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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振华被誉为“泰山之子”,被视为齐鲁人的骄傲。他历经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在7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戎马倥偬、南征北战,从齐鲁大地转战白山黑水,从辽沈战役、平津战役,随整体战略挥师南进,驰骋神州,荡涤敌顽,直插海南。
几十年的戎马征战生涯,铸就了刘振华忠党爱国的特质和无产阶级的风骨,成为了一名战功卓著、品格高贵的革命家、军事家和我军杰出的政治工作领导者。刘振华的功绩与品格,多年来被广为传扬、称道,为人熟知,但他转战外交战线、领导“文装的解放军”,却知者不多。
出使阿尔巴尼亚
1970年5月,沈阳军区司令员陈锡联通知刘振华,中央选派他出任驻阿尔巴尼亚大使。这是一项光荣而重要的使命,在当时的国际背景和中阿关系下,中央选择刘振华出使有特别考虑。在他赴任时,周恩来在中南海西花厅接见他。周恩来说:“选你去阿尔巴尼亚当大使是合适的,我们研究过,主席也同意了。搞外交和打仗一样,也要学习,一面干一面学,相信你能够学会的。”接着周恩来讲述了中阿两国的友好关系,指出,做好对阿尔巴尼亚的工作,是当前我国外交工作的重点之一。中阿要加强团结,友好合作,增进友谊,并肩作战。刘振华把周恩来的教诲牢记在心,作为工作指南。当时,阿尔巴尼亚被我们称为“欧洲社会主义明灯”,是我国与社会主义国家关系最好的一个。但不久,随着阿尔巴尼亚劳动党总书记霍查排斥异己、打击同僚的加剧,两国关系遂有了些微妙变化。在这种情势下,刘振华的繁重使命又增加了一层复杂性。
刘振华偕夫人林钧晓一到任,就不顾舟车劳顿,进入了工作状态。他递交完国书,结束到任拜会,就以在部队养成的雷厉风行的作风和政治魄力,团结、调动每一个同志的积极性,使全馆上下同心协力,发挥出整体水平。当时使馆有80多人,事多任重,经援、军援项目多,援阿专家队伍庞大。他以高度的政治水平和政策水平,优良的工作作风,倾心的亲和力,成为全馆的核心。
刘振华还积极拓展我国的外交关系,1972年初,受命完成了同希腊的建交。
刘振华工作出色,回国述职时,周恩来以嘉许的口气说:“你不仅开展了对阿尔巴尼亚的工作,还进行了对希腊的建交谈判,打开了工作的新局面,你这个大使当得不错嘛!”
“爱兵如子”
1976年6月,刘振华离任回国,随即被任命为外交部副部长和党的核心领导小组副组长,分工主管政治工作和后勤工作。
外交部原班的部长们都是建国初期从部队抽调的兵团级、军级的将军。他们经过长期的革命考验和战火的洗礼,政治素质、共产主义觉悟、阶级立场、党性原则、领导水平、联系群众的作风,都是一流的。随着时间的推移,老领导逐步退下,有些新领导的知识分子的清高和矜持,使其同群众关系渐趋疏淡。刘振华上任后,很快展现出其政治强势。他把善抓政治工作和“爱兵如子”的优良传统带进外交部,使部里的思想政治工作和关爱群众的风气有了明显变化。我就是在这种变化中,受惠最大的一个。
1976年,我呕血不止,送北京医院抢救,必须立即手术止血。当时,该院因救治唐山地震伤员血库告罄,夜晚无法组织人员当场献血。情况已很危险,我开始缺血休克。刘振华得悉情况后,立刻给北京医院党委书记打电话。血源解决了,我的命保住了。
