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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著名的“司母戊鼎”和“四羊方尊”，這两件青铜器都是商代的。它们在青铜器中非常有代表性，司母戊鼎最大，四羊方尊最为精美。
司母戊鼎高一米三，长一米一，宽近一米。你现在可以大致比画一下，司母戊鼎比单人书桌还要大很多。
“鼎”这个东西，原本是一种锅，上面的大肚子用来装食物，下面竖着几条腿是为了在锅下放柴火加热。我们今天去饭馆里点个锅仔吃，那种锅仔下面带有支架的酒精锅，构造就很像鼎。
总之，古人花费了大量的成本，克服了难以想象的技术困难，造了那么一口大锅，总不会是为了做饭省事吧？
当然不是，司母戊鼎并不是炊具，而是“礼器”。
所谓“礼器”，就是在举行祭祀仪式时使用的专业用具。我们今天为了祝贺结婚、开业所送的那种一人高的花篮，也可以说是一种礼器。
司母戊鼎是商代进行宗教仪式时用的礼器。古今中外的宗教，都有给神灵献祭食物的习惯。献祭食物需要炊具，久而久之，原本是炊具的鼎就变成了仪式的一部分。司母戊鼎就是专门为祭祀制作的，已经没有烹饪的功能了。
中国古人把很大一部分精力都用在制作成本很高的“礼器”上。
世界上的几大文明古国都很看重宗教祭祀。统治者以神灵的名义告诉大众：只要听从统治者的命令，服从社会规范，就可以获得神灵的保佑，否则就会受到惩罚。假如大众相信这番话，那么统治者就可以省掉大量的管理人员，统治效率就大大提高了。
这就是为什么商代的统治者要不惜血本铸造司母戊鼎。
统治者们的宗教仪式规模越庞大、用具越精美，它对大众产生的精神影响就越强。相应的，能省下的管理费用就越高。所以铸造不能吃也不能喝的青铜鼎看上去是在浪费钱，其实是在给统治者省钱。
大型的鼎耗资巨大，只有国家才有能力铸造，久而久之，大鼎本身就成了王权的象征。在周朝，鼎的使用有严格的规定。周王室规定，只有天子才能用九鼎，代表天下九州。其他诸侯、大夫按照相应的级别，只能用七鼎、五鼎、三鼎等。直到今天，“九鼎”这个词还用来指代王权。
因为这个典故，诞生了“问鼎中原”这个成语，表示有在中原称王的念头。另外还有个成语叫“定鼎中原”，意思是已经征服中原，在中原建立王权了。
二
鼎是国之重器，我们再多说两句。
如果你看到周代的鼎，会发现它和商代的司母戊鼎有明显的区别。商代的鼎造型非常硬朗，多用直角。上面的花纹都是一些张牙舞爪的怪兽，露出狰狞的面目。
周代的鼎不同，改直角为圆角，鼎口是圆的，肚子也是圆形的。上面的装饰很少再有狰狞的怪兽，而代之以柔和的曲线。
简单地说，周代的鼎，造型少了很多戾气，更偏向圆润儒雅。
表面上看，这只是审美上的变化，实际上，这更是国体的变化。
前面说过，鼎其实是王室用精神手段管理臣子和国民的工具。商鼎上刻满了狰狞的怪兽，这个思路和原始部落用怪兽的形象装饰盾牌、面具如出一辙——用恐怖的形象恐吓对手。这是控制臣民最直接的思路。
商王朝用这招没什么问题，但是到了周朝就不能用了。周王室把天下分封给了自己的亲戚，对自己的亲戚怎么能用恐吓来管理呢？
在我们今天的家庭里，亲戚们一同生活，互相帮助，靠的当然不是暴力和恐吓，而是血缘和感情。周王室也是一样，希望靠王室的血缘和感情来维系统治。
但是，光靠血缘和感情还是有缺点。
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周王朝逐渐发展出了一套先进的制度，叫作“礼制”。
“礼制”，简单地说就是一套人和人之间相处的规矩。我们看古装电视剧，大臣见了皇帝要三叩九拜，儿子见了爹要恭敬行礼，逢年过节全家都要祭天祭祖，这些都属于礼制。
以我们现代人的观点看，“礼制”似乎既烦琐又迂腐。大臣上朝有事儿就直接说呗，你每次都三叩九拜，山呼万岁，搞那么多形式主义有什么意义呢？
有意义。
“礼制”的本质，是通过道德的手段来指定一种秩序，这是一种比暴力更高效的统治手段。
举个简单的例子。你走在马路上，手里拿着垃圾，附近没有垃圾箱，如果把垃圾随手扔在地上，对你来说是最省时间、最省体力的做法。现在马路上也没有戴红袖章的卫生稽查员了，就算你真的随手扔垃圾，也不会有人冲上来罚你的钱。对你自己来说，随手扔垃圾只有好处没有坏处，可是这么好的事情，你很可能不愿意去做，反倒要走一段路把垃圾扔进垃圾箱里。
是什么原因促使你做出了和本能相反的“趋利避害”的事呢？
是“不能随地扔垃圾”这条道德守则。假如社会没有这条守则，而是靠暴力机关来维护环境卫生的话，那国家就要掏出一大笔钱来养“卫生稽查员”（20世纪80年代他们到处都是），又掏出一大笔钱养更多的环卫工人，最终的效果也不会很好，在看不到的角落里肯定还会堆着大量的垃圾。
类似情况，我们生活中还有“公交车上要给老人小孩让座”“买东西要排队”“不能破坏公物”等道德守则。有了它们，国家不花一分钱就可以维持良好的社会秩序。没有了它们，社会早就乱作一团了。
鼎作为“礼器”，看似毫无用处，却能成为“国之重器”，原因也在于此。以鼎为最高代表的礼制，是西周统治中国的一大法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