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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长们告诉任军，他们要在城市的门户、在城市开发区的入口、在城市的中心广场等等区域，用雕塑表达出振奋、向上、腾飞的精神意志
2012年春天，雕塑家任军在秦岭北麓完成了一件高60米的大型雕塑《朱雀》。
此前，任军曾创作了另一雕塑作品《水龙》。在刚刚上天的“神舟九号”飞船上，三位宇航员携带着丝绸绣制的《水龙》雕塑进入了太空。这在一直寄望通过公共艺术来表达公共意志和时代特征的任军看来，是波澜壮阔的时代赋予艺术家的机遇。
对彼岸的渴望
任军在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城市雕塑的职业生涯。
雕塑专业科班出生，他想把世界和中国的大师级作品、创作理念、艺术形式及思维介绍给当时还很少有城市雕塑的中国城市，一次次试图向各地官员介绍那些经典作品。
但他很快发现，从南到北，中国各地官员似乎都有一种共同的精神追求，充满着一种“英雄主义般的激情和躁动”，一切都为经济发展让路，整体显示出一种莫名的兴奋。市长们告诉任军，他们要在城市的门户、在城市开发区的入口、在城市的中心广场等等区域，用雕塑表达出振奋、向上、腾飞的精神意志。
这让当时满怀艺术理想的任军陷入失落。他渐渐明白，这与学校里对艺术的认识完全不同，他开始认真聆听各地城市的“普遍意志”，他很快明白，自己正身处一个飞速变革的时代。
“这种意志就是一个摸着石头过河的民族对彼岸的渴望。”任军对本刊记者说，“你在美术史里找不到表达‘腾飞’、‘跨越’的这类作品。”
1994年，任军受河南省沁阳市邀请，为这座城市创作一座大型标志雕塑。
市委领导的要求依然是“激情、向上”，一个看似非常抽象却又非常具体的要求。任军拿起一支马克笔，勾勒了几笔，“是这个意思吗?”市委领导立即兴奋地说：“就是这个意思!”
《律动》由此诞生。这件高21米、形似心电图的作品，直指蓝天。从此，任军开始了他“和时代脉搏一起律动”的创作阶段。
济南开发区的《世纪风》，苏州新工业园区的《异彩》，广西壮族自治区40年大庆的献礼作品《腾飞》，以及1999年昆明世界园艺博览会的标志雕塑《花开新世纪》…任军完成了大量城市雕塑作品，记录下20世纪最后十年中国人在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中的激情和梦想。
他的这种雕塑风格也迅速在中国走红，一系列类似主题的作品大量出现在大小城市的街道、厂区、广场等公共空间。
转从传统文化中寻找自信
进入新世纪的中国，无论是经济总量还是国际影响力均已今非昔比，这种变化也投射到民族和时代的情绪之中。任军发现，各地官员抛弃了以往对“腾飞”、“跨越”等意志表达的青睐，他们参与到更广泛的国际交流之中，在沉醉于经济发展成就的同时，开始感受到民族文化等软实力的缺位和落后。他们开始懂得回溯自己的文明，以期找到新的民族自信。
这段时期，任军从官员那里得到的要求不再是“腾飞、崛起”的激情与冲动，更多变为表达各自城市的历史、传统和文化。
这一时期，任军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思索灵感，创作的雕塑作品《唐人牵马图》、《捣练图》、《虢国夫人游春图》等再现了中国古代经典的绘画场景，先后获得了建设部、文化部等国家层面授予的城市雕塑年度大奖和优秀奖。
