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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爱国”的提倡,似乎只会让每个人都变成只谈风月、不谈风云的“小资”。
但凡中国与外国出现冲突,民众群情激愤之时,官方就会呼吁民众“理性爱国”。奥运火炬传递期间如是,钓鱼岛撞船之后又如是,总有人担心民众一声抗议会令友邦惊诧。
甚至有中国人开始锱铢必较,津津盘算着爱国行动会给中国带来多少损失,振振有词日:索尼产品95%是中国制造,抵制日货实会误国;家乐福90%都是中国员工,里面的产品大多是国货,如此等等。
此言论一出,惊诧的不是友邦,而是普罗大众:堂堂正正的爱国行为却变成了误国之举,让人惶惶然不知所措。
当爱遭遇理性
从字面意思分析,“理性爱国”这种提法便有值得商榷之处。众所周知,“爱”是一种情感,还是一种强烈的情感或者说激情,而“理性”是一种思维,还是一种审慎的思维。“爱”常常是不加反思的,而理性恰恰要求的就是反思。
那么,既要求人有理性,又要求人去爱,“理性地爱”的结果,要么是精神分裂,要么就是不诚实的爱。
“爱国”这个词,让官方紧张让民间惶恐,还担心让友邦惊诧,那是不是所有的现代民主政体都会遭遇此类尴尬呢?更加形而上一点说,“理性”与“爱国”之间的争斗,是不是一个简单的“理智”与“情感”的命题,如同简·奥斯丁在其小说《理智与情感》中描写的那样,也如同启蒙运动所彰显的那样,理智永远应当战胜情感呢?
盂德斯鸠认为,越是民主政治越是需要品德。君主政体和专制政体的自我维护并无更多的道义可言,但是在平民政治的国家里,却需要一种更为强悍的原动力,这就是品德。在共和国里“品德”是很简单的东西,那就是对共和国的热爱。
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写到:“它是一种感情,并非知识的产物。即使是最卑贱的人也与最高等的人一样感知着这种情感。当民众一旦接受了良好的准则,将会比那些所谓的正人君子更能持久地遵守它们。”
孟德斯鸠把德性看做一种激情,是民主政治的精神原则,就像恐惧之于专制、荣誉之于君主政体一样。既然爱国是一种情感,并非知识的产物,更与一个人的反思能力无关,在“爱国”这个层面上并不存在身份上的高低贵贱的区分。然而,孟德斯鸠并没有回答为什么爱国是民主政治不可缺少的。卢梭不仅接续了孟德斯鸠对于德性的看法,还替他回答了这个问题。
卢梭之所以选择爱国主义,是因为只有爱国主义才可以制衡人先己后人的自然倾向。在卢梭看来,人的自然本性在文明社会中被败坏,从恰当的自爱转化为膨胀的虚荣,人从自然社会中的“野蛮人”变成了文明社会里的“布尔乔亚”。
“布尔乔亚”
布尔乔亚,是现代政治极力造就的类型。亚里士多德曾说:人是政治的动物。在古典政治哲学中,政治是人的本性、自然天性和本能。而经过马基雅维利、霍布斯和洛克的改造,现代政治中的“人”,已经成为了布尔乔亚分子。
布尔乔亚,处于好的自然人(卢梭意义上的“野蛮人”)和道德公民(柏拉图意义上的“城邦公民”)之间。布尔乔亚是社会中的个人主义分子,他需要社会及法律给他提供的保护,但仅仅是将社会和法律当作达到他个人目的的手段。
所以,布尔乔亚没有动力为共同体做出它所需要的极端的牺牲。这便意味着布尔乔亚会对自己的同胞撒谎:他一方面向同胞们许下诺言即签订契约,但他没有动力遵守诺言,另一方面要求同胞们无条件地遵守诺言。
一个社会败坏了自然的激情,以此激情为基础来构造公民社会的努力就会失败。一个从来不说“我发誓”的人,肯定也用不着撒谎,而一个说“我发誓”,却不具备足够的动力来履行承诺的人,这个人就是撒谎者。霍布斯和洛克所提倡的社会契约,要求参与者遵守诺言,然而这些参与者仅仅关心他们自己的利益,因此他们的契约乃是以自我利益的计算为基础的。这样的社会契约不是导向无政府,就是导向僭政。
