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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第三次工业革命将使世界从“大规模生产”的流水线生产方式向“大规模定制”以及“个性化制造”等生产方式转变，第三次工业革命将推动生产性服务业与装备制造业融合发展。第三次工业革命背景下，生产性服务与装备制造业融合的动因主要是技术进步、规制放松、价值链的可分性以及相关需求驱动等。分析了信息服务、物流服务、金融服务、商务服务以及研发服务业等与装备制造业的融合。生产性服务与装备制造业的融合将促进中国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和装备制造业的自主创新。
关键词：第三次工业革命；生产性服务业；装备制造业；融合
一、 第三次工业革命与产业融合
1. 第三次工业革命。2012年美国未来学家杰里米·里夫金教授的《第三次工业革命--新经济模式如何改变世界》引起了全世界的广泛关注。第三次工业革命基于将要出现的“物联网”、“云计算”等信息技术，可再生能源将会取代煤、石油等化石能源，新能源将与互联网深度融合即能源互联网。第三次工业革命有五大支柱：可再生能源广泛使用；每一栋建筑可以变成一个微型发电厂；运用氢存储技术存储间歇能源；利用互联网把世界各地的微型建筑发电厂互联；燃料电池动力车和插电式动力车等（杰里米·里夫金，2012）。
第三次工业革命将从“大规模生产”的流水线生产方式向“大规模定制”以及“个性化制造”等生产方式转变。传统的铁、铜、钢等金属制品材料将逐渐被纳米材料、复合材料等新材料所取代，化石能源也将逐渐被太阳能、风能等新能源取代。第三次工业革命将以“3D打印”技术为代表，新材料技术、新能源技术、物联网技术、工业机器人技术以及“云计算”等技术将深度融合，人类的生产和生活方式都将发生重大改变。
2. 产业融合。美国学者Rosenberg（1963）最早从技术融合的视角分析了产业融合，他认为技术融合首先出现在机械工业和其他使用机械的部门。由于技术融合，原来相互独立的机械工业部门联系日趋紧密，并逐渐发展成新的产业。植草益（2001）认为“通过技术革新和放宽规制来降低行业间的壁垒，加强各行业企业间的竞争合作关系”就是产业融合。
在第三次工业革命推动下，制造业尤其是装备制造业价值链将逐步解体，原制造业价值链中的设计、物流、人力资源、营销以及售后服务等将逐步外化而成为独立的运作主体，但是独立出来的生产性服务与制造业母体存在密切的产业关联。不同的是，独立出来的生产性服务不仅为原制造业母体服务，而且还为更多的相关企业服务，从而成为专业化的生产性服务提供商。这样，分离出来的价值链活动单元，逐步形成混沌的价值链活动网络，并通过一定的市场选择与价值链网络中的其他活动单元自由组合，从而形成价值链的融合。
3. 第三次工业革命推动产业融合。由于交通运输和通讯技术的进步，装备制造企业把劳动密集型制造环节剥离到成本相对低廉的发展中国家，后来又把信息技术、物流、商务流程等部分生产性服务环节分离到本国乃至其他国家和地区。生产性服务与装备制造业分离的同时，生产性服务与装备制造业还存在一定的产业关联效应。装备制造企业对生产性服务的需求拉动了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生产性服务对装备制造业的投入推动了装备制造业竞争力提升。
驱动第三次工业革命不断深化的力量在于数字制造、人工智能、新材料等技术的创新性突破（黄群慧，贺俊）。在第三次工业革命中，企业之间的边界越来越模糊，企业价值链上生产环节将逐步成为独立的核算主体，通过网络、信息等手段跨越企业边界与外部供应商等发生普遍联系。原来的竞争对手，也因为市场、技术、业务、产品等形成协同竞争的网络关系。模糊的企业边界使企业的触角伸到市场的所有角落，企业内部结构将处于扁平状态，层次精简，富有弹性，便于信息交流。通过这种方式，先进制造技术生产的每一个环节，包括研发、设计、制造、销售等都融合于企业管理信息系统中。因此，在第三次工业革命背景下，生产性服务与装备制造业将会深度融合。
