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慧城市发展倒逼标准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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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2008年IBM提出“智慧地球”概念,到今年住建部两度公布智慧城市试点,再到多部委联合起草《关于促进智慧城市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在我国智慧城市正在从概念一步步走向落地。
  标准制定各有出口
  在智慧城市备受关注的同时,其标准体系问题也被提上日程。今年3月,中国工程院召开“智能城市标准体系建设研究”研讨会,表示将完成中、英、德三个版本的“智能城市评价体系”国际交流稿,并可能诞生中国工程院版的智慧城市评价国际标准。10月15日,全球智慧城市高峰论坛筹备大会在海南万宁召开,其中一项重要的议题就是讨论智慧城市的国际标准。
  纵观我国智慧城市建设,不难发现,落地过程中的相关标准研究成果丰硕。2012年底,工信部就《智慧城市评估指标体系》向各地征求意见,拟形成由智慧准备、智慧管理、智慧服务3类一级指标和9个二级指标,共45个考察点组成的评估指标体系。同一时间段,住建部也发布了《国家智慧城市(区、镇)试点指标体系(试行)》,对保障体系与基础设施、智慧建设与宜居、智慧管理与服务、智慧产业与经济4个一级指标和11个二级指标、57个三级指标进行了制定。
  地方上,继2011年的《智慧城市指标体系1.0》之后,2012年上海浦东又出台了《智慧城市评价指标体系2.0》,升级后的体系共分为6个维度,包括18个要素、37个指标。2012年10月,中国标准化研究院在《浙江省智慧城市标准体系框架研究报告》中提出了浙江省智慧城市标准体系,共包含总体标准、服务标准、数据标准、应用标准、基础设施标准、管理标准和安全标准等7个子体系。
  “冰火两重天”,单个部门和地区的标准制定工作进行得如火如荼,而统一标准却迟迟不肯“露面”,着实吊足了大家的胃口。
  政出多门或为根源
  单一部门或地方的标准易出,而统一标准难产,何为?
  “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就国内而言,根源还要从智慧城市政出多门挖起。
  《经济》记者从住建部获悉,在出台第一批智慧城市试点之前,他们曾有意联合相关部委共同评选,但众口难调且时间周期过长,只能“自扫门前雪”。10月10日,来自科技部和国家标准委的又一份智慧城市试点名单新鲜出炉,南京、太原等共20个城市名列其中。至此,各相关部委几乎“人手”一份试点名单。
  在各大部委争先恐后出台试点城市、制定标准体系的同时,参与还是不参与,若参与,该如何参与,按照哪套标准参与,成了地方政府需要谨慎思考的问题。一位地方官员在接受《经济》记者采访时表示,“地方政府肯定也有矛盾和需要协调的地方,涉及到智慧城市建设的体制关系要捋顺,资源要共享,壁垒要打破,中央部委层面的指示要落到地上,还要有地方政府的理解、消化和执行。”落地一旦处理不好,便会出现一个城市身兼多个部委试点头衔、各主管部门各自为政、重复建设等现象。由此可知,要想建立统一的国内标准,各大部委先要统筹合作、统一出口,进而推动地方各部门协调交流,推动智慧城市建设。
  据悉,上述《关于促进智慧城市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已于7月22日报请国务院发布。业内人士认为,此意见一旦通过,我国智慧城市建设将结束政出多门、盲目建设的“乱象”,进入统筹推进的新阶段。
  各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技术水平不一也是智慧城市统一标准难以出台的一大原因。在我国,北京、上海等一线大城市较为发达,资金、技术、人才、基础设施等建设要素均已具备且相对优质,在智慧城市发展道路上可大踏步前进。相比较而言,二三线城市及小城镇由于自身基础薄弱,在智慧城市建设的起跑阶段就已然落后于一线城市,再加上各要素的缺乏和不完善,在后期的建设中将会与大城市拉开更大的距离。因此,如何平衡好大中小城市的发展目标,满足各地建设诉求,把握发展速度,成为制定统一标准的破题关键,难免需要长时间的思考与衡量。
  “先买车”形成倒逼机制
  国内标准不统一,是否能向国际标准“取经”?答案是否定的。由于对智慧城市的认识和建设侧重点不同,世界各国各行其是也导致国际标准一度难产。比如,瑞典的智慧城市建设主要体现在交通系统上;美国则在智慧电网方面一直走在世界前列;英国从智能建筑角度出发,建立“智能屋”、“Inter Home”;而日本、法国、新加坡、德国等也分别从智慧医疗、智慧城管、电子政府、智慧节能等方面着手本国智慧城市建设。
  “先修路还是先买车”,这是万宁市委副书记李东屿在全球智慧城市高峰论坛筹备大会上提出的问题。在城市建设方面,是未雨绸缪,在尚未“买车”之前先将道路修好,还是“亡羊补牢”,借“行车”倒逼基础设施建设?李东屿认为后者更符合万宁发展规划。
  这一论断也同样适用于国内智慧城市标准体系建设。近年来,各相关部委和研究机构通过调研及试点城市评选等形式,对各地方城市进行过全面、专业的分析,掌握了较为权威的分析结果,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各自系统的标准体系和建设规划,倒逼机制已然形成。在此条件下制定国内标准,可谓事半功倍。不仅能有效利用前期成果,还能缩短出台时间,推动我国智慧城市高效发展。
  同样,国际标准的制定也可采用此种模式。在参考各国标准的基础上,最大限度地顾及各国发展状况,制定出相对全面统一的国际标准,进而再指导各国智慧城市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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