了文化结构中的精神和灵魂的维度，升华了人类的道德和价值的空间。
到了近代市场文明和工业文明的时代，无论是德国的文学家歌德还是英国的维多利亚文化批评家约翰·罗斯金和威廉·莫里斯等等，面对工业化和市场化的强大力量，更无情地批判科学、理性和工业、市场的野蛮和低俗。在歌德的《浮士德》中有两个灵魂，它们总想分道扬镳：一个怀着一种强烈的情欲，以它的卷须紧紧攀附着现世；另一个却拼命要脱离尘俗，高飞到崇高的先辈居地。罗斯金在英国被人称为“美的使者”达50年之久，其一生都在为“美”而战斗。罗斯金在课堂上力陈美的必要性、劳动的崇高性以及机械的丑陋，曾经倾倒了英国大文豪王尔德。受罗斯金学说的启发，设计师威廉·莫里斯宣扬工匠主观能动性的天然美学作用。他决意复兴在他看来已经几近被工业革命摧毁的手工业传统，大力鼓吹手工劳作，其工作过程本身就能为工匠创造愉悦。莫里斯有感于1854年英国万国博览会展出之工业品的粗糙，与罗斯金等人主导了美术工艺运动，一改维多利亚时代以来的流行和工业复制的风格品位，成为美术工艺运动的主导者。1868年至1870年间出版的叙事诗集《地上乐园》，借古希腊到中世纪的传说一抒胸中块垒。
在美国形成和得以彰显其深刻价值的自然文学，其根本的意义首先是对既有文明模式的反思和对新文明的探索。在这种意义上，大卫·梭罗是美国自然文学发展脉络上熠熠生辉的作家。作为最有影响力的自然文学作家，梭罗本身已然成为一种人与自然亲密无间的生活方式的象征与文化精神遗产。梭罗作为欧洲隐士传统的继承者同时也是新文明的探索者，果决地远离城市文明的一切，全然抛弃“戚戚于名利，汲汲于富贵”的市侩哲学，似乎在沿着瓦尔登湖湖畔的散步与沉思中花掉了毕生的时间，尽管他只在那里生活了两年。在《瓦尔登湖》中对“声”的描述显示出“梭罗的听觉是非凡的。许多生活的欢乐，都是以声波的形式传给他的。夜间林中画眉鸟的歌声，清晨公鸡的啼叫，傍晚瓦尔登湖的蛙鸣，甚至一片树叶悄然落地，都会令他心醉神迷”（程虹：《寻归荒野》，三联书店2011年版，第105页）。这种自然之声给梭罗带来的是一种灵魂的回归，他的内心与自然在同一个方向跳动与涌现。同时，从这种众声喧哗中可以看见巴赫金文艺理论的“复调”意味，其内核在于一种给予所有在场者平等的发声权利。没有主宰者，每一个在场者都是自在的生命，在此，人的主体性便自然而然地得到消解，实现了人的转向。梭罗的行为和写作之所以在今天仍然具有无穷的感染力，就在于体现了某种文化突围和灵魂超拔的勇气和力量。
其次，美国自然文学的意义并不只是其隐逸风格和精神的批判性和启发作用，其更深刻的内蕴是它包含了一种“土地伦理”和“土地美学”。“土地伦理的形成”来自于20世纪著名自然文学家约翰·利奥波德《沙乡年鉴》。该书以散文体的形式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讲述了人们在威斯康辛“沙乡”农场的简朴乡土生活；第二部分以旅行为背景，作者介绍了威斯康辛其他乡野、故乡衣阿华、亚利桑那和新墨西哥山区、俄勒冈和犹他以及加拿大的风景与自然概况，同时指出现代人对其生态系统的破坏，字里行间充满了一种深沉的悲哀与愤懑。而在最后一部分，作者提出了自己的自然观。利奥波德指出，土地是一个复杂的有机体，人类与土壤、河流、动物、植物同为这个社区的组成部分，每个部分都有属于自身的位置，土地社区的维持依靠于社区各成员在生物链上的合作，从而否定了人类总将自身视为主人的狂妄自大。由此，利奥波德在人与自然之间建立起一种和谐共处的伦理关系，以一种道德上的责任感规约人类的行为，呼吁人们学会与土地社区的其他成员相互尊重、相互爱护。于是“优胜劣汰”的逻辑转化为了一种“共生主义”。
最后，自然文学的精神还表现在个体与自然的交融中所形成的一种生活态度和生活方式。特丽·威廉斯的《心灵的慰藉》呈现了自然文学的“荒野观”，对个体心灵无法用逻辑来描述的积极心理学的作用。《心灵的慰藉》在一定程度上则融合了梭罗与利奥波德的主题。它讲述了一个人类与鸟类共同面对生存危机的故事：大盐湖水位的上涨威胁着鸟类的生存，而不可医治的家族遗传病也同样使人类面临着悲剧。在癌症的折磨下，作者的母亲并未选择就医而是在生命的最后阶段奔赴了科罗拉多大峡谷。在自然与生俱来的疗愈作用下，母亲实现了精神的复活。同样患有癌症的威廉斯本人将这个故事看做自己的“归程”，她在令人不安与恐惧的现实中寻找心灵的避难所，最终将目光投向自然。《心灵的慰藉》开篇的诗歌《雁群》（玛丽·奥利弗）昭示了自然是一个家庭整体，人类是其中的一位成员，人类应该转变一直将自然看做是改造对象的视角，而灌注以类似于亲人般的情感体验，互相关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