二、 生产性服务业与装备制造业融合的动因
1. 技术进步是生产性服务与装备制造业融合的主要动因。技术创新具有外部性，当某领域的技术创新被普遍应用时，技术创新会产生一定的扩散效应，扩散效应又必然带来一定的技术溢出。Arrow（1962）最早提出了企业的技术创新会带来技术溢出，追求利润最大化的企业都会投入一定的研发费用，降低生产成本或开发新产品。但是企业的研发投入产生的知识具有一定的传播性质，将会渗透到其他企业或产业。由于技术溢出，各产业之间的边界会产生一定的技术融合。例如，计算机芯片技术提升了装备制造业的自动化水平；微电子技术与传统机械工业融合产生了数控机床、工业机器人；卫星定位技术与计算机技术与汽车制造业技术的融合使汽车成为集多功能为一体的多媒体运输工具等。
2. 规制放松是生产性服务与装备制造业融合的外因。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美国通讯和媒体市场经历了一次非常显著的规制放松和自由化过程（Wirtz，2001）。由于规制的存在，各产业间存在一定的进入壁垒，例如规模经济的要求、行政性准入等政策壁垒，但是“规制”的制定由于容易被利益集团所“俘获”，从而逐渐偏离了社会利益最大化的初衷，后来的可竞争市场理论为规制放松提供了理论依据。由于计划经济时代对服务业的过度“规制”，中国生产性服务业的进入壁垒比较多，从而导致生产性服务的专业化分工不够。随着中国市场化的逐步推进，政府各种规制将逐渐减少，外化的生产性服务将逐渐与装备制造业融合发展。
3. 價值链的可分性。按照波特的价值链理论，企业的竞争优势在于价值链基本环节中的设计、营销以及价值链辅助活动中的部分环节的分离，价值链各环节的分离带来了企业的成本优势与差异化优势，从而企业能够专注于自己的核心业务。而分离出来的价值链辅助环节与部分基本环节不但与原企业还存在密切的垂直联系，还与其它企业存在密切的垂直联系，从而形成错综复杂的价值链网状结构。这样，企业有限的资源可以投入到核心价值链环节，而非核心价值链环节可以通过外部专业化的价值链网络获取，从而获得专业化优势。另外，价值链核心环节的运行好坏直接影响到企业整体的竞争力，从而价值链环节的差异带来了企业竞争力的差异。 4. 相关需求驱动。在第三次工业革命背景下，虽然企业大规模生产的供给能力剧增，但是“同质性”产品市场已经趋于饱和，消费者“个性化”需求得到强化。由于知识、技术密集型生产性服务具有“异质性”，而“异质性”的生产性服务投入的数量和质量决定了装备制造业的竞争力，而高智能的机器设备可以满足不同消费者“挑剔”的个性化需求。因此，“个性化”的消费者需求迫使装备制造业使用“异质性”的生产性服务投入，装备制造业对生产性服务需求的增加也推动了生产性服务与装备制造业的融合。通过生产性服务与装备制造业的融合，柔性生产系统广泛应用于生产领域。柔性生产系统可以生产多品种、小批量产品，可以满足不同客户的“个性化”需求。
三、 生产性服务细分行业与装备制造业融合
1. 信息服务与装备制造业的融合。信息技术已经广泛应用到金融、航空、装备制造业、教育业、交通运输业等部门，但是信息技术对经济社会最主要的影响还是信息服务与装备制造业的深度融合。装备制造业充分吸收和利用信息处理技术、自动化技术，利用现代管理技术，通过三维CAD进行机器设备的结构设计、外观设计以及强度设计等创新设计，利用计算机进行辅助生产和自动化控制，生产数控机床或工业机器人等。另外，人工智能与工业机器人也是信息技术与装备制造业融合的产物，装备制造业利用“云计算”和“超级宽带”等技术通过人工智能进行数据深度挖掘和智能决策，工业机器人也开始向对复杂环境的自适应能力和多种感知能力方向发展。