事过数日,刘振华仍然关心着我,知我还无法上班,便把我妻子召来询问情况。刘振华对一名普通干部如此关心入微,使我非常感动。此事传开,外交部的干部都对这位将军部长感到无比钦敬。我能走动后,去刘振华办公室面谢,亲聆了一番终生难忘的教诲。
我进屋刚坐,行政司司长又进来了。我见刘振华有公事,便起身告辞,但他却摆了摆手,示意我继续坐。
接着,刘振华便以温和的语气认真地对行政司长说:“我们外交部每年的福利费才20万元,这对于外交部这么多人说并不多,但是每年还有大量节余。这说明什么问题?是我们的同志没有生活困难,还是我们组织上对他们关心不够,没有及时发放、有效发挥福利费的作用?”他接着说,“据了解,领困难补助的多是工勤人员外地亲属丧病急需或房屋修缮等临时需要,干部生活困难基本上没有人申请。工资多年没有调了,物价上涨,家庭人口增加,工资低的必然要产生生活困难。我们的干部严格要求自己,有困难尽量自己克服,不愿给国家增加负担,这是可贵的,但我们组织上是否也该体察他们的困难,帮助他们减轻生活负担啊!知识分子面子薄,宁肯咬紧牙关艰难度日,也不肯伸手。组织上要深入细致的了解情况,发现确需补助的,要替他们填申请表,把钱领来装到他们的口袋里。对领补助的同志,要持正确的态度,不要连人家偶尔吃个好菜,都大眼小眼地看人家。人是需要营养维持健康的。”
短短一席话,从问题的存在到掌握的原则,直至处理的方法都有了。我随着行政司长不时地点头,全身流淌着一股暖流。
解放姚登山
刘振华在外交部抓政治工作期间,正值“文革”后期和粉碎“四人帮”之后。拨乱反正、正本清源,复查案件、落实政策,是当时外交部政治工作的中心任务。从“文革”中的大量案件,到反右,直至历史积压的案子,外交部也堪称“积案如山”,且有些案子是中央主要领导人亲批的。要在短时间调查核实、正确结案是一项复杂繁重的任务。刘振华反复强调,不管是什么人的,不管是什么时期的,也不管是什么人批准的,只要是冤假错案,一概坚决彻底平反纠改。这话在现在看来,毫无特别之处,但在当时人们思想遭受极“左”思潮严重熏染和仍在“两个凡是”的桎梏下,的确表现出了高度的政策水平和政治胆识与魄力。复查后期,姚登山的案子凸显出来。
姚登山是一位老干部。印尼发生“九三○事件”后,出于某种考虑,他被派往驻印尼使馆接替政务参赞任临时代办。他带着“文革”极“左”思潮的影响和“斗”字当头的观念,以“雄赳赳”的姿态赴任。在送他到机场时,我曾问他为什么带的行李那么少,他“豪气十足”地说:“说不定几天就被赶回来了,带那么多行李干啥?!”我心里不由得为他嘀咕。果然,他到任后对印尼右派势力一味斗争,忽略节度,国内曾几次委婉提示。不久,他和总领事徐仁被印尼宣布为“不受欢迎的人”,限期离境。为反击印尼右派反华势力,外交部上呈报告,建议在姚登山抵京时,由陈毅副总理兼外长并组织群众队伍到机场欢迎。周恩来在审批报告时,批示他本人要去机场迎接。毛泽东看到报告后再度加码,批示中央文革碰头会的成员都去。这样一来,除毛泽东和林彪外,当时尚在主持中央工作的领导人和“文革小组”全体成员都参加迎接,群众队伍规模也相应扩大。这本来是当时外交斗争的需要,姚登山却为此昏昏然、飘飘然。他下机后昂首阔步、英雄凯旋般地走在前面,使周恩来远远落在后面,引起了不少人的反感。几天后,姚登山又在五一节的天安门城楼上,双臂抱着毛泽东和江青照相,引起社会的广泛不满。
“四人帮”和极“左”势力看好姚登山这块“红色外交战士”招牌,姚登山也心甘情愿地投入他们的怀抱,不惜助纣为虐,甚至在极“左”分子围攻周恩来致使其心脏病发作,姚登山在旁竟无动于衷。这激起了外交部广大干部的义愤。极“左”分子还公开在天安门广场贴出“强烈要求姚登山当外交部长”的大标语,为“四人帮”篡夺中央外交大权造舆论。
