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心雕龙·定势》篇是历来“龙学”研究中争议较多的篇章之一。在“势”的内涵方面，学术界的认识实际上并不统一甚至是各有秉持，相互之间又有交叉缠绕之处。本文立足于当前“龙学”研究之现状，对“势”的内涵进行探讨。
　　黄侃，结合“为文之术”论“势”，从文字考证的角度出发，追溯“势”之本义为“标准”、“法度”，范文澜、郭绍虞也认同此看法，此后追随者甚多，先后有詹锳、周振甫、寇效信等前辈论“势”为“趋势”、“趋向”。此外，陈延杰将“势”笼统地解释为修辞方法；罗根泽认为“势”是修辞。当代“龙学”研究者甚众，有言“势”为“姿态”、“姿势”（刘永济）的，也就是风格的外在表现，有言“势”为“气势”、“局势”（陆侃如）的；有言“势”为“随文体的要求而形成的特点”（牟世金）；有言“势”为“内部规律”或“客观规律性”（张少康）。但更多学者释“势”为“文体风格”（王元化、缪俊杰、杜黎、穆克宏）。
　　对前人观点进行梳理和辨析，我们可以得出刘勰前后的诸多文家，虽并未都以“势”字立论，但他们所阐述的内容却是相同的，即文体的基本格调，归于本质，仍是侧重“客观风格”问题。
　　但从全书整体出发，以《定势》篇是“一发牵全身的、具有特殊意义的章节”来看，如果把此篇仅仅看成是论述风格形成的客观因素，就有可能掩盖了刘勰以“定势”命篇的更深一层的用意。范注指出《文心》各篇具有前后相衔的特点，下篇头五篇即《神思》、《体性》、《风骨》、《通变》、《定势》是一个不可分割的理论整体，它们的旨意前后相连，体现着刘勰倾力“剖情析采”的完整的指导思想，并支配和影响着下篇的理论探讨。可以说，这五篇是下篇“商榷文术”的纲领。
　　刘氏置《神思》为各篇之首，揭示出“情数诡杂，体变迁贸”，接着便以“体性”命篇，言明主体情思的多变而创作出不同风格的作品；风格的形成离不开“情”与“辞”，故而《风骨》篇，以“风”来规范“情”，以“骨”来规范“辞”。但如何建树这种令人向往的“风骨”美质从而保证文学创作的健康发展呢？即是《风骨》中谈到的“洞晓情变，曲昭文体……昭体故意新而不乱，晓变故辞奇而不黩”。故此《通变》与《定势》两章，解决了如何做到“洞晓情变”与“曲昭文体”这两个问题。
　　至此，我们不能一般地把“势”当作“文体风格”，因为这个任务已在文体论中解决了。刘氏所谓“乘利而为制”的“势”，在这里指根据具体条件而决定最有利的机变的意思。至于文之“势”，则要作者根据文体的特点和需要，写出具有不同风貌的文章，这就叫“随体而成势，随变而立功”，所以我们可以得出：《定势》篇的要旨是在“定”循体成势的原则，不是专门探讨风格形成问题。但把“势”解释为“根据具体条件而决定最有利的机变”，又把“定势”之旨理解为“定”循体成势的原则，总让人感觉两者难以衔接。既然如此，把势理解为“内在特点或内在要求”岂不更妙？
　　在笔者看来，“势”同“风骨”一样，本身并不是风格或文体风格，却是风格不可缺少的因素，它们为“风格”的形成提供内在的特点和要求。对于“势”而言，其“内在特点或要求”是什么呢？吾以为，应该到宗经之“六义”中去寻找依据。
　　刘勰之所以提出宗经“六义”，因其看到“论说辞序，则易统其首……故文能宗经，体有六义：一则情深而不诡，二则风清而不杂，三则事信而不诞，四则义直而不回，五则体约而不芜，六则文丽而不淫”。（《宗经》）
　　这里所言“易、书、诗、礼、春秋”，都是相对应各类文体的典范，典之于或情深、或风清、或事信、或义贞、或体约、或文丽。
　　再看《定势》篇，刘勰云：章表奏议，则准的乎典雅；赋颂歌诗，则与羽仪乎清丽……连珠七辞，则从事于巧艳：此循体而成势，隨变而立功者也。
　　这里刘勰为各类文体“定势”，或典雅、或清丽、或明断、或核要、或弘深、或巧艳。
　　从上不难看出：情深—弘深、风清—清丽、事信—明断、义直—典雅、体约—核要、文丽—巧艳———此中“弘深”与“情深”稍有差距，但“弘深”是“箴铭碑诔”的内在要求，“箴铭碑诔”必然要求情真意切，故而“情深”与“弘深”本质相似。因此，以上六组意义基本是对应的关系，就此可以看出，“`定势之旨”与“`六义之旨”是一致的。另外，从刘勰作两篇的目的来看，“宗经”是为“正末归本”，“定势”是为“执正驭奇”，二者也是一致的。
　　因此，刘勰所言之“势”，是指文章的“内在特点或要求”；刘勰定“势”，就是确定文章的“内在特点或要求”要合乎“六义”之典范。进一步而言，《定势》篇之主旨便是规范各种文体的“内在特点或要求”，宜合乎“六义”，才能改变当时文坛“浮文弱质”、“瘠义肥辞”、“反正为奇”、“失体成怪”的现象。
　　（作者介绍：王慧，山西师范大学文学院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古代文学）