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写于1925年的散文《风筝》广为人知，文章讲述了一则关于风筝的故事：作为兄长的“我”童年时不爱放风筝，认为“是没出息孩子所做的玩艺”，一次见到弟弟背地偷偷做风筝，生气之余，悍然毁坏了风筝。很久以后“我”读了一本“外国的讲论儿童”的书，了解到“游戏是儿童最正当的行为，玩具是儿童的天使”，于是陷入自责和忏悔之中。
　　关于风筝的叙事，很容易被看做作者对童年生活的一次稀松平常的回忆。但我们不能忽略作者写这篇文章时的个人生活背景。众所周知，在写这篇文章之前的1923年，鲁迅因家庭琐事与二弟周作人发生纠纷，周作人甚至亲自给鲁迅送去了绝交信。但周作人在绝交信中并没有明确地指责鲁迅，只是说“我昨天才知道，——但过去的事不必再说了”。周作人对两人之间的矛盾采取了不解释、不辩解的态度，鲁迅在接到绝交信当天的日记中写道：“上午启孟自持信来，后邀欲问之，不至。”此后不久，周作人又剪去事发当天日记上的十几个字而“决定不再提起”。当事人的回避态度，给这件事蒙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使得他人至今仍然难以明了个中缘由。但事件造成的影响是不可挽回了，“兄弟怡怡”的情景不再有了，取而代之的是从此反目，永不来往。
　　因为家庭琐事而造成兄弟失和、分道扬镳，鲁迅心中的痛苦不难想象。写作《风筝》时恰恰是农历新年，同居京城的兄弟却形同陌路，一大家人也不能共享天伦之乐，相信鲁迅的感受是相当复杂的。这个时候写回忆童年兄弟往事的文章，自然会掺杂诸多感情。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关于风筝的故事作者已经不是第一次写了，早在1919年，鲁迅就以“神飞”为笔名在《国民公报》“新文艺”栏内发表过一组散文诗，总题为“自言自语”，其中的第七篇《我的兄弟》即是《风筝》的雏形。两部作品都是写童年时毁坏弟弟的风筝，后来醒悟并且深表忏悔的心路历程。那么，鲁迅为什么要重写、改写《我的兄弟》为《风筝》呢？两部作品又有什么不同呢？
　　《我的兄弟》写于1919年，那时鲁迅和周作人感情甚笃，兄弟二人驰名文坛。发表《我的兄弟》时，应该说只是对童年往事的追怀和兄弟感情的珍惜。待到写《风筝》时，感情自然有很大的落差，这也体现在文本中，细读两篇作品，可以发现有诸多不同之处：
　　第一，《我的兄弟》篇幅很短，只有区区三百余字，笔法简约，只是进行简单的回忆性描写，对风筝被捣毁后的结果仅以“我的兄弟哭着出去了，悄然的在廊下坐着”一笔带过。但在《风筝》中，作者却浓墨渲染了弟弟对风筝的喜爱以及可怜、胆怯、无助的形象。作者首先描绘弟弟的形象：“他那时大概十岁内外罢，多病，瘦得不堪。”接着重点突出他喜爱风筝的特点：“然而最喜欢风筝，自己买不起，我又不许放，他只得张着小嘴，呆看着空中出神，有时至于小半日。远处的蟹风筝突然落下来了，他惊呼；两个瓦片风筝的缠绕解开了，他高兴得跳跃。”一个童心盎然、天真可爱的儿童形象跃然纸上。对风筝的如此热爱却得不到响应，直至遭到兄长的粗暴制止：“我”闯进弟弟正在做风筝的小屋时，弟弟“便很惊惶地站了起来，失了色瑟缩着”；“我”顷刻间毁坏了风筝，“傲然”离去，“留他绝望地站在小屋里”。这些描写，突出表现了弟弟受到伤害时的痛苦与无助，反衬出“我”行为的失当，为下文“我”的自责与忏悔作了铺垫。
　　第二，区别于《我的兄弟》，《风筝》一文在写“我”毁坏风筝后，又添加了成年后对儿童游戏重要性和合理性的认识。这既说明“我”童年时悍然毁坏弟弟风筝的盲目与无知，也强调这种“精神虐杀”对弟弟的伤害，进一步深化了自责与忏悔之情。文中写道：“而我的心也仿佛同时变了铅块，很重很重地堕下去了。”形象地表现了“我”追悔之心的沉重。