粉碎“四人帮”后,外交部开展了“批极左,抓坏人”和“清查五一六”运动。姚登山首当其冲地受到审查批判。他被押往外交部各个干校巡回批斗,许多干部和群众把在极“左”思潮下遭受迫害的怨愤,一股脑地发泄到他身上。后来,在北京西郊体育馆举行万人批斗姚登山大会,拟定当场将其逮捕。报告呈送周恩来后,周恩来没有同意,批示可以“监护审查”。外交部领导和主办人员似乎觉得不解气,又以不逮捕不足以平民愤、不利于将“清查五一六”进行彻底等理由,再呈报告,变相施压。周恩来为照顾群众情绪才同意由群众扭送公安部。大会上,特请警察到场押解,以示“逮捕”。此后,外交部认为已将姚登山法办了,公安部却按“群众扭送”处理,只代为“收监”,不审、不判,一关7年。
在外交部各单位纷纷“大张旗鼓”地落实政策期间,姚登山的案子似是敏感的“禁区”,没有人提及,生怕为姚登山说话会触犯众怒。
在一次部党委讨论落实政策的扩大会议上,集中讨论了几个有争议的案子。会议要结束时,才议到姚登山。刘振华郑重地说,在外交部大家都说姚登山很坏,但也应该对他落实政策,是什么问题,作什么处理。接着大家热议起来,几乎异口同声地说姚坏,有民愤。他耐心听完大家的意见后说,姚登山有错误,有的很严重,但都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的问题,有其特殊的背景,我们应该实事求是地作个结论,把他的问题解决了。这番话未提姚登山的“罪”,也许有人心里会有保留,但均未表异议。姚登山的结论如何作,有不同意见。不只一位部领导表示,要在结论中留“尾巴”,亦即写上主要问题。刘振华考虑了片刻,明确表示,留“尾巴”无非是让他吸取教训,人已坐了7年监狱,这个教训对他够深刻的了。对他做过头的地方,也无法补偿了,就不留什么“尾巴”了吧。会议就统一在这一意见上。自此,姚登山恢复了应有的待遇,过上了正常生活。
外交部的复查工作进行得大胆、坚决、有效,显示了刘振华抓这项工作中的政治水平和原则的坚定性。在一年多些时间内,复查工作基本结束,冤假错案全部纠正。这不仅使相关人满意,群众满意,领导这项工作的上级机关也满意。有一次我在向中组部杨士杰副部长请教右派平反问题时,他赞许地说:“外交部的复查快。刘振华很有点军人作风,有魄力。”
坚决执行“四点指示”
“四点指示”系指粉碎“四人帮”之后,当时主持国务院工作的李先念副总理对刘振华谈的关于对待王海容、唐闻生的四点意见,核心是保护王海容、唐闻生。刘振华向全部作了传达。这“四点指示”经过几十年,是完全正确的,但在当时的外交部却引起了强烈反响,甚至是“轩然大波”。大字报铺天盖地,形成各单位、各部门逐一表态之势,集中批评“四点指示”是错误的,强烈要求中央撤回。出现这种局面并不奇怪:一,“文革”中泛滥的无政府主义思潮,尚未在外交部肃清,不少人还在沿着“文化大革命”的行为惯性行事,试图用“群众”压中央让步。二,在乔冠华、章含之与王海容、唐闻生争斗中支乔派余恨未消,借机发泄,甚而有人想报“一箭之仇”。三,“文革”中王海容、唐闻生对一些领导干部尊重不够,有伤害之处,有些领导干部对其心有气恼,他们对群众大字报容许、暗纵、支持。