这是卢梭对其前辈们最严厉的批判。因此,卢梭致力于对洛克笔下勤勉和理性的绅士进行改造:从道德、公民身份、平等、自由以及同情的角度修修补补。理性与勤勉的人或许是一个稳定的工具,但依赖这样的人建立的社会可能要付出人类尊严的代价。卢梭敏锐地发现:自然的动机不足以造就社会的人,从自然过渡到社会需要一个助力,这个助力便是爱国情感。
卢梭相信,激情是灵魂中唯一真实的力量,并且激情只能由激情来控制,只有“爱国”才能制衡“虚荣”(Amour-propre)。“爱国”是最先在人们当中出现并且得到人们尊重的激情。爱国主义是虚荣的升华形式,为国家寻求首要的位置:若没有这样一个制衡,社会将陷于个人之间的争斗或者那些联合起来以图操控全体的集团之间的争斗,结果不是无政府,就是僭政。
以此为出发点,卢梭反对启蒙运动就变得可以理解了。他将启蒙运动作为爱国主义的消解剂来加以反对。卢梭在《论科学与艺术》里认为:科学与艺术的进步和传播,摆脱政治与宗教的束缚,对一个优良的共同体以及作为其基础的德性是有害的。因为一个共同体的维系物或日载体、介质,是由人们从某些直接的感情习惯而来,它们容易受到理性的伤害。理性只是紧盯着私利的算计,它刺破感情温情脉脉的面纱,强有力地提出自我保存和舒适的要求,使一切都变得个人化。
让理性和爱找到归宿
孟德斯鸠早就观察到普罗大众对国家有着更强烈的依恋。他说:“当民众一旦接受了良好的准则(对共和国的爱),将会比那些所谓的正人君子更能持久地遵守它们。极少的腐败是由民众开始的。正因为他们才学平庸,所以对业已确立的东西有着更强烈的依恋。”
200多年以后仍是如此。美国20世纪70年代,反对越战的是学生以及精英们,而最厌恶学生们反战行动、支持美国政府的,就是美国的草根阶层(Gross-roots)。有人说,我们不懂什么自由、人权,但是你反对我的国家,就是从根本上否定我存在的意义,我不允许。美国共和党从八十年代开始对民主党进行反攻,恰恰是从用最纯朴的爱国情感凝聚底层民众开始。
政治从来都是对人的考量,民主政治更是如此。民主没有让政治变得更简单,反而更加复杂。能够获得什么样的政体从来都是与塑造什么样的人联系在一起。
“理性爱国”会导向“布尔乔亚的政治”,这两个逻辑如出一辙。这么说其实不够严谨,因为这两对概念自身就是矛盾的:布尔乔亚是不关心政治的,在政治上他是一个撒谎者,而理性爱国的实质,是有条件、有利益的爱国,这种爱同样是不诚实的。
事实上,我们每个人还不是冷冰冰并精于算计的布尔乔亚,普通民众需要爱国情感,政治存在的意义不仅在于它能给人提供现实的保护,同样在于它能提供情感和激情。理性、理智或日政治智慧是政府的事情。
顺便说一句,“布尔乔亚”的法语原词是Bourgeoisie,直译成汉语是“市民”,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小资”。
但凡中国与外国出现冲突,民众群情激愤之时,官方就会呼吁民众“理性爱国”。奥运火炬传递期间如是,钓鱼岛撞船之后又如是,总有人担心民众一声抗议会令友邦惊诧。
甚至有中国人开始锱铢必较,津津盘算着爱国行动会给中国带来多少损失,振振有词日:索尼产品95%是中国制造,抵制日货实会误国;家乐福90%都是中国员工,里面的产品大多是国货,如此等等。
此言论一出,惊诧的不是友邦,而是普罗大众:堂堂正正的爱国行为却变成了误国之举,让人惶惶然不知所措。
当爱遭遇理性
从字面意思分析,“理性爱国”这种提法便有值得商榷之处。众所周知,“爱”是一种情感,还是一种强烈的情感或者说激情,而“理性”是一种思维,还是一种审慎的思维。“爱”常常是不加反思的,而理性恰恰要求的就是反思。
那么,既要求人有理性,又要求人去爱,“理性地爱”的结果,要么是精神分裂,要么就是不诚实的爱。
“爱国”这个词,让官方紧张让民间惶恐,还担心让友邦惊诧,那是不是所有的现代民主政体都会遭遇此类尴尬呢?更加形而上一点说,“理性”与“爱国”之间的争斗,是不是一个简单的“理智”与“情感”的命题,如同简·奥斯丁在其小说《理智与情感》中描写的那样,也如同启蒙运动所彰显的那样,理智永远应当战胜情感呢?
