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家李敬仕教授的文论集《求真思萃——一个画者的文迹》一书，不同于一般画家总结作画的心得体会或谈艺论美的杂感之作，而是闪烁着争论和思辨色彩的富有学术良知和勇气的思想记录。他在《后记》中说“我并非是史论专业的专门人才”，但“禀性喜欢实话实说，而且有了自己的见解总想一吐为快，于是将想法诉诸文字，即使不能发表也无所谓，写作也就成为我渲泄情绪和表达思想的出口和通道……”因此，李敬仕写的许多文章并没有具体的功利目的。即使退休之后在努力作画的同时，依然是勤耕默耘地做着爬格子的工作，所以佳篇迭出。这些文章直抒己见，立论新颖，观点鲜明。笔者编辑完这本书后，颇受教益；并由此总结出这本文集的几个特点。
　　首先，如书题所示，作者以科学严谨、一丝不苟的态度，坚定不移的走着“求真”的道路。学术研究本来就是节节求真的过程，作者的许多文章论述的对象实际上是对概念的认定，即通常说的“是什么”的问题。学者黎鸣指出：“思辨即用正确的思维方法或工具进行对问题的辨识”，“辨识的主要问题有三类：是什么？做什么？为什么？……最初步、最粗浅、最ABC的一种，即对‘是什么’的问题的。形式逻辑’的思辨。”在语言的意义上，“是什么”是确立对象名称问题，如果缺乏关于“对象”的准确的名称或概念，人们将无法进行基本的对话、交流或自身的内在思辨，更不可能去具体实践或明确地“做什么”，也就无法进一步去了解究竟是“为什么”；因此，搞清楚“是什么”，实质上就是要弄明白“真”是什么的问题。作者的许多文章就是在概念的定义、内涵上寻根究底，譬如：什么是美术技能、人文性、美育、学术、学术价值、传统、笔墨、天才，乃至透视学中的视高和俯视、仰视，以及越地文化和越文化（“越”是绍兴的古称）等等。
　　就“学术”而言，当前美术界中许多人都把“学术”挂在口头。然而，他们对于什么是学术7什么是学术价值？学术与艺术、学术和思想之间有什么关系和区别等这些基本问题，似乎并不感兴趣。他们把学术研究和艺术创作混为一谈，纠缠不清。李敬仕敏锐地指出，艺术创作是物态化的实践活动，是学术研究的对象。诚如海德格尔所言：“艺术作品的存在与物没有两样，悬挂在墙上的绘画就像一把猎枪或一顶帽子。一幅绘画……从一个展览馆搬到另一个展览馆，人们用船运送艺术作品，就像从鲁尔运煤、从黑森林运木材一样。”而作为理性认识的学术，既无法悬挂，也无法搬运，更不能收藏拍卖。李敬仕还进一步指出，学术只是思想之一，而思想未必都是学术。学术界早有人梳理过学术和思想的分野和联系，亦即思想并非就是学术，思想家不一定是学术家，把学术史和思想史“对接”并不适合。事实上，学术话语的声音在意识形态领域和实际生活中都是很微弱的，学术性很强的专业问题难以引起一般人的兴趣，它需要太多的背景知识。而如今，讨论这样的问题在绘画创作领域却显得异乎寻常的调门高昂、频繁和普遍，甚至有点震耳欲聋，这显然是对学术的歪曲和利用。正如我们说“种田里面有哲学”，倘若由此认定种田的农民是在搞哲学研究，他们都是哲学家，那岂不荒谬可笑？李敬仕关于“学术”的辨析声音在美术界显得有点孤独和寂寞，但是他的有关论文被《光明日报》刊载，并获得首届“浙江文艺评论奖”二等奖，说明他的观点还是得到了重要媒体和评论家的注意和认可。
　　其次，作者在求真的同时具备了不媚时语的勇气。他的许多与人辩论和商榷的观点，有的出自声名显赫的大画家（如“笔墨等于零”），有的是会古通今的大理论家（如“先有天才之学，才会有天才之绩”），甚至是上级的有关部门的文件（如中学美术教学要克服“轻人文，重技能”倾向），显示出作者不从上，不从众，不从潮，不从权威并唯理是循、唯真是从的可贵品质。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言：“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笃实求真，它要求思维者具有实践主体的意志，并拥有敢于根据实践经验进行独立思考和怀疑一切的勇气和行为能力，同时又遵循科学和逻辑规律。作者在对许多概念进行定义和界定内涵时，既不望文生义，牵强附会；也不人云亦云，随波逐流，不做只是遵循权威指令的鹦鹉学舌的被动机器人。
　　再次，李敬仕先生作文的选题立意，视野开阔，显示出他治学领域的多元广博。曾经有记者问他有什么其他业余爱好，他一下子回答不上来，思索了一下才说：“喜欢到书店淘书，买书，有空就读些书。”确实，他爱看各种杂书，内容涉及哲学、历史、美学、心理学、文学、乃至逻辑学、经济学、民俗学、语法修辞等等。在学生时代，有同学就戏称他是“杂家”、“博士”。正是因为有着广博学识的筑基，他的学术议题多样广泛，游刃有余，除了论述画坛上的一些热点问题以外，还对透视学、越文化等有关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独特见解。文章有感而发，有的放矢，观点鲜明，语言干脆简洁，从不故作高深，许多标题几近标语式的明白通俗，如“没有形式，感情等于零”、“‘学术价值’没有市场潜力”，“艺术创作不是‘学术研究’”，“‘天才之学’未必会有‘天才之绩’”，“越地文化不是越文化”等等，人们一望题目就清楚作者的观点和文章的内容了。他的许多关于古代画家的研究，也总是寻找一个与众不同的切入点来展开论述。如《飘荡在思乡情怀中的寻梦者》一文，就是从心理美学关于艺术家童年经验在其审美体验中的作用出发，对任伯年的作品进行一种全新的阐释，角度独特，立论新颖。这些论述，无疑和他开阔的学术视野和丰富的思想资源有关。
　　通览李敬仕先生的这本文集，确实如他自己所言：只是为了“表达观点或看法，一吐为快，没有什么功利追求”。这使笔者感触颇深，别的不说，就说美术界现在存在某种普遍现象，30多年来的改革开放，从过去的“送画”到现在的“卖画”，所谓的“学术”连同艺术相提并论在市场上大肆渲染，甚至艺术地位的高低标准都以“平方尺”来衡量等等，有些人把“利”看得很重要。在学术和艺术江湖化、利益化的氛围中，造成许多收藏的人、画画的人不断地宣传炒作自己手上的东西，只要是有利可图。其实，欲利并没有错，欲利是人生来就有的天性，也是必需的。董仲舒说：“天之生人也，使之生义与利。利以养其体，义以养其心。”利是养身体的，物质是生理的需要。义是养心的，道义是精神的需要。不过，“欲利”不要超过“好义”。一旦超过，就会忘义而徇利，去理而走邪，其结果是可能丧失更多的利。因此，董仲舒还说：“义之养生人，大于利而厚于财也。”再如荀子说：“先义而后利者荣，先利而后义者辱。”如果意味着追求“利”的地步，那么社会上艺术风气的负面作用将更甚。“文艺不能当市场的奴隶，不要沾满了铜臭气……要静下心来、精益求精搞创作。”这对于时下弥漫于学术界的轻浮和无序甚至抄袭剽窃的歪风邪气和唯利是图来说，李敬仕先生的这种笃实求真、不媚时语的治学态度，是值得借鉴和提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