在“文化大革命”这一特殊历史时期,王海容连续多年担任毛泽东的联络员,唐闻生为毛泽东做翻译。她们处在中国政治顶层,决定了她们特殊的作用。她们置身当时的纷繁复杂的政治斗争漩涡里,不可能不随政治风浪起伏,也不可能摆脱大是大非的干系。各种势力,各方人士,都想利用她们“通天”,其中自然也有江青。但是,审视她们几年的是非曲直,其错误多不应归咎她们个人,她们遵谕而为或履职行事者多。特别是后来,她们对江青有所戒惕,暗暗拉开距离,江青布置她们做什么事,她们先报告周恩来而后再做。这就意味着,她们已在政治上与“四人帮”基本划清了界限。
刘振华对大字报“浪潮”非常重视,认真听取意见,了解情况,但“不为所动”。他对我说:“‘四点指示’不是先念副总理的个人意见,是代表中央的,是征求过小平等几位中央领导同志意见的。我听了这四点意见后,回来落实在文字上,又送先念审批。先念批后,退外交部传达的。中央对王、唐的这种处理意见,是综合考虑到各方面的情况作出的。”这番话,我虽然没敢外传,但大大增加了我拥护“四点指示”的坚定性。亚洲司司长交代我考虑亚洲司的大字报。由于有了上述底数,我一直拖到最后,才起草了一张应景性的表态大字报,敷衍了事。
“人走茶未凉”
1979年3月,刘振华突然要回部队了。许多同志心生惋惜,觉得外交部很需要他这样政治性强、领导作风好的领导核心。我向他谈到广大干部这种心声。他说:“中央军委希望我回去。我个人也愿意回去。我熟悉部队环境,习惯部队生活,就我的年龄说,回部队还能做些工作。干外交毕竟是半路出家。”这话说得很质朴,很平实。其实,他这位“半路出家”的外交家,在外交战线上作出了突出的贡献,在他的革命生涯中增添了精彩的一页。
刘振华回部队后,先后任沈阳军区和北京军区政委,被晋升为上将,达到了他人生的新高点。多少年过去了,外交部与他共事过的领导,与他接触过的干部,受他关怀过的群众,以及感受到他的优良作风的同志,特别是在落实政策中受益的人,还经常想到他,谈及他,对他时有念及。
几十年的戎马征战生涯,铸就了刘振华忠党爱国的特质和无产阶级的风骨,成为了一名战功卓著、品格高贵的革命家、军事家和我军杰出的政治工作领导者。刘振华的功绩与品格,多年来被广为传扬、称道,为人熟知,但他转战外交战线、领导“文装的解放军”,却知者不多。
出使阿尔巴尼亚
1970年5月,沈阳军区司令员陈锡联通知刘振华,中央选派他出任驻阿尔巴尼亚大使。这是一项光荣而重要的使命,在当时的国际背景和中阿关系下,中央选择刘振华出使有特别考虑。在他赴任时,周恩来在中南海西花厅接见他。周恩来说:“选你去阿尔巴尼亚当大使是合适的,我们研究过,主席也同意了。搞外交和打仗一样,也要学习,一面干一面学,相信你能够学会的。”接着周恩来讲述了中阿两国的友好关系,指出,做好对阿尔巴尼亚的工作,是当前我国外交工作的重点之一。中阿要加强团结,友好合作,增进友谊,并肩作战。刘振华把周恩来的教诲牢记在心,作为工作指南。当时,阿尔巴尼亚被我们称为“欧洲社会主义明灯”,是我国与社会主义国家关系最好的一个。但不久,随着阿尔巴尼亚劳动党总书记霍查排斥异己、打击同僚的加剧,两国关系遂有了些微妙变化。在这种情势下,刘振华的繁重使命又增加了一层复杂性。
刘振华偕夫人林钧晓一到任,就不顾舟车劳顿,进入了工作状态。他递交完国书,结束到任拜会,就以在部队养成的雷厉风行的作风和政治魄力,团结、调动每一个同志的积极性,使全馆上下同心协力,发挥出整体水平。当时使馆有80多人,事多任重,经援、军援项目多,援阿专家队伍庞大。他以高度的政治水平和政策水平,优良的工作作风,倾心的亲和力,成为全馆的核心。
刘振华还积极拓展我国的外交关系,1972年初,受命完成了同希腊的建交。
刘振华工作出色,回国述职时,周恩来以嘉许的口气说:“你不仅开展了对阿尔巴尼亚的工作,还进行了对希腊的建交谈判,打开了工作的新局面,你这个大使当得不错嘛!”
