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5、6月间，国家总理温家宝考察辽宁省，8月初温家宝又考察了黑龙江、吉林两省，并在长春主持召开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座谈会。温家宝指出，支持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加快调整、改造，同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和加快东部地区发展一起，构成了中国现代化建设的重大战略布局。振兴东北的大幕拉开。
　　东北，曾经的“工业摇篮”，为新中国奉献了第一炉钢水、第一列内燃机车、第一架飞机、第一艘万吨轮、第一辆载重汽车，如今工业经济步履维艰，大批职工下岗失业，一度辉煌的老工业基地陷入窘境，人称“东北现象”；东北，曾经的“天下粮仓”，黑土地出产的大豆、大米、玉米、高粱数十年来源源不断调运入关，如今农副产品销售受阻，农业效益大幅滑坡，昔日重要的商品粮基地处境尴尬，人称“新东北现象”；东北，曾经的“资源宝库”，大庆的石油、阜新的煤炭、兴安岭的木材哺育了全国工业部门，如今自然资源进入高衰期，“四矿（矿山、矿城、矿业、矿工）”问题困扰着东北的油城煤城林城。一个戏剧性对比可以显示东北的兴衰沉浮：改革开放之初，辽宁的GDP是广东的2倍，而现在广东的GDP是辽宁的2倍。
　　计划经济时代风光无限的东北之所以在市场化进程中沉疴不起，必有其结构性原因。东北作为重工业基地，长期充当全国的“总装备部”，而一旦打开国门，其弱势地位立即凸现出来，市场份额直线下滑，根本原因在于我国在重工业领域不具备比较优势；东北作为商品粮基地，曾以机械化农场闻名全国，但农业领域开放之后，只能在西方现代农业面前相形见绌；东北的自然资源长期以计划价格调拨外运，许多资源型城市既无资金积累也无危机意识，错过了发展接续产业的机会。由于东北产业结构以资本密集型部门为主，在资本稀缺的中国难以通过自然途径生成，必然依赖国家大规模投资，因此东北国有经济比重极高，大型国企、中央企业密布，国有经济的所有弊病在东北也就更为深重。东北的经济问题本质上属于结构问题，结构问题的暴露需要一个较长的过程，如果对问题的性质缺乏清醒的认识，错过了利用缓冲期积极调整的机会，听任原有的不合理结构不断固化，那么危机的发生就是必然的了。
　　复兴东北，根本出路在于调整产业结构与产权结构：积极参与国际分工，抓住西方发达国家重工业向海外转移的有利时机，开展广泛的合资与合作，实事求是地确定自己在产业链与价值链中的位置；国有经济退出竞争性领域，积极引进外部资本改造国有企业，同时放手发展民营经济。结构调整绝非朝夕之功，与西部大开发相比，东北转型更为艰难，盖西部原来基础薄弱，近于在一张白纸上画图，只需做好增量文章，而东北局势盘根错节，往往需要推倒重来，消化存量的任务十分艰巨。复兴东北，首当其冲的就是债务问题，这不仅包括银行系统的不良资产、企业拖欠职工的工资与退休金，还包括社会保障巨额缺口和自然资源开发补偿欠帐，而追根溯源，终极责任者是各级政府，终极受损者是职工与公众。负债必须以资产抵偿，解铃还需系铃人，化解债务问题的关键在于各级政府如何处置国有资产。从更深的层次分析，既然东北问题的产生主要缘于政府行为，那么今后各级政府如何分摊转型成本、如何确定自己的角色与职能、如何为市场化进程清理环境，将决定这一“新辽沈战役”的结局。
　　诚然，东北的资源禀赋、经济区位、劳动力素质、科技与教育水平在全国居于中上游，且东北的问题已经暴露得比较充分、原有的水分已经大量挤出，复兴东北的客观条件已然成熟，东北继长江三角洲经济圈、珠江三角洲经济圈、环渤海经济圈之后成为中国经济“第四个增长极”的前景令人振奋，但我们必须承认，东北问题的性质是结构问题，结构的惯性是巨大的，结构的惰性是惊人的，结构背后的利益博弈是复杂而残酷的，欲使东北这条大船从旧体制港湾掉过头来、顺利驶入市场化新航线，需要我们充分估计问题和困难，以大气魄、大胸怀、大手笔做好这篇大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