悬疑与推理元素对中国文学最早的介入，應属中国古代的公案文学。我们研究某文学类别的流变，必须考量时代因素对文学风貌的具体影响，即便是同类题材的作品，因时代精神气质不同，也大异其趣。
　　李迎春中篇小说《友谊路2号》便是其中一例。盲人阿辉死亡案件的侦破过程挑起了诸多现实关系的博弈，我们当然要叩问凶手是谁，正义如何成全，阿辉的生存状态和病态心理缘何，而对于一篇气象完备的小说，在叙事完整性之外必将生发“人”的问题：爱心协会陈军、公安卜钢的不作为，揭开德不配位的虚假与不仁;黄振家的自尊与卑微，隐喻小人物对自我命运的无效抗争;夏武子的直觉，既扮演叙事的功能性线索，也贯通为一场执着于心的义利之辨;他者在这场弄巧成拙的命案中真的就全然无罪吗？曾经的受害者，许丽也好金嫂也罢，如何才能在羞辱感中萌生主导自我的勇气？
　　诸多思考呈现于李迎春熟练的小说技法里，对阿辉案件的详实描写如同唐宋文言公案小说的实录性质，既是出于艺术的切实需要，更是追求真实的时代精神之外化。阿辉的前世今生勾连社会生活中执法故事的原形原貌，小说的虚构性成就文学张力和精神力量，我们从中觉察悬疑推理等类型元素对纯文学写作尤其是纯文学小说的介入：一方面，李迎春在神秘主义和陌生世界里造设谜团，尽管谜团不成为案情的主体，“盲”的能力被通灵为纯文学里叙事氛围的不确定性;另一方面，借用侦探小说手法制造的预感和征兆，激发读者的阅读期待和好奇心。
　　小说的情节设置包含正反两个过程，即设置悬念（立案）和解答谜题（破案），解谜以环环相扣、抽丝剥茧的模式展开，新的难题催生新的解谜，叙事动力和叙事阻力重重叠叠，李迎春由此铺展开小说复杂素材统摄下的人性真相。此番过程各执阿辉的生死两端，夏武子的行动和心理节奏变形为叙事的节奏，我们看到阿辉与刘兴富的仇怨，看到阿辉以“盲”和“蛊”的神力指引黄氏夫妻力挽财务狂澜，指导黄振家评职称、诱惑他入歧途，而阿辉死后指甲里残留的皮肤DNA、脖子上的痕迹、橡皮擦等等实证细节控制着解谜进程，同时强化着小说的故事类型——潜在的危险也由此显现——悬疑推理元素介入小说，倘若缺乏审美意蕴、伦理价值和终极意义的实现，关于“人”的一致抵达似乎仍难被真实地确认，甚至沦为一种神秘主义的陌生化遮蔽。
　　姑且不论夏黄二人相遇的巧合、阿辉神秘力量的内部逻辑是否成立——事实上评论家已一再强调“巧合”的尺度，有关办案过程的材料性细节应当如何融合以文学性才不至于造成小说感的时有时无，似乎是更为紧要的问题。我们理解作者想要呈现真相、抵达正义的初衷，细节的真实衍生出案情的踪影，细节的价值和有效性在悬疑推理中尤为读者瞩目。而小说的文学性恰恰不在于解谜的闭合，对真相的需求退居其次，唯一的真实并不如悬而未决来得有意味。当然，作者李迎春也有意识地设置起“意外”，疑点被逐个戳穿、排除、剥离掉，最后以善恶报应和因果循环来揭露阿辉死亡的又一“巧合”，可惜它反而提醒了我们绝大多数材料细节的无意义，读者是否真的需要一个真相？作为解谜过程的故事模型增强着小说的可读性，保持着小说叙事的速度，不确定性被骤然打破，读者不禁怀疑自己的阅读兴趣是否需要一个明确无误的结局来补白——审视与被审视的关系并不局限于对悬疑推理的落实，对神秘主义叙事作寓言化处理反而在意义世界更富余韵，文学的终极关怀始终在于借由一层象征性的故事结构进入另一重更为深邃的人文世界。
　　《友谊路2号》里没有绝对的正与邪、是与非，李迎春借助悬疑推理元素在特殊的生存境遇中察验人性的复杂与幽微，分裂的世界被一再串联，那些不曾真正希望也还未彻底绝望的小人物，小恶小善在他们的日常生活和现实世界中不绝如缕。小说若不涉及悬疑推理元素，我们则不会就文学对好奇天性的满足这一话题多做讨论。我们真正需要区隔的是，悬疑推理是展演人性丰富可能的手段还是已经喧宾夺主为小说最终的诉求和目的——悬而未决之感或许才是此类小说获得更广泛成功的神秘部落之巫。
　　正如清代公案小说的创作方式向民间说书回归，承接宋人话本余绪，同时出现了公案与侠义合流的公案侠义小说，将清官办案与侠客除恶相结合，价值取向和叙事方式又与之不同;又如中国古代小说在清代的革新，新小说的作家在创作时借鉴西方侦探小说，或插入侦探故事片断，或以新的手法改写公案小说，新的结构方式与叙事技巧，使作品呈现出新的文本形态。从内部分析，这种革新是基于传统本位的创新。我们在面对新的文学样式时，因专注于新的一面，而容易忽视其中更为深刻的积淀，即那个潜在的对话者——传统小说及其文学品质。中国悬疑推理小说的发生，经历了由译介、仿作到自创三个阶段，抛开本土文学的简单模仿已是可见的一条尴尬之途，公案小说如何找到它的活的日常态，如何在自创中实现它的当代生成，便不得不聚焦于这个潜在的对话者。
　　责任编辑 林东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