“爱兵如子”
1976年6月,刘振华离任回国,随即被任命为外交部副部长和党的核心领导小组副组长,分工主管政治工作和后勤工作。
外交部原班的部长们都是建国初期从部队抽调的兵团级、军级的将军。他们经过长期的革命考验和战火的洗礼,政治素质、共产主义觉悟、阶级立场、党性原则、领导水平、联系群众的作风,都是一流的。随着时间的推移,老领导逐步退下,有些新领导的知识分子的清高和矜持,使其同群众关系渐趋疏淡。刘振华上任后,很快展现出其政治强势。他把善抓政治工作和“爱兵如子”的优良传统带进外交部,使部里的思想政治工作和关爱群众的风气有了明显变化。我就是在这种变化中,受惠最大的一个。
1976年,我呕血不止,送北京医院抢救,必须立即手术止血。当时,该院因救治唐山地震伤员血库告罄,夜晚无法组织人员当场献血。情况已很危险,我开始缺血休克。刘振华得悉情况后,立刻给北京医院党委书记打电话。血源解决了,我的命保住了。
事过数日,刘振华仍然关心着我,知我还无法上班,便把我妻子召来询问情况。刘振华对一名普通干部如此关心入微,使我非常感动。此事传开,外交部的干部都对这位将军部长感到无比钦敬。我能走动后,去刘振华办公室面谢,亲聆了一番终生难忘的教诲。
我进屋刚坐,行政司司长又进来了。我见刘振华有公事,便起身告辞,但他却摆了摆手,示意我继续坐。
接着,刘振华便以温和的语气认真地对行政司长说:“我们外交部每年的福利费才20万元,这对于外交部这么多人说并不多,但是每年还有大量节余。这说明什么问题?是我们的同志没有生活困难,还是我们组织上对他们关心不够,没有及时发放、有效发挥福利费的作用?”他接着说,“据了解,领困难补助的多是工勤人员外地亲属丧病急需或房屋修缮等临时需要,干部生活困难基本上没有人申请。工资多年没有调了,物价上涨,家庭人口增加,工资低的必然要产生生活困难。我们的干部严格要求自己,有困难尽量自己克服,不愿给国家增加负担,这是可贵的,但我们组织上是否也该体察他们的困难,帮助他们减轻生活负担啊!知识分子面子薄,宁肯咬紧牙关艰难度日,也不肯伸手。组织上要深入细致的了解情况,发现确需补助的,要替他们填申请表,把钱领来装到他们的口袋里。对领补助的同志,要持正确的态度,不要连人家偶尔吃个好菜,都大眼小眼地看人家。人是需要营养维持健康的。”
短短一席话,从问题的存在到掌握的原则,直至处理的方法都有了。我随着行政司长不时地点头,全身流淌着一股暖流。
解放姚登山
刘振华在外交部抓政治工作期间,正值“文革”后期和粉碎“四人帮”之后。拨乱反正、正本清源,复查案件、落实政策,是当时外交部政治工作的中心任务。从“文革”中的大量案件,到反右,直至历史积压的案子,外交部也堪称“积案如山”,且有些案子是中央主要领导人亲批的。要在短时间调查核实、正确结案是一项复杂繁重的任务。刘振华反复强调,不管是什么人的,不管是什么时期的,也不管是什么人批准的,只要是冤假错案,一概坚决彻底平反纠改。这话在现在看来,毫无特别之处,但在当时人们思想遭受极“左”思潮严重熏染和仍在“两个凡是”的桎梏下,的确表现出了高度的政策水平和政治胆识与魄力。复查后期,姚登山的案子凸显出来。