　　第三，相比于《我的兄弟》，作者在《风筝》中改变了原来主人公得到宽恕的大团圆结局，“我”没有得到弟弟的原谅。在《我的兄弟》中，弟弟“却将我这错处全忘了”，“他连影子都记不起了”，文中两次几乎一字没变地写到“他总是很要好的叫我‘哥哥’”，这表明“我”得到了弟弟的原谅。但在《风筝》中，当“我”认识到“精神虐杀”对弟弟的伤害时，万分悔恨之余又想方设法争取弟弟的宽恕，希望能听到弟弟说：“我可是毫不怪你呵”。后来“我”当面向弟弟道歉，“自说少年时代的胡涂”。此时，文章又一次渲染了“我”期待弟弟说出“我可是毫不怪你呵”，以求得“我即刻便受了宽恕，我的心从此也宽松了罢”，但是，弟弟像听别人的故事一样，惊异地笑着说：“有过这样的事么？”区区一句话就化解了“我”主动道歉以求获得宽恕的全部努力。从“总是很要好的叫我‘哥哥’”到“有过这样的事么”，两篇作品中弟弟态度的截然不同，直接照应了现实生活中作者的尴尬境地：周作人不再给鲁迅解释的机会，同时也把那扇和解的大门给关死了。
　　第四，在《风筝》中，作者花费大量笔墨写“我”内心的痛苦，贯穿全文的情感基调衬托出作者的无奈与痛楚。开篇首段描写了北京的冬景，衬托的是“一种惊异和悲哀”的心境。接着追忆了故乡和煦春景，之后发出了“我现在在哪里呢”的感慨，曲折地表现了作者对兄弟失和以及团圆和睦家庭消逝不再的伤感。在文章末尾，恳求得到弟弟宽恕却不得的“我”心情的沉重与伤感充溢字里行间，在首尾照应的例行性描述后，作者写道：“我倒不如躲到肃杀的严冬中去罢。”表现了求恕不得的无奈与凄楚。饶有趣味的是，文章在写到弟弟表示记不得往事时发了一通感慨：“全然忘却，毫无怨恨，又有什么宽恕之可言呢？无怨的恕，说谎罢了。”哥哥真诚地向弟弟道歉，承认过失，弟弟“全然忘却，毫无怨恨”，让获得宽恕永远失去了可能性。“无怨的恕，说谎罢了”却有着多重意味。一重意味是指，如果弟弟果真忘了此事，那么再谈什么宽恕，就是妄言了。另一重意味则深刻得多，哥哥阻止弟弟玩风筝，是否有劝其上进的好意呢？如果本来就未曾发生过冲突，未曾伤害过对方，又何来宽恕可言呢？这里就很曲折地表达了作者写作时内心的巨大隐痛与难以直说的万般无奈。这篇文章实际上是鲁迅向弟弟发出的和解信号。但我们同时也可以把这句话看做作者在表明心迹：我现在主动示好，以求恢复兄弟感情，但我本来也无甚过错，兄弟反目，只是误解罢了。
　　从上面两篇作品的对比分析中，我们可以揣测鲁迅对《我的兄弟》的改写是缘于兄弟失和的感喟。对《风筝》的详细分析，也让我们看到鲁迅珍惜兄弟情谊、主动示好以修裂痕的努力。据有关论者分析，鲁迅在后来的《伤逝》《兄弟》中也表达了这一愿望，这一点连周作人本人都予以确认。在这些作品中，鲁迅所期望的是兄弟重归于好，是“兄弟怡怡”的复现与加强，是反目成仇的弟弟能很要好地叫他声“哥哥”。
　　
　　参考资料：
　　〔1〕孙玉石《〈野草〉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
　　〔2〕肖新如《〈野草〉论析》，辽宁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
　　〔3〕李天明《难以直说的苦衷——鲁迅〈野草〉探秘》，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版。
　　〔4〕钱理群、王得后编《鲁迅散文全编》，浙江文艺出版社1991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