2. 物流服务与装备制造业的融合。由于中国建国后实行的是“大而全，小而全”的计划经济体制，物流服务一般内置于装备制造企业内部，甚至部分大型装备制造企业还有自建的铁路线路，都有自己的仓库和运输工具，都有自己的销售部门等（刘秉镰，2010）。随着中国政策的引导以及分工和专业化的发展，内置于制造业的物流纷纷外化并形成独立的第三方物流。第三方物流企业应该参与市场竞争，并进行兼并重组，推动第三方物流企业竞争力的快速提升。信息技术在第三方物流中的应用，可以有效的消除装备制造业生产各环节流通障碍，有效提高原材料及零部件周转速度和效率，从而降低装备制造业的物流成本，提升装备制造业的竞争力。
3. 金融服务与装备制造业的融合。装备制造业是资本技术密集型制造业，企业的自有资金或预付金比例相对较低。在中国现有的金融体系下，企业外部资本的来源主要是信贷，但是中国信贷业务风险分散体系不健全，企业信贷周期的跨度比较长，并存在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的压力，导致中国金融系统债务风险严重。中国现有的金融机构主要从事传统的信贷业务、汇兑或结算业务，金融机构的证券、租赁、咨询、资本运作、保险、理财、信托等现代金融业务发展缓慢，抑制了中国金融体系自身的竞争力（裴平，2003）。装备制造企业本身是高技术产业，高技术产业和风险投资体系密切相关，而通过金融服务与装备制造业的融合，可以健全中国的风险投资体系，通过风险资本支持中国装备制造业自主创新。
4. 商务服务与装备制造业的融合。国内装备制造业对外部专业化的会计、法律、审计、咨询、租赁等商务服务需求比较迫切，也加速了装备制造业内部的商务服务外化，寻求外部专业化的商务服务提供商。外部专业化咨询服务为装备制造企业优化营销方案，为企业节约库存，节省各种人力物力等成本；外部专业化法律服务为企业兼并重组、引进IPO等提供法律保障，还可以为企业规避国际业务风险（牛艳华，2010）等。商务服务业的发展程度反映了一个地区的“软环境”，商务服务业一般集聚于城市的中央商务区，商务服务与装备制造业的融合程度也决定了装备制造业的效率和竞争力。
5. 研发服务与装备制造业的融合。我国装备制造业研发投入与销售收入的比重大约保持在1%左右，而发达国家机器设备研发投入占销售收入的比重达到了4%～10%（陈爱贞和陈明森，2009）。因此，中国装备制造业的研发强度远低于发达国家。虽然改革开放后，我国引进大量外国直接投资，“以市场换技术”，但是我国引进技术的经费与配套的消化吸收的比例只有1∶0.13，而日本、韩国的比例则分别达到1∶5和1∶8（陈爱贞，2009）。20世纪80年代前，企业认为研发是自己的核心资源，因而将研发活动控制在企业内部。但是由于第三次工业革命带来的技术复杂性提高，新技术生命周期缩短，研发新技术所投入成本难以短期收回，因此制造业内部的研发服务将逐渐外部化，形成独立的研发服务产业（邹文杰，2012），并作为中间投入与装备制造业融合发展。
四、 生产性服务业与装备制造业融合的效应分析
1. 产业融合将促进中国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第三次工业革命背景下，技术进步将带来装备制造业规模的空前膨胀，按照斯密的“市场规模限制劳动分工”的原理，产业规模的迅速扩张将会带来分工和专业化的发展。由于分工和专业化，内置于装备制造业的生产性服务将逐渐外化。由于产业关联效应，装备制造业对外化出来的生产性服务还有大量的需求。而装备制造业的竞争力越强，所需求的生产性服务就越多。在生产性服务与装备制造业融合过程中，机器设备生产的物质性投入将趋于下降，而研发、法律、设计等生产性服务投入比重将趋于上升，这意味着生产性服务业的产业规模将不断扩张。通过生产性服务与装备制造业的融合，装备制造业对生产性服务需求的增加将会促进中国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
