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30年代的时候，黄宗英就在上海演戏了。
　　赵丹不在了，根也就不在了，黄宗英天南地北，去做自己爱做的事。
　　这些年来，黄宗英多了一句口头禅：“我有老年痴呆症，记得过去的事，记不得现在的事。”
　　说是这么说，说的时候也严肃，但没人去理会。
　　黄宗英喝一种叫“腌笃鲜”的汤，属于宁波菜系，配料是鲜腿肉、咸腿肉和春笋，放在沙锅里焖煮。而笋是这道菜的灵魂。
　　去了北京，这汤就喝不着了。北京没有春笋呀。
　　春天，我特意托人捎去杭州的鲜笋。黄宗英喝了也忘了。
　　电话里我说：“带去的笋收到了没有呀？”
　　黄宗英道：“没有啊，没有收到你的笋呐。”脸上是无辜。
　　这种事多了，人们才对黄宗英的口头禅认真起来。有些什么要紧的事，就写下来，白纸黑字，算是凭证。这样冤枉官司也就少了许多。
　　有段时间黄宗英织起了毛衣，一笔一划很努力。初始，人们以为是消遣，久了，才知道毛衣是还人情债的，还的是书法家黄苗子。黄苗子送黄宗英一幅字：“归隐书林”，黄宗英以为珍奇，感激得很，遂日积月累，织起了毛衣，以示心迹。黄宗英的这点风骨，与其夫翻译家冯亦代一脉相承。
　　冯亦代样子如洋场阔少，然而不纨绔浮华，一向以傲爽俊逸、仗义疏财著称，有人落难有人缺钱，有人需要疏通什么关节，都得到过他的接济。那种做派，一如盛宣怀的外孙邵洵美。当年张爱玲肯亲自去美丽园找胡兰成，据说是邵洵美居间牵的红线。老上海，他们曾一堆儿地扎在一起玩文学。
　　人，都想有棵大树，累了，是一种依靠。那时节，人们叫冯亦代“二哥”，黄宗英也跟着叫。叫了哥哥，心里就像是有了依托。
　　后来，黄宗英失去了赵丹，冯亦代亦失去了安娜。哥哥妹妹亲亲密密做了夫妻。婚后，黄宗英照例称冯亦代为“二哥”。问二哥是否疼爱妹妹，黄宗英斜刺冯亦代一眼，道：“他木知木觉拎不清，一天到晚，只晓得看书，写东西。”
　　黄宗英在电影《家》中扮梅表姐，那种幽深细致的眼光是迷死过几代人的，而黄宗英却是绕了个圈子，走入书房，做起文人来，且规矩森严：上午不接电话，不接待客人；中午不赴酒宴；下午小憩之后，会见发过贴子的朋友；晚上没有应酬，因袭着老上海洋房里的人家，唱机上摆一张小夜曲，像是一扇屏风，挡去一点喧哗和琐屑。回忆起上海，最是牵魂的是音乐学院附近有普希金铜像的那条街，那儿很安静，也很有情调，有漂亮的梧桐树，还有——许多约会都是从那儿出发的。
　　那年回上海老宅，秦怡等好友各以看家菜谱设下酒宴。一巡一巡，待到辞谢告归时，好好的，脚就折了，裹厚厚的石膏，坐在沙发上，照样讲笑。她说：“我不怕死，我怕活得太长。让人讨厌就不好了。老年痴呆了很没有意思，活得太不好看了，把前面的好看给抹掉了，太冤枉了。”
　　黄宗英从小迷糊，大了也迷糊。经过南方公司的债务和与周璇遗孤遗产交割的两起诉讼，黄宗英依旧密密麻麻地迷糊。她说：“凭良心吧，良心是比较准确的。”
　　中秋节，在天安门广场看人放风筝，想起与黄宗英的一段问答：
　　——山坡上有一颗开满白花的树，你希望树底下有什么？
　　——有我。
　　——有人送你一只箱子，你希望箱子里有什么？
　　——时间。
　　——时间是什么？
　　——像烟，没有踪迹。
　　见过黄宗英抽烟，那是另一种风情了。
　　黄宗英一手好文章，字亦娟秀，艺人的模样，文人的骨子，难得有人可以与她去比。
　　前些年，因急诊入华东医院。一墙之隔便是胡兰成、张爱玲的故事发生地美丽园，这就想起了那一段倾城的乱世姻缘。张爱玲继母的好友陆小曼亦住在附近的四名（明）村，年轻时分娇纵无比。徐志摩陨落后，常年素服，潜心书画，只剩那位评剧青衣翁瑞午照顾她的宿疾，抚慰她的寂寥。听说，陆小曼抽烟抽出一口的黑牙。不可以笑的，一笑，就着实令人失望了。物质匮乏时期，翁瑞午三钱不值两钱地卖了祖传的字画，排了大队买得薄薄一片肉来，托在手上，巴巴地送了来给陆小曼。陆小曼病，从这个医院进入天国。那些心碎细的人，一直担心陆小曼即便到了那里，也是不肯对徐志摩抱歉的。她实在是不会做人。
　　一整夜，比如《游园惊梦》，花魂花精出没其间。
　　翌日醒转来，被轮椅推去治疗，窗子旁，就见着了黄宗英举了一对粉色的哑铃。十多年不见，一个美人儿已是寸步难行，须得被人搀着扶着了。这心里边不禁“呀！”的一声好不叹息，顾着彼此的尊严，竟不愿前去招呼。
　　有一日，在病人名册上见到了李玉茹的名字。想起她漂亮的珍珠发夹，自然又是一番唏嘘。
　　美女老了，是一种罪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