姚登山是一位老干部。印尼发生“九三○事件”后,出于某种考虑,他被派往驻印尼使馆接替政务参赞任临时代办。他带着“文革”极“左”思潮的影响和“斗”字当头的观念,以“雄赳赳”的姿态赴任。在送他到机场时,我曾问他为什么带的行李那么少,他“豪气十足”地说:“说不定几天就被赶回来了,带那么多行李干啥?!”我心里不由得为他嘀咕。果然,他到任后对印尼右派势力一味斗争,忽略节度,国内曾几次委婉提示。不久,他和总领事徐仁被印尼宣布为“不受欢迎的人”,限期离境。为反击印尼右派反华势力,外交部上呈报告,建议在姚登山抵京时,由陈毅副总理兼外长并组织群众队伍到机场欢迎。周恩来在审批报告时,批示他本人要去机场迎接。毛泽东看到报告后再度加码,批示中央文革碰头会的成员都去。这样一来,除毛泽东和林彪外,当时尚在主持中央工作的领导人和“文革小组”全体成员都参加迎接,群众队伍规模也相应扩大。这本来是当时外交斗争的需要,姚登山却为此昏昏然、飘飘然。他下机后昂首阔步、英雄凯旋般地走在前面,使周恩来远远落在后面,引起了不少人的反感。几天后,姚登山又在五一节的天安门城楼上,双臂抱着毛泽东和江青照相,引起社会的广泛不满。
“四人帮”和极“左”势力看好姚登山这块“红色外交战士”招牌,姚登山也心甘情愿地投入他们的怀抱,不惜助纣为虐,甚至在极“左”分子围攻周恩来致使其心脏病发作,姚登山在旁竟无动于衷。这激起了外交部广大干部的义愤。极“左”分子还公开在天安门广场贴出“强烈要求姚登山当外交部长”的大标语,为“四人帮”篡夺中央外交大权造舆论。
粉碎“四人帮”后,外交部开展了“批极左,抓坏人”和“清查五一六”运动。姚登山首当其冲地受到审查批判。他被押往外交部各个干校巡回批斗,许多干部和群众把在极“左”思潮下遭受迫害的怨愤,一股脑地发泄到他身上。后来,在北京西郊体育馆举行万人批斗姚登山大会,拟定当场将其逮捕。报告呈送周恩来后,周恩来没有同意,批示可以“监护审查”。外交部领导和主办人员似乎觉得不解气,又以不逮捕不足以平民愤、不利于将“清查五一六”进行彻底等理由,再呈报告,变相施压。周恩来为照顾群众情绪才同意由群众扭送公安部。大会上,特请警察到场押解,以示“逮捕”。此后,外交部认为已将姚登山法办了,公安部却按“群众扭送”处理,只代为“收监”,不审、不判,一关7年。
在外交部各单位纷纷“大张旗鼓”地落实政策期间,姚登山的案子似是敏感的“禁区”,没有人提及,生怕为姚登山说话会触犯众怒。
在一次部党委讨论落实政策的扩大会议上,集中讨论了几个有争议的案子。会议要结束时,才议到姚登山。刘振华郑重地说,在外交部大家都说姚登山很坏,但也应该对他落实政策,是什么问题,作什么处理。接着大家热议起来,几乎异口同声地说姚坏,有民愤。他耐心听完大家的意见后说,姚登山有错误,有的很严重,但都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的问题,有其特殊的背景,我们应该实事求是地作个结论,把他的问题解决了。这番话未提姚登山的“罪”,也许有人心里会有保留,但均未表异议。姚登山的结论如何作,有不同意见。不只一位部领导表示,要在结论中留“尾巴”,亦即写上主要问题。刘振华考虑了片刻,明确表示,留“尾巴”无非是让他吸取教训,人已坐了7年监狱,这个教训对他够深刻的了。对他做过头的地方,也无法补偿了,就不留什么“尾巴”了吧。会议就统一在这一意见上。自此,姚登山恢复了应有的待遇,过上了正常生活。
