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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前半叶，在中国人民为争取自身的解放而进行斗争的过程中，产生了为人民解放事业服务的音乐文化，这是在马克思主义思想指导下的音乐文化发展道路。吕骥同志是这一音乐文化发展道路的重要开拓者之一。
这一音乐文化发展道路有多方面的特点。其特点之一是主张音乐要为人民。吕骥同志在自编文选的《自序》中说：“我以为无论音乐创作，还是音乐理论，都不能离开人民，音乐创作应该歌颂人民的斗争和胜利，歌唱人民的欢乐和苦难，歌唱人民的希望和未来；而音乐理论则应该研究人民的生活，音乐与人民、时代的关系，为人民当前的利益而思考，为人民美好的未来而思考。”吕骥同志创作的一系列激励人民斗志的音乐作品，正是音乐为人民的思想的生动体现。20世纪30年代中期，在吕骥同志等致力于救亡歌咏运动的音乐家们的带动之下，抗日救亡的歌声响彻中华大地，有力地鼓舞了中国人民抗日救亡的斗志，体现了音乐为人民而产生的强烈的精神力量。
第二方面的特点是创作方法的特点。为了歌颂人民的斗争和胜利，歌唱人民的欢乐和苦难，音乐家在进行创作时遵循着辩证唯物主义反映论的原则，从人民的丰富生动的生活中汲取音乐创作的源泉，运用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来塑造生动感人的音乐形象。
吕骥论述了聂耳、冼星海的作品中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的体现。他提出，《黄河大合唱》是运用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的一部典范作品，他说：“不论是对于人民的战斗意志的歌颂，或者是对于象征着我国人民的像黄河一样的英雄性格和它的光辉历史的描绘，或者是对于当时的民族敌人的残暴行为的仇恨，这部作品都达到了真实的高度和理想的高度。作者运用了两者相结合的方法，把当时人民处在民族解放战争中的精神面貌既真实又理想地反映了出来。这里，我认为只有革命的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才能使作品反映生活达到高度的真实，只有革命的浪漫主义的创作方法才能使作品中的艺术形象达到理想的高度，两者的结合，就使得作品在两方面兼而有之。《黄河大合唱》鲜明地具有这个特点，所以我们认为它是两者相结合最典范的一部作品。”
吕骥同志在音乐创作方面努力实践他对创作方法提出的主张。大合唱《凤凰涅槃》就是一个鲜明的例子，这一作品的词采用郭沫若的同名长诗。诗人用寓言性的手法，以凤和凰作为主人公，通过对凤凰自焚而更生的描绘，表达了这样一个理想：黑暗恶浊的旧中国必将灭亡，在它的废墟上将会出现光明美好的新中国。诗中所刻画的艺术形象是凤凰和群鸟以及它们活动的背景，这显示着浪漫主义创作方法的特征，但通过这些艺术形象，诗人表达了他对于现实生活的真实感受，表达了他所体会到的人民群众的思想感情，他们的理想和希望。在这方面，又体现出鲜明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精神。吕骥在音乐创作中采用了合唱、重唱、独唱等多种声乐表现形式，同时运用了变化音旋律进行、复调手法、对比鲜明的调性变化等创作手段，以营造富于浪漫主义色彩的神话境界和表现强烈的感情。这部作品在运用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方面，在掌握大型声乐作品的艺术表现方法方面，都体现出吕骥在音乐创作上的创造性探索精神。
第三方面的特点是，从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出发对待民族音乐遗产，继承发扬其优秀成果，以作为创造今天的新音乐文化的借鉴。
在继承民族音乐传统的业绩方面，吕骥同志可说是我们的典范。早在1936年他发表的《中国新音乐的展望》一文中，就提出了救亡歌曲为了让工农群众易于接受，要创作“民族形式，救亡内容”的歌曲，并进行整理改编民歌的工作。1937年5月至7月间他在绥远省归绥工作时，开始进行收集民歌的实践，采录了一批蒙古族民歌和绥远地区汉族的民歌。1938年7月，在他的倡导下，延安鲁艺音乐系的一些师生成立了民歌研究会，1941年2月改名为中国民间音乐研究会。1942年吕骥为进一步推动民间音乐研究工作的发展，写了《中国民间音乐研究提纲》。文中提出：“我们研究中国民间音乐主要的目的，应该是了解现在中国各民族、各地区流行的各种民间音乐的状况，进而研究其内容与形式的关系，演变过程的历史，从而获得中国民间音乐的一些规律性的知识，作为接受中国民间音乐优秀遗产，建设现代中国新音乐的参考。”
由文化部、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中国音乐家协会联合主办的收集、整理、编辑出版《中国民间歌曲集成》《中国民族民间器乐曲集成》《中国曲艺音乐集成》《中国戏曲音乐集成》四大民族民间音乐系列，在我国和世界音乐历史上都是空前规模的工作，它使我国数千年流传下来的优秀音乐文化遗产得到保存和传播，它将成为我们继承发扬民族音乐传统，创造新的社会主义音乐文化的深厚的基础。
吕骥同志担负了这一史无前例的收集、整理民族音乐遗产的组织领导任务，参加了收集、编辑工作过程一系列重要的业务和学术活动，并亲自担任《中国民间歌曲集成》全国编辑委员会的主编。
吕骥同志在革命、战斗的一生中，满怀对共产主义坚定不移的信念，始终忠诚于党的事业，认真贯彻、实施党的文艺方针政策，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思想为指导的音乐文化发展道路，为争取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为中华民族音乐文化的全面发展做出了重大的贡献。他的业绩将永载史册。
*本文为作者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湖南省委宣传部、中国音乐家协会于2006年5月26日共同主办的“吕骥作品首发座谈会”上的发言。