2. 产业融合将促进中国装备制造業自主创新能力的提升。装备制造业是一个国家的基础性和战略性产业，它可以反映一个国家的工业化水平和自主创新能力。近几年来，虽然中国装备制造业发展速度很快，但是由于中国本土装备制造业自主创新能力不足，因此中国装备制造业的核心零部件基本上依赖进口。由于中国目前市场交易成本比较大，生产性服务与装备制造业没有充分分离带来了装备制造业竞争力的落后。第三次工业革命背景下，技术进步将促进生产性服务与装备制造业充分分离，装备制造业通过外部购买专业化的生产性服务来促进装备制造业自主创新能力的提升。生产性服务作为中间品投入与装备制造业进行深度融合，从而促进了装备制造业效率和自主创新能力的提升。 3. 产业融合有利于中国出口结构升级。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通过“为出口而进口”的代工模式实现了经济的高速增长。虽然这种贸易模式给中国带来了“出口奇迹”，但是中国装備制造企业只是代工企业，而研发、设计、营销等价值链的高端环节掌握在发达国家手里，从而导致中国装备制造业缺乏“心脏”和“脑袋”。而第三次工业革命背景下，专业化的生产性服务与装备制造业融合发展将会带来中国制造业从低附加值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向技术、资本密集的装备制造业升级。另外，由于生产性服务与装备制造业的融合，中国装备制造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不断提升，中国将从进口机器设备出口消费品向通过装备制造业的自主创新实现出口资本品转变，从而带来中国出口升级。
五、 主要结论
第三次工业革命将催生大规模定制（黄群慧，2013）等新的生产方式，在此种生产方式下，企业根据消费者的需求进行模块化设计，并能提供不同的设计方案供消费者选择，并且模块化生产提升了分工和专业化水平。在此背景下，装备制造业的价值链将会不断优化，生产性服务价值链环节也会不断从装备制造企业分解出去，从而装备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都能专业化生产并实现规模经济。
在第三次工业革命推动下，交易技术和交易效率不断提高。装备制造业的发展需要有专业化的生产性服务投入，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也需要有装备制造业的投入作为固定资产投资，从而形成生产性服务业与装备制造业互动的局面。随着装备制造业中生产性服务投入的增加和生产性服务业中装备制造业投入的增加，装备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的增长率都将增长。通过装备制造企业价值链的分解与融合，生产性服务与装备制造企业的价值链相互渗透、相互延伸，从而实现生产性服务与装备制造业的深度融合。
参考文献：
[1] 杰里米.里夫金著，张体伟等译.第三次工业革命—新经济模式如何改变世界[M].北京：中信出版社，2012，（6）.
[2] 黄群慧，贺俊.“第三次工业革命”与中国经济发展战略调整[J].中国工业经济，2013，（1）：5-18.
[3] 刘秉镰，林坦.制造业物流外包与生产率的关系研究[J].中国工业经济，2010，（9）：67-77.
[4] 陈爱贞，陈明森.中国装备制造业加入全球竞争的传统模式与突破路径[J].亚太经济，2009，（5）.
[5] 植草益.信息通讯业的产业融合[J].中国工业经济，2001，（2）：24-27.
[6] 周志丹.信息服务业与制造业融合互动研究[J].浙江社会科学，2012，（2）：34-38
[7] Rosenberg N.Technological Change in the Machine tool Industry， 1840-1910[J].The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1963，23（4）：414-443.
