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末年，山河飘摇，一场鸦片战争，最终拉开了帝国崩塌的序幕。170多年来，对这场战争的思索从来没有停止过，各类探讨它的书籍汗牛充栋。其中，2014年10月再版的《大门口的陌生人》别具一格。
　　这本书是美国汉学家魏斐德的成名作，出版于1966年。书名中，“大门口”指的是大清帝国的南大门广州，“陌生人”即外国人。说起来，魏斐德自己也是个不折不扣的“陌生人”，但他研究起中国史来，却绝非门外汉，而是深入其中，且把其他人远远甩在了后头。“过去30年中最好的近代中国史学家，”美国同行史景迁如此评价魏斐德，“他最好的书在每个角度都含义深刻，无论在长度上还是在精神上，充满着意外，承载着情感。”言下之意，魏斐德的中国史研究，不仅有深度，还有感情。
　　魏斐德笔下的历史是动态的，有表情、气氛、动作。《大门口的陌生人》是他的博士论文，却极少论证，列举了大量史实甚至历史八卦，毫不枯燥；代表作《洪业：清朝开国史》写的是明清鼎革的大时代，下笔却极为细腻，时不时引用古诗烘托气氛，300多年前的一幕幕如同电影一样，展现在读者眼前；晚年他写的《间谍王：戴笠与中国特工》，被《华尔街杂志》评论为“与其说是一个个人的传记，毋宁说是蒋介石中国的一份尸检报告”……
　　魏斐德笔下的历史是暖的，与一般冷冰冰的学术研究决然不同。他的开门弟子、历史学家周锡瑞把魏斐德誉为“一个出色的故事家”。讲故事，在历史研究里说得学术一点，就是提倡“叙事史学”。魏斐德反对把历史研究过于科学化，提倡多叙事，少结论。要写出有温度的叙事，离不开小说家的文笔。魏斐德的父亲便是一个小说家，靠写作发了财。在父亲的栽培下，魏斐德也继承了这种文学基因。在哈佛上大学时，他一度在文学与历史间徘徊，甚至出版过一本小说《皇家棕榈大道17号》，印数达10万，超过他后来写的任何一本史学名著。
　　但魏斐德也清楚地知道史学和文学的边界。他的汉学思想擺脱了从导师列文森（费正清的学生）那里传承而来的“哈佛学派”的影响，从单纯研究中国如何受西方影响、回应西方挑战的“西方中心观”，变成了真正关注中国内在变化的“中国中心观”。正因如此，他成为美国第三代汉学家的领军人物，并成为美国第一位担任历史学会会长的汉学家。
　　魏斐德的历史研究，是一种人生追求，而非简单营生。他掌握了包括汉语、俄语在内的4种外语，美国中央情报局一度想招揽他。最终，他选择了学术道路。由于导师列文森猝死，年仅32岁时，魏斐德就接棒执教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是美国最年轻的教授之一。上世纪70年代，卡特总统执政期间，他差点儿当上外交官。最后关头，他以健康原因为理由放弃了。1998年，在一次手术中，医生意外切断了他腰椎内控制左腿的神经，61岁的他将在轮椅上度过余生。厄运面前，他的选择是一头扎进研究中，写出了《间谍王：戴笠与中国特工》。在此之后，他还定下了4本书的写作计划，2006年去世前，他正在进行关于潘汉年的研究。
　　歌德曾说：历史给我们的最好的东西就是它所激起的热情。魏斐德和他的历史研究是这句话最好的注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