盂德斯鸠认为,越是民主政治越是需要品德。君主政体和专制政体的自我维护并无更多的道义可言,但是在平民政治的国家里,却需要一种更为强悍的原动力,这就是品德。在共和国里“品德”是很简单的东西,那就是对共和国的热爱。
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写到:“它是一种感情,并非知识的产物。即使是最卑贱的人也与最高等的人一样感知着这种情感。当民众一旦接受了良好的准则,将会比那些所谓的正人君子更能持久地遵守它们。”
孟德斯鸠把德性看做一种激情,是民主政治的精神原则,就像恐惧之于专制、荣誉之于君主政体一样。既然爱国是一种情感,并非知识的产物,更与一个人的反思能力无关,在“爱国”这个层面上并不存在身份上的高低贵贱的区分。然而,孟德斯鸠并没有回答为什么爱国是民主政治不可缺少的。卢梭不仅接续了孟德斯鸠对于德性的看法,还替他回答了这个问题。
卢梭之所以选择爱国主义,是因为只有爱国主义才可以制衡人先己后人的自然倾向。在卢梭看来,人的自然本性在文明社会中被败坏,从恰当的自爱转化为膨胀的虚荣,人从自然社会中的“野蛮人”变成了文明社会里的“布尔乔亚”。
“布尔乔亚”
布尔乔亚,是现代政治极力造就的类型。亚里士多德曾说:人是政治的动物。在古典政治哲学中,政治是人的本性、自然天性和本能。而经过马基雅维利、霍布斯和洛克的改造,现代政治中的“人”,已经成为了布尔乔亚分子。
布尔乔亚,处于好的自然人(卢梭意义上的“野蛮人”)和道德公民(柏拉图意义上的“城邦公民”)之间。布尔乔亚是社会中的个人主义分子,他需要社会及法律给他提供的保护,但仅仅是将社会和法律当作达到他个人目的的手段。
所以,布尔乔亚没有动力为共同体做出它所需要的极端的牺牲。这便意味着布尔乔亚会对自己的同胞撒谎:他一方面向同胞们许下诺言即签订契约,但他没有动力遵守诺言,另一方面要求同胞们无条件地遵守诺言。
一个社会败坏了自然的激情,以此激情为基础来构造公民社会的努力就会失败。一个从来不说“我发誓”的人,肯定也用不着撒谎,而一个说“我发誓”,却不具备足够的动力来履行承诺的人,这个人就是撒谎者。霍布斯和洛克所提倡的社会契约,要求参与者遵守诺言,然而这些参与者仅仅关心他们自己的利益,因此他们的契约乃是以自我利益的计算为基础的。这样的社会契约不是导向无政府,就是导向僭政。
这是卢梭对其前辈们最严厉的批判。因此,卢梭致力于对洛克笔下勤勉和理性的绅士进行改造:从道德、公民身份、平等、自由以及同情的角度修修补补。理性与勤勉的人或许是一个稳定的工具,但依赖这样的人建立的社会可能要付出人类尊严的代价。卢梭敏锐地发现:自然的动机不足以造就社会的人,从自然过渡到社会需要一个助力,这个助力便是爱国情感。
卢梭相信,激情是灵魂中唯一真实的力量,并且激情只能由激情来控制,只有“爱国”才能制衡“虚荣”(Amour-propre)。“爱国”是最先在人们当中出现并且得到人们尊重的激情。爱国主义是虚荣的升华形式,为国家寻求首要的位置:若没有这样一个制衡,社会将陷于个人之间的争斗或者那些联合起来以图操控全体的集团之间的争斗,结果不是无政府,就是僭政。
以此为出发点,卢梭反对启蒙运动就变得可以理解了。他将启蒙运动作为爱国主义的消解剂来加以反对。卢梭在《论科学与艺术》里认为:科学与艺术的进步和传播,摆脱政治与宗教的束缚,对一个优良的共同体以及作为其基础的德性是有害的。因为一个共同体的维系物或日载体、介质,是由人们从某些直接的感情习惯而来,它们容易受到理性的伤害。理性只是紧盯着私利的算计,它刺破感情温情脉脉的面纱,强有力地提出自我保存和舒适的要求,使一切都变得个人化。
让理性和爱找到归宿
孟德斯鸠早就观察到普罗大众对国家有着更强烈的依恋。他说:“当民众一旦接受了良好的准则(对共和国的爱),将会比那些所谓的正人君子更能持久地遵守它们。极少的腐败是由民众开始的。正因为他们才学平庸,所以对业已确立的东西有着更强烈的依恋。”
200多年以后仍是如此。美国20世纪70年代,反对越战的是学生以及精英们,而最厌恶学生们反战行动、支持美国政府的,就是美国的草根阶层(Gross-roots)。有人说,我们不懂什么自由、人权,但是你反对我的国家,就是从根本上否定我存在的意义,我不允许。美国共和党从八十年代开始对民主党进行反攻,恰恰是从用最纯朴的爱国情感凝聚底层民众开始。
政治从来都是对人的考量,民主政治更是如此。民主没有让政治变得更简单,反而更加复杂。能够获得什么样的政体从来都是与塑造什么样的人联系在一起。
“理性爱国”会导向“布尔乔亚的政治”,这两个逻辑如出一辙。这么说其实不够严谨,因为这两对概念自身就是矛盾的:布尔乔亚是不关心政治的,在政治上他是一个撒谎者,而理性爱国的实质,是有条件、有利益的爱国,这种爱同样是不诚实的。
事实上,我们每个人还不是冷冰冰并精于算计的布尔乔亚,普通民众需要爱国情感,政治存在的意义不仅在于它能给人提供现实的保护,同样在于它能提供情感和激情。理性、理智或日政治智慧是政府的事情。
顺便说一句,“布尔乔亚”的法语原词是Bourgeoisie,直译成汉语是“市民”,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小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