[8] Wirtz B.W.Reconfiguration of Value Chinas in Converging Media and Communications Markets[J].Long Range Planning，2001，34：489-506.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我国高技术服务业与制造业互动发展的内在机理及对策研究”（项目号：12CJY046）；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决策咨询项目“河南开放式创新的对策研究”（项目号：2015JC24）；2014年度郑州大学青年教师科研启动基金项目（项目号：000001307624）；郑州大学“新媒体与公共传播”学科招标项目（项目号：XMTGGCBJSQ21）。
作者简介：楚明钦（1982-），男，汉族，河南省南阳市人，郑州大学新闻与传播讲师，南京大学经济学博士，研究方向为产业经济、媒介经济。
收稿日期：2015-11-20。
关键词：第三次工业革命；生产性服务业；装备制造业；融合
一、 第三次工业革命与产业融合
1. 第三次工业革命。2012年美国未来学家杰里米·里夫金教授的《第三次工业革命--新经济模式如何改变世界》引起了全世界的广泛关注。第三次工业革命基于将要出现的“物联网”、“云计算”等信息技术，可再生能源将会取代煤、石油等化石能源，新能源将与互联网深度融合即能源互联网。第三次工业革命有五大支柱：可再生能源广泛使用；每一栋建筑可以变成一个微型发电厂；运用氢存储技术存储间歇能源；利用互联网把世界各地的微型建筑发电厂互联；燃料电池动力车和插电式动力车等（杰里米·里夫金，2012）。
第三次工业革命将从“大规模生产”的流水线生产方式向“大规模定制”以及“个性化制造”等生产方式转变。传统的铁、铜、钢等金属制品材料将逐渐被纳米材料、复合材料等新材料所取代，化石能源也将逐渐被太阳能、风能等新能源取代。第三次工业革命将以“3D打印”技术为代表，新材料技术、新能源技术、物联网技术、工业机器人技术以及“云计算”等技术将深度融合，人类的生产和生活方式都将发生重大改变。
2. 产业融合。美国学者Rosenberg（1963）最早从技术融合的视角分析了产业融合，他认为技术融合首先出现在机械工业和其他使用机械的部门。由于技术融合，原来相互独立的机械工业部门联系日趋紧密，并逐渐发展成新的产业。植草益（2001）认为“通过技术革新和放宽规制来降低行业间的壁垒，加强各行业企业间的竞争合作关系”就是产业融合。
在第三次工业革命推动下，制造业尤其是装备制造业价值链将逐步解体，原制造业价值链中的设计、物流、人力资源、营销以及售后服务等将逐步外化而成为独立的运作主体，但是独立出来的生产性服务与制造业母体存在密切的产业关联。不同的是，独立出来的生产性服务不仅为原制造业母体服务，而且还为更多的相关企业服务，从而成为专业化的生产性服务提供商。这样，分离出来的价值链活动单元，逐步形成混沌的价值链活动网络，并通过一定的市场选择与价值链网络中的其他活动单元自由组合，从而形成价值链的融合。
3. 第三次工业革命推动产业融合。由于交通运输和通讯技术的进步，装备制造企业把劳动密集型制造环节剥离到成本相对低廉的发展中国家，后来又把信息技术、物流、商务流程等部分生产性服务环节分离到本国乃至其他国家和地区。生产性服务与装备制造业分离的同时，生产性服务与装备制造业还存在一定的产业关联效应。装备制造企业对生产性服务的需求拉动了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生产性服务对装备制造业的投入推动了装备制造业竞争力提升。
驱动第三次工业革命不断深化的力量在于数字制造、人工智能、新材料等技术的创新性突破（黄群慧，贺俊）。在第三次工业革命中，企业之间的边界越来越模糊，企业价值链上生产环节将逐步成为独立的核算主体，通过网络、信息等手段跨越企业边界与外部供应商等发生普遍联系。原来的竞争对手，也因为市场、技术、业务、产品等形成协同竞争的网络关系。模糊的企业边界使企业的触角伸到市场的所有角落，企业内部结构将处于扁平状态，层次精简，富有弹性，便于信息交流。通过这种方式，先进制造技术生产的每一个环节，包括研发、设计、制造、销售等都融合于企业管理信息系统中。因此，在第三次工业革命背景下，生产性服务与装备制造业将会深度融合。