伍雍谊：曾任中国音协书记处书记、《人民音乐》副
主编(责任编辑 张宁)
这一音乐文化发展道路有多方面的特点。其特点之一是主张音乐要为人民。吕骥同志在自编文选的《自序》中说：“我以为无论音乐创作，还是音乐理论，都不能离开人民，音乐创作应该歌颂人民的斗争和胜利，歌唱人民的欢乐和苦难，歌唱人民的希望和未来；而音乐理论则应该研究人民的生活，音乐与人民、时代的关系，为人民当前的利益而思考，为人民美好的未来而思考。”吕骥同志创作的一系列激励人民斗志的音乐作品，正是音乐为人民的思想的生动体现。20世纪30年代中期，在吕骥同志等致力于救亡歌咏运动的音乐家们的带动之下，抗日救亡的歌声响彻中华大地，有力地鼓舞了中国人民抗日救亡的斗志，体现了音乐为人民而产生的强烈的精神力量。
第二方面的特点是创作方法的特点。为了歌颂人民的斗争和胜利，歌唱人民的欢乐和苦难，音乐家在进行创作时遵循着辩证唯物主义反映论的原则，从人民的丰富生动的生活中汲取音乐创作的源泉，运用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来塑造生动感人的音乐形象。
吕骥论述了聂耳、冼星海的作品中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的体现。他提出，《黄河大合唱》是运用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的一部典范作品，他说：“不论是对于人民的战斗意志的歌颂，或者是对于象征着我国人民的像黄河一样的英雄性格和它的光辉历史的描绘，或者是对于当时的民族敌人的残暴行为的仇恨，这部作品都达到了真实的高度和理想的高度。作者运用了两者相结合的方法，把当时人民处在民族解放战争中的精神面貌既真实又理想地反映了出来。这里，我认为只有革命的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才能使作品反映生活达到高度的真实，只有革命的浪漫主义的创作方法才能使作品中的艺术形象达到理想的高度，两者的结合，就使得作品在两方面兼而有之。《黄河大合唱》鲜明地具有这个特点，所以我们认为它是两者相结合最典范的一部作品。”
吕骥同志在音乐创作方面努力实践他对创作方法提出的主张。大合唱《凤凰涅槃》就是一个鲜明的例子，这一作品的词采用郭沫若的同名长诗。诗人用寓言性的手法，以凤和凰作为主人公，通过对凤凰自焚而更生的描绘，表达了这样一个理想：黑暗恶浊的旧中国必将灭亡，在它的废墟上将会出现光明美好的新中国。诗中所刻画的艺术形象是凤凰和群鸟以及它们活动的背景，这显示着浪漫主义创作方法的特征，但通过这些艺术形象，诗人表达了他对于现实生活的真实感受，表达了他所体会到的人民群众的思想感情，他们的理想和希望。在这方面，又体现出鲜明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精神。吕骥在音乐创作中采用了合唱、重唱、独唱等多种声乐表现形式，同时运用了变化音旋律进行、复调手法、对比鲜明的调性变化等创作手段，以营造富于浪漫主义色彩的神话境界和表现强烈的感情。这部作品在运用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方面，在掌握大型声乐作品的艺术表现方法方面，都体现出吕骥在音乐创作上的创造性探索精神。
第三方面的特点是，从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出发对待民族音乐遗产，继承发扬其优秀成果，以作为创造今天的新音乐文化的借鉴。
在继承民族音乐传统的业绩方面，吕骥同志可说是我们的典范。早在1936年他发表的《中国新音乐的展望》一文中，就提出了救亡歌曲为了让工农群众易于接受，要创作“民族形式，救亡内容”的歌曲，并进行整理改编民歌的工作。1937年5月至7月间他在绥远省归绥工作时，开始进行收集民歌的实践，采录了一批蒙古族民歌和绥远地区汉族的民歌。1938年7月，在他的倡导下，延安鲁艺音乐系的一些师生成立了民歌研究会，1941年2月改名为中国民间音乐研究会。1942年吕骥为进一步推动民间音乐研究工作的发展，写了《中国民间音乐研究提纲》。文中提出：“我们研究中国民间音乐主要的目的，应该是了解现在中国各民族、各地区流行的各种民间音乐的状况，进而研究其内容与形式的关系，演变过程的历史，从而获得中国民间音乐的一些规律性的知识，作为接受中国民间音乐优秀遗产，建设现代中国新音乐的参考。”
由文化部、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中国音乐家协会联合主办的收集、整理、编辑出版《中国民间歌曲集成》《中国民族民间器乐曲集成》《中国曲艺音乐集成》《中国戏曲音乐集成》四大民族民间音乐系列，在我国和世界音乐历史上都是空前规模的工作，它使我国数千年流传下来的优秀音乐文化遗产得到保存和传播，它将成为我们继承发扬民族音乐传统，创造新的社会主义音乐文化的深厚的基础。
吕骥同志担负了这一史无前例的收集、整理民族音乐遗产的组织领导任务，参加了收集、编辑工作过程一系列重要的业务和学术活动，并亲自担任《中国民间歌曲集成》全国编辑委员会的主编。
吕骥同志在革命、战斗的一生中，满怀对共产主义坚定不移的信念，始终忠诚于党的事业，认真贯彻、实施党的文艺方针政策，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思想为指导的音乐文化发展道路，为争取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为中华民族音乐文化的全面发展做出了重大的贡献。他的业绩将永载史册。
*本文为作者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湖南省委宣传部、中国音乐家协会于2006年5月26日共同主办的“吕骥作品首发座谈会”上的发言。
伍雍谊：曾任中国音协书记处书记、《人民音乐》副
主编(责任编辑 张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