在任军眼里，这一时期的作品背后隐藏着一种带有文艺复兴理想气质的创作态度，试图去回忆、重拾被淡忘的中华文明，并重塑十几亿共和国公民的文化自信。而孔子学院、国学班在海内外的兴起和流行，和各地兴起的展现“城市历史文化”的雕塑作品，都是这种时代诉求的鲜明体现。
这种诉求在2008年到达高潮。任军认为，随着北京奥运会的成功举办，中国人的心态中似乎有了更多的强大和自信。思考、蜕变和重生
不过，在任军看来，一味地回忆传统文明未必能重塑当下的文化自信和民族品格。21世纪的头十年，现实主义利益原则下的道德失守事例屡见不鲜，食品安全、社会安全感不足等等又纠合在一起，让不少人感觉到迷惘和失望。
“今天思考最多的是，我们需要哪种文化信仰和社会主张。在全球化背景和互联网时代下，文化的失落、社会主张的混沌影响了中国人创造力的提升，包括经济在内的许多领域表现出一种梦想和信念的缺乏。”任军说。
“崩溃”是任军脑海里最近频繁出现的词汇。任军说，在艺术表现上，一种崩溃的气息能让那些智者感受到重生的希望，或者从恐惧中寻找到新的渴望。
在2008年以后的公共艺术实践中，任军再也没有听到地方政府官员表达过以往那种明确而一致的时代追求，许多城市雕塑开始成为公共空间里的闲情逸致、生活小品。任军说，这些作品反映出集体精神有走向世俗的一面。
2007年，任军“水系列”作品的诞生，展现出他开始了对自然、人、文明、死亡与重生的思考。2009年，温哥华双年展发来邀请，作品《水7#》、《水10#》还前往温哥华参加了2010年冬奥会。
2011年，西安举办世界园艺博览会，任军担纲在自己家乡举行的世园会标志雕塑的创作任务。在西安世园会开幕前的一个月，历时两年多、高36米长108米的大型标志雕塑《水龙》屹立在锦绣湖面上。
这是任军第一次把水的形态和龙的形象结合在一起。按照他的理解，中国龙源于水，是吉祥和威严的象征；同时，几千年来龙被作为王权和封建的象征，使龙的文化带着一种腐朽和专制的气质。任军说，《水龙》让龙的形象完成了一次颠覆和重塑，那是“一条全新文化意义上的真龙、一条上善之龙、一条充满未来性和永恒感的龙”。
任军说，《水龙》并不是他个人的奇思妙想和灵感乍现。“这是今天的中国人站在世界面前必须做出的思考和精神追求。中国如果不能对自己的文化进行一次面向世界的思考、蜕变和重生，那么这条‘水龙’就可能会成为冰、成为雨、成为云，而不会有中国龙的真正崛起。”
解读和记录中国的变革
《瞭望东方周刊》：你如何理解官员对城市雕塑的要求?
任军：我上世纪90年代的作品被别人认为属于一个英雄主义的时代。所谓英雄主义时代，最大的特点就是官员希望雕塑能够代表城市的精神和对新世纪的渴望，展现一种积极向上和崛起的精神。
这些作品的精神本质和表现形式是独一无二的中国时代特征。在我看来，我是用自己的艺术力量来解读和记录中国的变革。
《瞭望东方周刊》：人们通常认为艺术家应该保持相对超脱的态度，你怎么看?
任军：在西方的艺术体系尤其是画廊体系，包括文艺复兴之后我们对美术史的回顾，都认为艺术家必须要有独立的状态。问题是，艺术家的独立到底是什么独立?跟谁独立?独立于哪里?如果是独立于社会，脱离现实，我认为这样的艺术家就是雕虫小技的精神病。在我看来，艺术家非常多元，也是非常自由的。
《瞭望东方周刊》：你会不会担心自己和政府、官员绑得太紧?