二、 生产性服务业与装备制造业融合的动因
1. 技术进步是生产性服务与装备制造业融合的主要动因。技术创新具有外部性，当某领域的技术创新被普遍应用时，技术创新会产生一定的扩散效应，扩散效应又必然带来一定的技术溢出。Arrow（1962）最早提出了企业的技术创新会带来技术溢出，追求利润最大化的企业都会投入一定的研发费用，降低生产成本或开发新产品。但是企业的研发投入产生的知识具有一定的传播性质，将会渗透到其他企业或产业。由于技术溢出，各产业之间的边界会产生一定的技术融合。例如，计算机芯片技术提升了装备制造业的自动化水平；微电子技术与传统机械工业融合产生了数控机床、工业机器人；卫星定位技术与计算机技术与汽车制造业技术的融合使汽车成为集多功能为一体的多媒体运输工具等。
2. 规制放松是生产性服务与装备制造业融合的外因。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美国通讯和媒体市场经历了一次非常显著的规制放松和自由化过程（Wirtz，2001）。由于规制的存在，各产业间存在一定的进入壁垒，例如规模经济的要求、行政性准入等政策壁垒，但是“规制”的制定由于容易被利益集团所“俘获”，从而逐渐偏离了社会利益最大化的初衷，后来的可竞争市场理论为规制放松提供了理论依据。由于计划经济时代对服务业的过度“规制”，中国生产性服务业的进入壁垒比较多，从而导致生产性服务的专业化分工不够。随着中国市场化的逐步推进，政府各种规制将逐渐减少，外化的生产性服务将逐渐与装备制造业融合发展。
3. 價值链的可分性。按照波特的价值链理论，企业的竞争优势在于价值链基本环节中的设计、营销以及价值链辅助活动中的部分环节的分离，价值链各环节的分离带来了企业的成本优势与差异化优势，从而企业能够专注于自己的核心业务。而分离出来的价值链辅助环节与部分基本环节不但与原企业还存在密切的垂直联系，还与其它企业存在密切的垂直联系，从而形成错综复杂的价值链网状结构。这样，企业有限的资源可以投入到核心价值链环节，而非核心价值链环节可以通过外部专业化的价值链网络获取，从而获得专业化优势。另外，价值链核心环节的运行好坏直接影响到企业整体的竞争力，从而价值链环节的差异带来了企业竞争力的差异。 4. 相关需求驱动。在第三次工业革命背景下，虽然企业大规模生产的供给能力剧增，但是“同质性”产品市场已经趋于饱和，消费者“个性化”需求得到强化。由于知识、技术密集型生产性服务具有“异质性”，而“异质性”的生产性服务投入的数量和质量决定了装备制造业的竞争力，而高智能的机器设备可以满足不同消费者“挑剔”的个性化需求。因此，“个性化”的消费者需求迫使装备制造业使用“异质性”的生产性服务投入，装备制造业对生产性服务需求的增加也推动了生产性服务与装备制造业的融合。通过生产性服务与装备制造业的融合，柔性生产系统广泛应用于生产领域。柔性生产系统可以生产多品种、小批量产品，可以满足不同客户的“个性化”需求。
三、 生产性服务细分行业与装备制造业融合
1. 信息服务与装备制造业的融合。信息技术已经广泛应用到金融、航空、装备制造业、教育业、交通运输业等部门，但是信息技术对经济社会最主要的影响还是信息服务与装备制造业的深度融合。装备制造业充分吸收和利用信息处理技术、自动化技术，利用现代管理技术，通过三维CAD进行机器设备的结构设计、外观设计以及强度设计等创新设计，利用计算机进行辅助生产和自动化控制，生产数控机床或工业机器人等。另外，人工智能与工业机器人也是信息技术与装备制造业融合的产物，装备制造业利用“云计算”和“超级宽带”等技术通过人工智能进行数据深度挖掘和智能决策，工业机器人也开始向对复杂环境的自适应能力和多种感知能力方向发展。
2. 物流服务与装备制造业的融合。由于中国建国后实行的是“大而全，小而全”的计划经济体制，物流服务一般内置于装备制造企业内部，甚至部分大型装备制造企业还有自建的铁路线路，都有自己的仓库和运输工具，都有自己的销售部门等（刘秉镰，2010）。随着中国政策的引导以及分工和专业化的发展，内置于制造业的物流纷纷外化并形成独立的第三方物流。第三方物流企业应该参与市场竞争，并进行兼并重组，推动第三方物流企业竞争力的快速提升。信息技术在第三方物流中的应用，可以有效的消除装备制造业生产各环节流通障碍，有效提高原材料及零部件周转速度和效率，从而降低装备制造业的物流成本，提升装备制造业的竞争力。
