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童晓几乎是“一见钟情”。据妈妈说，那时候我们都还不足两岁，妈妈抱着我坐在门口看门，而童晓则坐在豪华的小车里，由他的老妈推着出来玩，隔得老远呢，童晓就欣喜若狂地朝我挥手，每次我们两个人非得用“婴语”咿哩哇啦地把肺腑之言倾诉完了。才肯依依不舍地告别。
　　我的父母对童晓的喜爱绝对不逊色于我，只不过，在我感觉里，那种喜爱有种小心翼翼地讨好谄媚的成分。童晓的爸爸是这所大学的校长。而我们，则住在五十平方的“公房”里，妈妈做大学里的清洁工。我不知道到底是老妈的踏实勤恳感动了领导呢，还是我和童晓不掺一丝水分的友谊起了作用，反正大学后勤不断地裁员。每一次的下岗人员名单上始终没有老妈的名字。尽管如此，每次裁员的消息一出，父母还是会为此急得茶饭不思，天一黑，就提了一大包东西往大学的“别墅区”走。那片别墅区，父母陌生得很，我却是轻车熟路，每每放了学，自己的家没回就先被童晓拉了去他家。
　　父母为了保住饭碗而送礼是从不对我透露半点消息的；我不知道这些礼都流往哪个领导家里去了；我只是偶尔在童晓家，看到一套与父亲买来没多久就消失了的一模一样的餐具。我随口问了一句：这是哪儿买的啊?没人吱声，一回头，却见童晓妈妈一脸的尴尬和慌乱。
　　后来我就学乖了，知道有些话还是不说的好。不过此后我一如既往地去童晓家看电视，借课外书，玩电脑，帮他补习功课。从小学到高三，我一直是班里的学习委员兼班长，而童晓因为调皮捣蛋，忠贞不贰地当着他的“站”(罚站)长，有时候，童晓的妈妈会私下里“贿赂”我，让我把童晓在校的表现一五一十地汇报给她听，可惜，我做了“叛徒”，帮着童晓在他妈面前瞒天过海；不过童晓也很替我这个“领导”争气，尽管总是跟老师们作对，上课不好好地听，每每考试却也算过得去。
　　高考，童晓和我一样进了这所我们看了十八年的大学，只不过，我学的是英语。童晓则在父母设计好的去日本留学的金光大道上，开始向日语进军。
　　我几乎没有时间去童晓家玩了，我忙着打工赚学费，一个星期做了三份家教；而童晓。则被日语和学生会的工作弄得焦头烂额：每次见了我，都是骑了漂亮的山地车，朝我“嗨”地大叫一声，就“刷”地一下飞驰而过了。有一次碰见童晓的妈妈。她说小安怎么不常来玩了，何时有空给童晓补补英语吧，这家伙学了日语后不知怎么英语变得烂成一团糟。我极有礼貌地笑着说好啊，阿姨，一会儿我做家教回来就去找童晓商量一下。童晓的妈妈听了一怔，旋即漫开微笑说算了算了，你去忙自己的吧，他老釜已经给，他联系好家教了，我轻轻“哦”了一声，道声再见就匆匆走开了。
　　有一次在饭桌上，不知怎么谈到了童晓，母亲说：这孩子越大越生疏了，见了面也不叫阿姨了。对了，他老爸退下来了，我看他也不如以前威风了。那一刻，我突然觉得，我和童晓真的是无法回到从前那样快乐单纯又清澈见底的时光了。
　　大四的时候，学校后勤又调整人员，父亲提了许多的礼去求人。结果却是原样不动地又提了回来，看着母亲终日唉声叹气，我终于咬了咬牙，把考研的书籍统统地收进抽屉，开始为找工作而四处奔波。
　　12月中旬的一天午后，童晓突然来找我，母亲一改往日的殷勤，不冷不热地看了他一眼，水也没倒一杯，就走出去了。童晓看上去也有些局促不安，坐着只说了一些不咸不淡的废话就起身告辞了。童晓突然说：小安，明天我要去日本了；我会写信给你的，记得照顾好自己啊。
　　第二天我去送童晓，推开门。竟只有童晓妈妈在，她说童晓已经坐了车去机场了。打电话过去，童晓说，小安，阿姨的工作，我爸爸没能帮上忙，他让我代他道一声歉，他已经没有安排人的权力了。你一定要好好考研，闯出去啊……
　　我在电话这头点点头，轻声说：你也是，保重，童晓。
　　我和童晓的少年时光，就在这淡淡的寒暄中结束了，也许是我们的“一见钟情”太过美好，所以，结局才会这么平淡吧。
　　
　　编辑　姚　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