任军：我不主张和政府官员绑得太紧，但是你和政府官员“绑什么”?这是要讲清的。我跟他们勾结去获得利益吗?这个应该批判。问题是官员通过行使权力让中国发生改变的意图和力量一如此强大的根本力量不能缺乏关注，这本身是需要艺术去表达的。如果艺术家对此是漠视的，那是一种麻木和愚昧。
中国社会骨子里对权力抱着对抗情绪，这些大都是不理智、无智慧和失望主义的发泄。
今天，在微博上凡是反对权力的都被大量转发，而正经地说一句真正解决问题的或有质量的话却很少有人会转。那么，权力带来的好处有多少，没有人真的去想；即使他承认带来过好处，他也会去对抗。一个人如果真正成熟，会慢慢地去想自己对抗的到底是什么，揭露的到底是什么。
我觉得我们的文化、政治应当有一个面对现实的态度。保持理智、人文、客观的判断，才是应有的胸怀和智慧。无端的咒骂、虚伪的歌颂，我觉得都是不可取的。
2012年春天，雕塑家任军在秦岭北麓完成了一件高60米的大型雕塑《朱雀》。
此前，任军曾创作了另一雕塑作品《水龙》。在刚刚上天的“神舟九号”飞船上，三位宇航员携带着丝绸绣制的《水龙》雕塑进入了太空。这在一直寄望通过公共艺术来表达公共意志和时代特征的任军看来，是波澜壮阔的时代赋予艺术家的机遇。
对彼岸的渴望
任军在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城市雕塑的职业生涯。
雕塑专业科班出生，他想把世界和中国的大师级作品、创作理念、艺术形式及思维介绍给当时还很少有城市雕塑的中国城市，一次次试图向各地官员介绍那些经典作品。
但他很快发现，从南到北，中国各地官员似乎都有一种共同的精神追求，充满着一种“英雄主义般的激情和躁动”，一切都为经济发展让路，整体显示出一种莫名的兴奋。市长们告诉任军，他们要在城市的门户、在城市开发区的入口、在城市的中心广场等等区域，用雕塑表达出振奋、向上、腾飞的精神意志。
这让当时满怀艺术理想的任军陷入失落。他渐渐明白，这与学校里对艺术的认识完全不同，他开始认真聆听各地城市的“普遍意志”，他很快明白，自己正身处一个飞速变革的时代。
“这种意志就是一个摸着石头过河的民族对彼岸的渴望。”任军对本刊记者说，“你在美术史里找不到表达‘腾飞’、‘跨越’的这类作品。”
1994年，任军受河南省沁阳市邀请，为这座城市创作一座大型标志雕塑。
市委领导的要求依然是“激情、向上”，一个看似非常抽象却又非常具体的要求。任军拿起一支马克笔，勾勒了几笔，“是这个意思吗?”市委领导立即兴奋地说：“就是这个意思!”
《律动》由此诞生。这件高21米、形似心电图的作品，直指蓝天。从此，任军开始了他“和时代脉搏一起律动”的创作阶段。
济南开发区的《世纪风》，苏州新工业园区的《异彩》，广西壮族自治区40年大庆的献礼作品《腾飞》，以及1999年昆明世界园艺博览会的标志雕塑《花开新世纪》…任军完成了大量城市雕塑作品，记录下20世纪最后十年中国人在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中的激情和梦想。
他的这种雕塑风格也迅速在中国走红，一系列类似主题的作品大量出现在大小城市的街道、厂区、广场等公共空间。
转从传统文化中寻找自信
进入新世纪的中国，无论是经济总量还是国际影响力均已今非昔比，这种变化也投射到民族和时代的情绪之中。任军发现，各地官员抛弃了以往对“腾飞”、“跨越”等意志表达的青睐，他们参与到更广泛的国际交流之中，在沉醉于经济发展成就的同时，开始感受到民族文化等软实力的缺位和落后。他们开始懂得回溯自己的文明，以期找到新的民族自信。
这段时期，任军从官员那里得到的要求不再是“腾飞、崛起”的激情与冲动，更多变为表达各自城市的历史、传统和文化。
这一时期，任军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思索灵感，创作的雕塑作品《唐人牵马图》、《捣练图》、《虢国夫人游春图》等再现了中国古代经典的绘画场景，先后获得了建设部、文化部等国家层面授予的城市雕塑年度大奖和优秀奖。