3. 金融服务与装备制造业的融合。装备制造业是资本技术密集型制造业，企业的自有资金或预付金比例相对较低。在中国现有的金融体系下，企业外部资本的来源主要是信贷，但是中国信贷业务风险分散体系不健全，企业信贷周期的跨度比较长，并存在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的压力，导致中国金融系统债务风险严重。中国现有的金融机构主要从事传统的信贷业务、汇兑或结算业务，金融机构的证券、租赁、咨询、资本运作、保险、理财、信托等现代金融业务发展缓慢，抑制了中国金融体系自身的竞争力（裴平，2003）。装备制造企业本身是高技术产业，高技术产业和风险投资体系密切相关，而通过金融服务与装备制造业的融合，可以健全中国的风险投资体系，通过风险资本支持中国装备制造业自主创新。
4. 商务服务与装备制造业的融合。国内装备制造业对外部专业化的会计、法律、审计、咨询、租赁等商务服务需求比较迫切，也加速了装备制造业内部的商务服务外化，寻求外部专业化的商务服务提供商。外部专业化咨询服务为装备制造企业优化营销方案，为企业节约库存，节省各种人力物力等成本；外部专业化法律服务为企业兼并重组、引进IPO等提供法律保障，还可以为企业规避国际业务风险（牛艳华，2010）等。商务服务业的发展程度反映了一个地区的“软环境”，商务服务业一般集聚于城市的中央商务区，商务服务与装备制造业的融合程度也决定了装备制造业的效率和竞争力。
5. 研发服务与装备制造业的融合。我国装备制造业研发投入与销售收入的比重大约保持在1%左右，而发达国家机器设备研发投入占销售收入的比重达到了4%～10%（陈爱贞和陈明森，2009）。因此，中国装备制造业的研发强度远低于发达国家。虽然改革开放后，我国引进大量外国直接投资，“以市场换技术”，但是我国引进技术的经费与配套的消化吸收的比例只有1∶0.13，而日本、韩国的比例则分别达到1∶5和1∶8（陈爱贞，2009）。20世纪80年代前，企业认为研发是自己的核心资源，因而将研发活动控制在企业内部。但是由于第三次工业革命带来的技术复杂性提高，新技术生命周期缩短，研发新技术所投入成本难以短期收回，因此制造业内部的研发服务将逐渐外部化，形成独立的研发服务产业（邹文杰，2012），并作为中间投入与装备制造业融合发展。
四、 生产性服务业与装备制造业融合的效应分析
1. 产业融合将促进中国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第三次工业革命背景下，技术进步将带来装备制造业规模的空前膨胀，按照斯密的“市场规模限制劳动分工”的原理，产业规模的迅速扩张将会带来分工和专业化的发展。由于分工和专业化，内置于装备制造业的生产性服务将逐渐外化。由于产业关联效应，装备制造业对外化出来的生产性服务还有大量的需求。而装备制造业的竞争力越强，所需求的生产性服务就越多。在生产性服务与装备制造业融合过程中，机器设备生产的物质性投入将趋于下降，而研发、法律、设计等生产性服务投入比重将趋于上升，这意味着生产性服务业的产业规模将不断扩张。通过生产性服务与装备制造业的融合，装备制造业对生产性服务需求的增加将会促进中国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
2. 产业融合将促进中国装备制造業自主创新能力的提升。装备制造业是一个国家的基础性和战略性产业，它可以反映一个国家的工业化水平和自主创新能力。近几年来，虽然中国装备制造业发展速度很快，但是由于中国本土装备制造业自主创新能力不足，因此中国装备制造业的核心零部件基本上依赖进口。由于中国目前市场交易成本比较大，生产性服务与装备制造业没有充分分离带来了装备制造业竞争力的落后。第三次工业革命背景下，技术进步将促进生产性服务与装备制造业充分分离，装备制造业通过外部购买专业化的生产性服务来促进装备制造业自主创新能力的提升。生产性服务作为中间品投入与装备制造业进行深度融合，从而促进了装备制造业效率和自主创新能力的提升。 3. 产业融合有利于中国出口结构升级。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通过“为出口而进口”的代工模式实现了经济的高速增长。