外交部的复查工作进行得大胆、坚决、有效,显示了刘振华抓这项工作中的政治水平和原则的坚定性。在一年多些时间内,复查工作基本结束,冤假错案全部纠正。这不仅使相关人满意,群众满意,领导这项工作的上级机关也满意。有一次我在向中组部杨士杰副部长请教右派平反问题时,他赞许地说:“外交部的复查快。刘振华很有点军人作风,有魄力。”
坚决执行“四点指示”
“四点指示”系指粉碎“四人帮”之后,当时主持国务院工作的李先念副总理对刘振华谈的关于对待王海容、唐闻生的四点意见,核心是保护王海容、唐闻生。刘振华向全部作了传达。这“四点指示”经过几十年,是完全正确的,但在当时的外交部却引起了强烈反响,甚至是“轩然大波”。大字报铺天盖地,形成各单位、各部门逐一表态之势,集中批评“四点指示”是错误的,强烈要求中央撤回。出现这种局面并不奇怪:一,“文革”中泛滥的无政府主义思潮,尚未在外交部肃清,不少人还在沿着“文化大革命”的行为惯性行事,试图用“群众”压中央让步。二,在乔冠华、章含之与王海容、唐闻生争斗中支乔派余恨未消,借机发泄,甚而有人想报“一箭之仇”。三,“文革”中王海容、唐闻生对一些领导干部尊重不够,有伤害之处,有些领导干部对其心有气恼,他们对群众大字报容许、暗纵、支持。
在“文化大革命”这一特殊历史时期,王海容连续多年担任毛泽东的联络员,唐闻生为毛泽东做翻译。她们处在中国政治顶层,决定了她们特殊的作用。她们置身当时的纷繁复杂的政治斗争漩涡里,不可能不随政治风浪起伏,也不可能摆脱大是大非的干系。各种势力,各方人士,都想利用她们“通天”,其中自然也有江青。但是,审视她们几年的是非曲直,其错误多不应归咎她们个人,她们遵谕而为或履职行事者多。特别是后来,她们对江青有所戒惕,暗暗拉开距离,江青布置她们做什么事,她们先报告周恩来而后再做。这就意味着,她们已在政治上与“四人帮”基本划清了界限。
刘振华对大字报“浪潮”非常重视,认真听取意见,了解情况,但“不为所动”。他对我说:“‘四点指示’不是先念副总理的个人意见,是代表中央的,是征求过小平等几位中央领导同志意见的。我听了这四点意见后,回来落实在文字上,又送先念审批。先念批后,退外交部传达的。中央对王、唐的这种处理意见,是综合考虑到各方面的情况作出的。”这番话,我虽然没敢外传,但大大增加了我拥护“四点指示”的坚定性。亚洲司司长交代我考虑亚洲司的大字报。由于有了上述底数,我一直拖到最后,才起草了一张应景性的表态大字报,敷衍了事。
“人走茶未凉”
1979年3月,刘振华突然要回部队了。许多同志心生惋惜,觉得外交部很需要他这样政治性强、领导作风好的领导核心。我向他谈到广大干部这种心声。他说:“中央军委希望我回去。我个人也愿意回去。我熟悉部队环境,习惯部队生活,就我的年龄说,回部队还能做些工作。干外交毕竟是半路出家。”这话说得很质朴,很平实。其实,他这位“半路出家”的外交家,在外交战线上作出了突出的贡献,在他的革命生涯中增添了精彩的一页。
刘振华回部队后,先后任沈阳军区和北京军区政委,被晋升为上将,达到了他人生的新高点。多少年过去了,外交部与他共事过的领导,与他接触过的干部,受他关怀过的群众,以及感受到他的优良作风的同志,特别是在落实政策中受益的人,还经常想到他,谈及他,对他时有念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