在任军眼里，这一时期的作品背后隐藏着一种带有文艺复兴理想气质的创作态度，试图去回忆、重拾被淡忘的中华文明，并重塑十几亿共和国公民的文化自信。而孔子学院、国学班在海内外的兴起和流行，和各地兴起的展现“城市历史文化”的雕塑作品，都是这种时代诉求的鲜明体现。
这种诉求在2008年到达高潮。任军认为，随着北京奥运会的成功举办，中国人的心态中似乎有了更多的强大和自信。思考、蜕变和重生
不过，在任军看来，一味地回忆传统文明未必能重塑当下的文化自信和民族品格。21世纪的头十年，现实主义利益原则下的道德失守事例屡见不鲜，食品安全、社会安全感不足等等又纠合在一起，让不少人感觉到迷惘和失望。
“今天思考最多的是，我们需要哪种文化信仰和社会主张。在全球化背景和互联网时代下，文化的失落、社会主张的混沌影响了中国人创造力的提升，包括经济在内的许多领域表现出一种梦想和信念的缺乏。”任军说。
“崩溃”是任军脑海里最近频繁出现的词汇。任军说，在艺术表现上，一种崩溃的气息能让那些智者感受到重生的希望，或者从恐惧中寻找到新的渴望。
在2008年以后的公共艺术实践中，任军再也没有听到地方政府官员表达过以往那种明确而一致的时代追求，许多城市雕塑开始成为公共空间里的闲情逸致、生活小品。任军说，这些作品反映出集体精神有走向世俗的一面。
2007年，任军“水系列”作品的诞生，展现出他开始了对自然、人、文明、死亡与重生的思考。2009年，温哥华双年展发来邀请，作品《水7#》、《水10#》还前往温哥华参加了2010年冬奥会。
2011年，西安举办世界园艺博览会，任军担纲在自己家乡举行的世园会标志雕塑的创作任务。在西安世园会开幕前的一个月，历时两年多、高36米长108米的大型标志雕塑《水龙》屹立在锦绣湖面上。
这是任军第一次把水的形态和龙的形象结合在一起。按照他的理解，中国龙源于水，是吉祥和威严的象征；同时，几千年来龙被作为王权和封建的象征，使龙的文化带着一种腐朽和专制的气质。任军说，《水龙》让龙的形象完成了一次颠覆和重塑，那是“一条全新文化意义上的真龙、一条上善之龙、一条充满未来性和永恒感的龙”。
任军说，《水龙》并不是他个人的奇思妙想和灵感乍现。“这是今天的中国人站在世界面前必须做出的思考和精神追求。中国如果不能对自己的文化进行一次面向世界的思考、蜕变和重生，那么这条‘水龙’就可能会成为冰、成为雨、成为云，而不会有中国龙的真正崛起。”
解读和记录中国的变革
《瞭望东方周刊》：你如何理解官员对城市雕塑的要求?
任军：我上世纪90年代的作品被别人认为属于一个英雄主义的时代。所谓英雄主义时代，最大的特点就是官员希望雕塑能够代表城市的精神和对新世纪的渴望，展现一种积极向上和崛起的精神。
这些作品的精神本质和表现形式是独一无二的中国时代特征。在我看来，我是用自己的艺术力量来解读和记录中国的变革。
《瞭望东方周刊》：人们通常认为艺术家应该保持相对超脱的态度，你怎么看?
任军：在西方的艺术体系尤其是画廊体系，包括文艺复兴之后我们对美术史的回顾，都认为艺术家必须要有独立的状态。问题是，艺术家的独立到底是什么独立?跟谁独立?独立于哪里?如果是独立于社会，脱离现实，我认为这样的艺术家就是雕虫小技的精神病。在我看来，艺术家非常多元，也是非常自由的。
《瞭望东方周刊》：你会不会担心自己和政府、官员绑得太紧?
任军：我不主张和政府官员绑得太紧，但是你和政府官员“绑什么”?这是要讲清的。我跟他们勾结去获得利益吗?这个应该批判。问题是官员通过行使权力让中国发生改变的意图和力量一如此强大的根本力量不能缺乏关注，这本身是需要艺术去表达的。如果艺术家对此是漠视的，那是一种麻木和愚昧。
中国社会骨子里对权力抱着对抗情绪，这些大都是不理智、无智慧和失望主义的发泄。
今天，在微博上凡是反对权力的都被大量转发，而正经地说一句真正解决问题的或有质量的话却很少有人会转。那么，权力带来的好处有多少，没有人真的去想；即使他承认带来过好处，他也会去对抗。一个人如果真正成熟，会慢慢地去想自己对抗的到底是什么，揭露的到底是什么。
我觉得我们的文化、政治应当有一个面对现实的态度。保持理智、人文、客观的判断，才是应有的胸怀和智慧。无端的咒骂、虚伪的歌颂，我觉得都是不可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