虽然这种贸易模式给中国带来了“出口奇迹”，但是中国装備制造企业只是代工企业，而研发、设计、营销等价值链的高端环节掌握在发达国家手里，从而导致中国装备制造业缺乏“心脏”和“脑袋”。而第三次工业革命背景下，专业化的生产性服务与装备制造业融合发展将会带来中国制造业从低附加值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向技术、资本密集的装备制造业升级。另外，由于生产性服务与装备制造业的融合，中国装备制造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不断提升，中国将从进口机器设备出口消费品向通过装备制造业的自主创新实现出口资本品转变，从而带来中国出口升级。
五、 主要结论
第三次工业革命将催生大规模定制（黄群慧，2013）等新的生产方式，在此种生产方式下，企业根据消费者的需求进行模块化设计，并能提供不同的设计方案供消费者选择，并且模块化生产提升了分工和专业化水平。在此背景下，装备制造业的价值链将会不断优化，生产性服务价值链环节也会不断从装备制造企业分解出去，从而装备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都能专业化生产并实现规模经济。
在第三次工业革命推动下，交易技术和交易效率不断提高。装备制造业的发展需要有专业化的生产性服务投入，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也需要有装备制造业的投入作为固定资产投资，从而形成生产性服务业与装备制造业互动的局面。随着装备制造业中生产性服务投入的增加和生产性服务业中装备制造业投入的增加，装备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的增长率都将增长。通过装备制造企业价值链的分解与融合，生产性服务与装备制造企业的价值链相互渗透、相互延伸，从而实现生产性服务与装备制造业的深度融合。
参考文献：
[1] 杰里米.里夫金著，张体伟等译.第三次工业革命—新经济模式如何改变世界[M].北京：中信出版社，2012，（6）.
[2] 黄群慧，贺俊.“第三次工业革命”与中国经济发展战略调整[J].中国工业经济，2013，（1）：5-18.
[3] 刘秉镰，林坦.制造业物流外包与生产率的关系研究[J].中国工业经济，2010，（9）：67-77.
[4] 陈爱贞，陈明森.中国装备制造业加入全球竞争的传统模式与突破路径[J].亚太经济，2009，（5）.
[5] 植草益.信息通讯业的产业融合[J].中国工业经济，2001，（2）：24-27.
[6] 周志丹.信息服务业与制造业融合互动研究[J].浙江社会科学，2012，（2）：34-38
[7] Rosenberg N.Technological Change in the Machine tool Industry， 1840-1910[J].The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1963，23（4）：414-443.
[8] Wirtz B.W.Reconfiguration of Value Chinas in Converging Media and Communications Markets[J].Long Range Planning，2001，34：489-506.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我国高技术服务业与制造业互动发展的内在机理及对策研究”（项目号：12CJY046）；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决策咨询项目“河南开放式创新的对策研究”（项目号：2015JC24）；2014年度郑州大学青年教师科研启动基金项目（项目号：000001307624）；郑州大学“新媒体与公共传播”学科招标项目（项目号：XMTGGCBJSQ21）。
作者简介：楚明钦（1982-），男，汉族，河南省南阳市人，郑州大学新闻与传播讲师，南京大学经济学博士，研究方向为产业经济、媒介经济。
收稿日期：2015-11-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